六

其实，黎明在抗大就有机会入党，不过被他拒绝了。

鉴于黎明在抗大的出色表现，中队长边章武决定找他个别谈话，开门见山就是：“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党员？”

“为，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黎明惊愕得像痴呆了似的，半晌才反问一句。

“入党为了坚决抗日，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不加入共产党就不能坚决抗日，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当然可以。”

“那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边章武颇为尴尬，知道找错了对象，当即转移了话题。

当时的抗大公开宣扬共产党的主张，但共产党的组织却没有公开。黎明原以为参加红军自然就是参加共产党，哪里想到红军里面另外还有秘密组织，这不是“结党营私”嘛。难道红军内部也有“党同伐异”？他以前和樊向贵多次讨论：国民党镇压抗日救亡，贪污腐化，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做，坏就怀在他们拉帮结派，成立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组织：党。他们认为结党是万恶之源。黎明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投身抗日救国，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就决不能只和少数人沆瀣一气。自己不仅不能拉帮结派，反而应该以模范行动抵制它。黎明后来把这个故事当笑话来讲。其实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朴素信念如同他的初恋，他可以在日后平凡平庸，琐碎繁杂的生存竞争中忽略她，但决不肯把这份纯真从自己记忆的底层中真正清除掉。

七

现在，面对谢富治提出的同样问题，黎明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黎明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心里还是有个小九九。很多从延安新分配来的知识分子，一到部队马上就当了政治教员，参谋，干事，甚至副指导员。在部队里，党完全公开，是不是党员谁都一清二楚。老同学邵英就因为是党员，现在已经是支队教导员，管着好几百号人。只有自己依旧是个不伦不类的文化教员，一开党支部会就得靠边站。在抗大本来有机会，却被一个傻瓜给拒绝了，幼稚，太幼稚了。”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根本没有一点结党营私的影子。黎明周围的党员，特别是陈锡联，谢富治这些旅级干部，在生活上和普通战士基本没有什么区别。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光体现了个人的革命坚定性，而且也很光荣。

所以，当时的黎明简直是喜出望外。

接下来，谢富治把黎明拉到里屋内单独问话。

“你是什么成分？”

“我爷爷手里有几十亩地出租。”

“到底多少？三十亩以上要算地主了。”

“我那时小，不清楚。恐怕到不了三十亩。在城里还开过铺子。”

“啥铺子？有多少资本？”

“买布的。资本不清楚。”

“有没有绸缎？有绸缎就算资本家了。”

“不清楚。”

“你爸爸干什么的？”

“中学教员。”

“就算个小资产阶级罢。地主，资本家上边不好批。”

接着填表。谢富治对着门外喊了声：“锡联，你看就我们俩做黎明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吧？”

“老子从来不介绍臭知识分子入党。”陈锡联笑哈哈地走进来，一眼看见了黎明脚上那双日本牛皮靴，眼珠一转：“不过嘛。嗯，黎明同志，你这穿双靴子真不错，看上去很威风。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

黎明那时小毛头一个，旅长的话真让他受宠若惊。他马上把靴子扒拉下来。陈锡联把脚伸进去后，连说几声：“很合适，很合适嘛。”眼睛一挤巴，说：“谢谢你，黎明同志。既然你送给我，我也就不客气了。”

黎明愣了半晌，天下竟有这么“无耻”的旅长。顿时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陈锡联的脚就往下扒拉靴子，恨恨地说：“哪个同意送给你的？亏你还是堂堂旅长，明目张胆抢人靴子。”

陈锡联干这勾当也不是一回两回儿了，哪里肯放。边说边嘻皮笑脸地说：“我答应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老子不需要你介绍。共产党都像你这种人，早没人理会了。”黎明已经气急败坏。

谢富治在旁边洒脱地笑笑：“我看还是讲点经济学原理：等价交换吧。”

“对，对，等价交换。”陈锡联从上衣口袋上摘下一支钢笔，递给黎明道：“你看我搞的战利品，听政委说还是美国货呢。我大字不识几个，别这儿也是个浪费。你们文化人拿去正好用得着。这双鞋你穿上威风是威风，但太笨重，行军也不方便。我骑马上上下下多得劲儿，你送给我，公平交易，该行了吧？”

黎明看见那支派克钢笔，早已心痒痒得不行，连忙一把抓过来。嘴里还直嘟囔：“算了，小人不见大人怪，当兵的不跟旅长争，就算我做个人情。不过入党介绍人可是你答应了的。”

八

按党章规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三个月候补期，但黎明参加宣誓后，没过几天就提前转正。当时他是以极虔诚的心情和极严肃的态度履行入党手续和仪式的。特别是入党宣誓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庄严神圣的感觉，满腔热情，决心要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入党之后，黎明马上由文化教员提升为政治教员。

不想，刚开始上政治课就被狠劲地忽悠”了一把。

第一堂课的讲授提纲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遵守这个原则，就会影响民族团结，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黎明在课堂上讲得唾沫横飞，头头是道。没几天，旅部找党员去开会，忽然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要进行批判，可把黎明弄懵了。这不都是上级的指示吗？上课的提纲是旅部印发的，准备课是教育科召集的，怎么说错就错了？别说黎明那时的政治水平绝不可能有辨别这样大事的能力，就是经过多年政治风浪考验，明白很多政策是错误的，他也不敢公然唱反调。党员会议开过后，教育科又召集黎明他们开会，布置改变讲法。提纲也改变了，改成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批判两个“一切经过”的提法。

由于照旧让黎明上政治课，他思想上倒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不过为了备课，黎明还是仔细阅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那时他是越读越觉得有味道。觉得列宁不仅写的精辟、深刻，而且简直象是针对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讲的，他那会儿还不知道这个政策和王明有什么关系。黎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越琢磨越感到陈独秀丧失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后果严重。同时，对照太行山的情况，他感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要经过国民党的许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要得到阎锡山的批准，真要这样办，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怎么能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有了这一次波折，自己着实用了点功夫去掌握批判的武器，用了点脑子去提高辨别的能力，似乎真正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根据。所以，按新精神讲课的时候，觉得更加头头是道。学员也都通情达理，听了黎明讲自己的理论水平低，没有辨别能力，他们在讨论时也说自己的文化低，没理论，需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没有一人怪罪黎明。黎明也就心安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