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那一天陽光燦爛，幾千人的部隊匯集在傅集鎮外的平壩子地上。黎明和白丁說說笑笑到了會場。白丁指點着宣傳隊的女孩子，悄悄對黎明說：“你小子那輩子修來的福氣，不用上前線，還可以成天泡女孩子。”

“你來試試？成天泡女孩，還不能犯錯誤。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生在福中不知福’。”黎明調侃道。

“不行，老子也得沐浴點兒春風，不能讓你們這幫傢伙占盡了便宜。”白丁忍不住，跑到前排，一屁股坐在了小何旁邊。

公審大會的主席台很簡陋，是臨時用木頭架子搭建的。台子兩邊豎起兩根立柱，頂頭綁上一根橫梁做門面。立柱上掛着大幅標語，分別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懲辦漢奸賣國賊’，既不對仗，也不工整。橫梁上的橫幅寫着四個大字：“公審大會”。主席台上沒有桌椅，所有人都站着。謝富治和師部軍法處長卜盛光在主席台中央，其他人站在一側，包括陳錫聯。

正在熱鬧，就聽得一陣短促的軍號聲，部隊馬上安靜下來。謝富治上前簡短說了一句：“公審大會現在開始。”然後指指卜盛光：“現在，請八路軍一二九師軍法處長卜盛光同志主持公審大會”。

卜盛光上前一步，開口就是殺氣騰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派，漢奸，賣國賊，國民黨特務邵英押上來。”

黎明的腦袋好像挨了一棒子，臉色頓時變得煞白。他想站起身往前探頭，立馬被身後的一雙有力大手摁住了肩膀。接着，聽到趙保田低沉地聲音：“坐着，別動。”

這時，只見一個五花大綁的傢伙踉踉蹌蹌，被幾個全副武裝的戰士推搡着進入會場，像賴皮狗似地癱倒主席台前方的地面上。領頭的特務連長鍾偉元抓住他的頭髮，將他提起來面對全體觀眾。

黎明這次看清楚了。但，這根本不是那位紅光滿面，生氣勃勃，嘴角總是帶着一絲笑意的太行英雄？此時的邵英，臉皮呈灰濛濛的慘白色，頭髮蓬亂，眼眶深陷，低着頭，弓着腰，膝蓋以下好像沒了骨頭。他好像想說話，但嘴巴被一塊布死死塞住，只能手腳無助地徒勞掙扎。

謝富治走到前台講話：“同志們，在這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我們必須時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頭腦。日本帝國主義想要從軍事上消滅我們，國民黨反動派想要從經濟上困死我們。他們豢養的漢奸走狗，托派特務處心積慮要打入我們內部，破壞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戰爭。列寧同志說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些混入我們內部的漢奸走狗，托派特務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我們必須揭露他們，清除他們，把他們徹底消滅乾淨。

台下站着的這個人，相信很多人認識，他就是國民黨特務，一個地地道道的托派，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平時，他偽裝進步，欺騙黨，欺騙組織，欺騙群眾，一到關鍵時刻就暴露出自己的階級本性。勾結日寇，背叛革命，投靠敵人，打擊破壞我抗日民主根據地。最終成為不齒於全體抗日軍民的狗屎堆。

同志們，這就是教訓，深刻的教訓。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的敵人是何等的狡猾，何等的無恥，何等的瘋狂。我們必須擦亮眼睛，警惕，警惕，再警惕。堅決粉碎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

接着卜盛光攤開一張布告，大聲念道：

“布告

為了保衛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建設，保衛軍隊和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勝利成果，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及其漢奸走狗的囂張氣焰。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最高軍事法庭特此宣判：

犯罪人，邵英，男。二十三歲，漢族，陝西南鄭人，出身：大資本家，原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團政治部主任，冀南挺進支隊政委。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秘密加入‘托派’組織。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夥同‘托派’骨幹徐步，李達，括號，已被我鎮壓，括號完，等組織成立‘托派’太行山支部，刺探情報，破壞根據地建設。民國三十年六月，勾結日軍圍剿三八五旅冀南挺進支隊，致使我軍蒙受重大損失。同月，背叛革命，投靠國民黨匪軍孫殿英部，並指使其襲擊我冀南抗日根據地，殺害我基層工作人員。

此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犯罪人本人對此也供認不諱。鑑於犯罪人上述罪行性質惡劣，情節嚴重，危害重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經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最高軍事法庭批准，對犯罪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此布。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一二九師軍事法庭

民國三十年月日”

接着，有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等口號，一時群情激憤，山呼海嘯。在群眾的咆哮聲中，幾個人又推着邵英往會場外面跌跌蹌蹌的走去。走着走着，鍾偉元抽出一把明晃晃的日本戰刀，雙手攥緊，朝邵英的後腦勺和後頸背用力砍去，只見一股鮮血紅彤彤的像噴泉一般，朝上迸射出來，邵英一個趔趄，向前匍匐下去，接着撲上去幾個人，有拿大刀砍的，有拿刺刀捅的，邵英連呼吸都沒來得及，就象一條狗似地攤在血泊中了，被刀砍開的頭皮一層白一層紅的重疊着，撐張着，白融融的腦漿混着網絡一般紅紅的血絲，一堆挨着一堆，令人眼悸心寒。

黎明沒有看見這一幕，他抱着頭坐在地上，渾身抽搐，好像殺的不是邵英而是他自己。他的腦子不停地旋轉：邵英是托派？絕對不會。他從參加革命到離開太行山，都和自己在一起。說他是托派，證據是什麼？有些什麼具體破壞活動，一切細節都不清楚。當然，他是打了敗仗，但那最多不過是指揮失誤，怎麼和勾結日寇扯得到一起？你謝富治就沒有指揮失誤的時候嗎？說他是叛徒，好像更沒譜兒。他對太行山根據地那麼熟悉，要投降幹嘛不直接帶日本人來找三八五旅主力，何必襲擊什麼基層組織，地方工作人員？問題是：如果邵英真是個好人嗎？真的被冤屈了？上級何必這麼興師動眾大動干戈呢？黎明不敢這樣想。這種事，既不能向別人請教，更不能向上級反映，只能悶在肚子裡，自己做自己的工作。管他媽的，人已經死了，上級說他是托派，是叛徒，肯定有充分根據的。千萬不能讓別人發覺我有思想問題，給我加上一頂和托派、叛徒劃不清界限的帽子。想想對邵英動手的幾個同志當時的神情，一個個的確憤怒到了極點，仇恨到了極點，特別是鍾偉元，老紅軍，老革命，一雙雙圓鼓鼓的眼睛，像要爆出來似的，像要噴出火焰似的。邵英要不是個兇惡的反革命，怎麼會引起這些同志如此仇恨？唉，也許是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在作怪，認不清敵人，有溫情主義。既然宣布了他的罪行，組織上肯定是掌握了充分證據。

趙保田等部隊散場後，把黎明從地上提起來，揪着他的耳朵吼叫：“黎明，別跟丟了魂兒似的。不就一個邵英嗎？以後這種事兒多的是，犯不着較勁兒。”

黎明強迫自己鬆弛肌肉：“怎麼開、開會前我，我沒看見你，從、從哪兒冒出來的？”

“從哪兒冒出來的？要不說謝老財，他媽的吊聰明，把他的東西盤得緊巴巴的，生怕你出問題。是他特意讓我來的，盯着你。還好，正趕上你小子不顧死活地要出頭。”趙保田接着說：“趕快去旅部，老謝有話給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