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时分抵达北京，下得车来，千恩万谢司机后，与那五个泸州学生道别，我俩前往天安门广场上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当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设置了群众上访接待处，负责接收来自全国各地诉苦的老百姓所写的上访材料，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到了晚上那些接待大厅都不关门，很多上访群众都在大厅里面过夜，或合衣而坐，或就地倒卧，灯火通明，沸沸鼎鼎，热闹非凡。我来北京，纯粹是临时起意，毫无目的，根本没有上访诉苦之要求，来这里就是解决临时住宿的问题。

  前一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从北京领跑。老毛号召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破四旧，立四新，而且明文规定部队和公安机关不得对造反的群众实行镇压，首先遭殃的就是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那些校长和老师们。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女红卫兵们将时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打死、将副校长胡志涛打成重伤，开了先河，然后迅速扩散。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后来更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杀事件中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北京开了头，全国跟着闹。上海大兴抄家之风，一开始还主要针对敌特人员，后来扩展为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那些民族资本家有钱人不知道被抄了多少次家，狂被割韭菜，结果比平民还贫穷。成都自然也不能幸免，多年后得知，太座的父母与三哥的岳丈岳母当时都是学校老师，从来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做人，照样被红卫兵光顾抄家。所幸三哥的泰山大人事先有所预料，将银行存折卷起来塞入晾衣服的竹竿里面，逃过一劫。天下大乱，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倒是活了一把痛快。1966年10月底，我和同学们一起从成都坐火车到北京，进行了所谓的大串联，见识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还于11月3号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老毛的接见。那会儿的大中学生，个个都是小粉红，没有5毛钱的补贴，成天还跟打了鸡血一样闹腾。闹了一年，全国各地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这才引来源源不断的地方老百姓赴京上访的洪流，把文化宫里面的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

  我们家在北京工作的亲戚，只有姑姑一个人。当年全家去四川的时候，二哥上高中没有随行。1965年他考上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数学系，一直住在学校。可是很不巧，我来到北京的时候，他去外地了。到达北京当天，因为时间太晚不敢前去打扰姑姑，因此和重庆学生相伴，打开塑料布，书包当做枕头，在文化宫接待处一个空地就地倒下，先过一夜再说。

  半夜时分，坐在我面前的一位外地中年人仍然在兴致勃勃的与他人聊天，毫无睡意。我头枕书包，眼睛一直闭着，不断地被他吵醒，可是又不好意思打断他的发言。突然间，一位年轻人跑过来和他争辩起来，我睁眼一看，只见那人拍拍中年人的肩膀跟他说：“同志，你在公共场所也要注意一下影响，这里这么多人，你不穿裤子坐在这里唠嗑，实在太不雅观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眼前正对着的是大叔的光屁股。也许他前面用衣服盖着，可是聊天聊得兴起，忘记了后面还开着天窗。万没想到这人还有这等坏习惯，心里一阵大骂晦气，急忙换个位置掉头再睡。

  第二天一早，坐上5路公共汽车来到右安门大街，姑姑在轻工业部工作的宿舍在那里。以前住北京的时候，姑姑经常来我们家做客，我们也去她家做过客。姑姑孤身一人，不苟言笑，严肃刻板，我们小孩子以前都特别怕她。我这次前去找她，也不做什么太大希望，只是存一丝侥幸心情，看她能不能容我居住几天。姑姑以前是有老公的，名曰李达，是二野刘邓大军的参谋长，第三号人物。抗战期间在延安的时候，李达经常半夜在外打牌，然后被姑姑前去揪着耳朵拉回窑洞，被众人传为笑谈。据说“李达怕老婆”这话在延安广为人知，可见我这姑姑脾气有多暴躁。解放军进城以后不久，李达有一次住院遇见了一位小护士，三两下就对上眼了，出院以后姑姑就被蹬了，所以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前姑父。

           李达，邓小平，刘伯承，张继春 合影  （网络图片）

  李达1955年获上将军衔，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不过和另外一个李达相比，广东话说那就麻麻哋啦。那一位李达才是真正的牛人，人称文李达，他文革前是武汉大学校长，是真正的中共创始人。1920年8月，李达与陈独秀等8人共同创办了共产党，1921年开一大会议时，老毛从湖南到上海，李达问他是CP（共产党） 还是CY（青年团），毛说是CY，李达说你来都来了，那就火线加入CP吧。所以尽管老毛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是坊间却公认为李达是老毛实际的入党介绍人。李达才高八斗，文采出众，文革初期被整，向老毛求救，无果，1966年8月在武汉去世。

  到了姑姑大院，重庆学生在院子里等我，我一个人上楼去找姑姑。姑姑正好在家，先是吃了一惊，随即严肃万分地问我干什么来了。我也没做啥准备，编不出什么理由。只好实话实说：来瞎转几天。一边聊天，姑姑一边在厨房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吃面的功夫，姑姑的口气软了下来，看得出她一直在思索。我心里冒出了一丝希望，开始考虑怎么顺便把那位重庆学生一起解决了。问完我们家的情况，姑姑摊牌：现在形势太乱，各家各户都不允许接待外来的人员，包括亲戚，所以她也没法容我居住几天。得，空欢喜一场。第二年二哥回成都探亲，我给他讲了这一段往事，他大吃一惊，说姑姑赶你走是意料之中，但是居然给你下了碗面吃，简直是天方夜谭。二哥居北京，与姑姑之间走动比较勤，万万没有想到他对姑姑的评价如此之低。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姑姑就跟恶魔一样。

  吃完面嘴一抹，灰溜溜的下了楼。重庆学生已经不见了踪影，想必是等着不耐烦开拔了。我心里那是一个空荡荡，好不容易到了北京，第二天就变成了光杆司令。没办法，逛逛大街吧，晚上仍然去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人打地铺。

  在北京的几天，公园基本上没有去转悠，彼时北海公园已完全封闭，成了江青的跑马院。颐和园也时开时关，因为头一年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曾经叫嚷要把颐和园给铲了，周恩来连哄带劝才勉强存活。唯一光顾的公园是景山公园，小时候家住景山东街，加上景山公园对小学生免费，所以经常去溜达，1961年在景山公园里面的北京少年宫前面还和获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庄则栋握了手。景山公园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登上景山峰顶万春亭，四周俯瞰宏伟壮丽的京城美景，心情稍稍舒畅一些。南看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北眺与中轴线一脉相承的钟鼓楼，西观同是皇家御苑北海的白塔，东望精巧美妙的故宫角楼，江山无限景，都取一亭中。下得景山，想参观故宫却是不得而入。故宫当时属于四旧，不予开放，有一段时间还成为抄家物资堆放处。据史料，老毛1951年就对北京市长彭真讲过，要把故宫给拆了。彭真极力赞成，甚至已经做好了规划。消息传出，当时的考古学界，建筑学界一片哀鸿，梁思成们悲天哭地。要知道，当年日本兵占领北京的时候，还派兵守卫故宫，以免受到破坏。幸好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部里所有处长拟写了一份决议，保留故宫，老毛的提议才没有得以落实。2006年第1期《炎黄春秋》有一篇回忆文章，讲的是陆定一去世了以后，其老家江苏无锡市的故居要被拆掉修大马路。但是北京去了一批专家学者和官员，把陆定一故居给完完整整的保护下来，他们当时说的原话是：“当年陆定一对得起北京城，我们今天要对得起陆定一。”。有趣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第一个被打倒的重量级人物集团是彭罗陆杨，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彭真十分不服气，喊冤说：“当年我是支持毛主席拆故宫的，陆定一他是主张保留的，我俩怎么能放在一起？”

  无景可看，当然只能是遛大街逛百货公司，尤其是光顾一些专营无线电元件的商店。北京毕竟是首都，无线电商店里比成都的商品丰富多了。计划中去南京买的无线电元件偏流电阻在北京的大栅栏一家商店里也有，虽然比南京的稍贵几分钱，可也忍不住诱惑买了一些。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个偏流电阻在关键时候救了我的命。

  第3天在文化宫睡完觉起来以后，蓬头垢面走上长安街。突然一个人大呼我的名字，跑到我的跟前。定睛一看，原来是雅生。失散了几天再次重逢，两人激动万分。相问之下才知道，雅生比较老实，掉队之后，自己花钱买了车票坐到北京，晚上自然也是无处可居，同样睡在文化宫地上。

  第4天文化宫接待处贴出通知：大家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听周总理讲话。雅生和我反正也是无事可干，顶着烈日就去了工体。进了门才知道，大会主题是动员外地的上访人员回家乡。这形势变化得也是真快，去年8月份号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学习取经斗批改。今年8月是动员在北京的人回自己家去。和现如今北京开大会的戒备森严完全不同，那天的大会虽然有周恩来谢富治戚本禹等大人物出席，结果连门票都不要，也没有警察维护秩序，超级接地气。体育场内，看台上坐满了群众，底下足球场上跑道上也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几百面不同花式和颜色的旗帜和横标乱七八糟竖立在场中，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不同派别的人们在球场中互相争吵和谩骂，好一幅和谐画面。

  周恩来总理首先讲话，讲的具体内容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奉劝大家回家的。有一句话很清楚：“回去吧，回去吧…”，言语中充满了无奈和焦虑。文化大革命狼烟四起，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且不管大事小事，大多数要周恩来亲自出面，就是神仙也招架不住。老爹以前跟我讲过：在延安时，他们几个给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是耳朵一边在听，眼睛一边在看其他文件，手上握笔不停地在写东西，嘴巴还要和汇报者交流。几种器官同时运作而且还不出错，协调有序，实在是超人一个。可就是这么一位超人，文革中也几乎被累垮了。

  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第二个讲话，此公讲话慢慢吞吞，死气沉沉，无盐无味，底下所有的人估计没有一个人在听。前一个月，谢富治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起赴成都重庆和武汉去解决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纷争的问题。7月份的成都和重庆，是全中国武斗最厉害的两个城市。由于彼时两地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已经全部瓦解，他们的听众都是造反派成员，与他们讲话的宗旨气味相投，所以没有遇到任何大麻烦。可是到了武汉就不同了，武汉当时有着人数众多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背后还有武汉军区的部队支持。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由于是支持造反派，引起“百万雄师”和部队干部战士的强烈抵制。7月20日早晨，“百万雄师”众多保守派人员和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的战士们涌进东湖宾馆“百花二号”楼，揪住王力一阵拳打脚踢，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有意思的是，百万雄师里面的一个成员叫罗得胜，一开始误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当成了王力，将陈司令一顿胖揍。而此时，老毛也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不知道他当时看到这场景做何感想，是否联想到了西安事变的华清池？周恩来无法控制局势，赶紧安排老毛乘飞机离开武汉，落荒而逃，那也是1958年之后老毛最后一次坐飞机。

  第三个讲话的是戚本禹，说老实话，他的发言最精彩。因为说话很冲，很符合年轻人的脾气，所以讲话过程中还收到过一两次掌声。当时中央文革的4个笔杆子分别是王力，关峰，戚本禹和姚文元，都红得发紫。来自上海的笔杆子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的序幕，凭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而北京的戚本禹1963年就写出了《评李秀成自述》，深得老毛欣赏。当年江青的机要秘书阎长贵曾撰文：“那时他（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轰动了史学界。文章大气磅礴、先声夺人、文字华美，读起来使人酣畅淋漓，使人大历史系的青年学子佩服得五体投地。”1967年3月30号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大赞义和团，并且第一次不点名地公开指出，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风头一时无两，远超姚文元，炙手可热。可不曾想就在这次对我们讲话几天以后的8月26号，老毛一句话，戚本禹和王力关峰就被一起打倒进了秦城。在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年代，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朝不保夕，全中国只有老毛一个人完全正确。

  三个人讲完话以后，全体听众一哄而散。讲话有没有效果，只有天知道。

  第5天，我和雅生分手在北京火车站，他心虚不敢再走了，打道回府成都，顺便带回我写给我妈的一封信。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朝着心目中的圣地南京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