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二月份，太座與俺回了趟成都，不為別的，專為完成植牙大業的最後一步程序：將臨時假牙換為終末假牙Final Prosthesis。

去年5月在成都不萊梅口腔醫院被院長一頓忽悠，毫無思想準備地進行了一場全口植牙手術。德國醫生執刀下手，全程冷峻。第一周是植下排牙齒，術後雖說疼痛了兩天，一周后基本正常。第二周進行上排牙齒的手術，情況大不相同。過程中始終疼痛，補打了一次麻藥也沒好去多少。拔牙，鑽孔，植入種植體釘子，每一個過程都和牙床骨頭密切相關。而上面的牙齒骨頭神經與鼻子眼睛距離近很多，感覺上比上一周的下排植牙痛苦增加數倍。手術過程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渣滓洞白公館的地下黨人在遭受獄卒們嚴刑拷打時的場景，感同身受。當時還有點羨慕他們，他們忍受疼痛的時候可以咬緊牙關，可我這會兒是無牙可咬。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德國鬼子宰割，毫無還手之力。

術後一周，牙齒始終疼痛，臉腫的像個大饅頭，和小說《烈火金剛》中的日本鬼子豬頭小隊長無異。去社區醫院吊了三天消炎藥水也沒有什麼幫助。拍了一個醜陋萬分的自拍照，通過微信送給醫院聯絡員常小姐。詢問是否要回醫院檢查，結果被告知，這都是很正常的，再過一周就會消腫恢復原樣，敬請放心。俺這個人糊裡糊塗過了一輩子，幾十年始終是輕信別人的忽悠。過了幾天面部有些輕微消腫，估計會平復如初，所以就放心大膽地回了加拿大。

回來之後，這上排牙左邊始終隱隱約約作痛。有時自己找一些消炎藥來吃，會減少痛苦，可是一旦咬了點花生之類的硬物，立馬又原形畢露。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完了半年時間的恢復期，今年1月趕回成都。放下行囊，立馬奔往不萊梅醫院。

醫院的護士小姐倒是熱情招待笑靨如花，很快就給我安排進了手術室。過得片刻，德國醫生巴沙爾博士一臉和藹可親地步入室內。待得我張開嘴巴，他臉色大變，急忙用工具卸下假牙，一看這臨時假牙的固定橋已然斷裂，完全失去了作用。此刻博士全然失去了紳士風度，厲聲責問旁邊的中國醫生和護士去年是咋搞的。他邊責怪他們邊問我是怎樣保護這排牙齒的，噼里啪啦一大堆問題。旁邊一個小翻譯美女還在試着幫我翻譯，我心想這博士的英語還不如我呢，乾脆直接跟他說得了。最後結論，上排植牙手術完全失敗，只能重新植牙，現在的任務就是把植入的與骨頭之間沒有完美結合的種植體釘子取出來。等到那6個種植體的坑重新癒合，恢復之後再進行新的植牙。這一下好了，原本失敗的種植牙好歹還能嚼東西，現在上排光光如也，食物進入嘴巴咋辦，總不能每頓飯干吞吧。着急之餘，一旁的李醫生給我解惑：下一輪植牙之前，先做一排真空式臨時假牙帶上，儘管隨時有脫落的可能，大多數時間應該是貼在牙床上的。後來的實踐證明此舉是唯一可行辦法，確實解決了吃飯問題。只是要特別注意打哈欠和打噴嚏，前者經常讓整排假牙脫落，後者更猛，會直接將牙齒噴出去。

一月底臨近中國春節，與醫院掛鈎的假牙工廠在廣東，目前剛剛放假停工，所以我的假牙完成尚需時日。這可真是屋漏偏逢連天雨，等待的這10來天，我啥好東西都沒法吃，喝稀飯，喝麵糊糊成了每天的必修課，成都這座美食之城與俺絕緣，徹底變成了背景板。

不能吃，走路還行。於是乎每天乘車毫無目的四處閒逛，稀飯糊糊早晚吃，中午那頓就喝水。一個多月把成都市周邊的那些縣份都逛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眉山縣的三蘇祠和三國時期蜀中大將張飛長期駐守的閬中市。有一天和太座隨機上了一輛公共汽車，汽車在成都南部的高新區和天府新區東繞西轉，突然一個大牌陡然出現，讓我大吃一驚，蘇碼頭！

這蘇碼頭正是當年我下鄉插隊之處，距離成都足有60里（30公里）之遙。當年每次從生產隊回成都，都覺得漫長得像要遠征；沒想到如今坐上一輛公共汽車，搖搖擺擺，無意間就晃到了。成都市擴容“攤大餅”實在攤得太大，當年的窮鄉僻壤，如今居然成了市區的一部分，讓人頓生恍如隔世之感。

說起下鄉插隊，每個知青心中都有一本血淚賬。當年我若是隨中學分配，本該去廣元縣。那裡雖是武則天的故鄉，卻儘是深山老林，小麥極少，水稻更無，主食全靠玉米。當地農民一日三餐吃玉米，腸胃反應極大，因而家家戶戶都備着大缸自製酸菜來中和酸脹。揭開缸蓋，黑綠黑綠的酸菜就像城裡下水道的排泄物，慘不忍睹，奇臭無比。自知沒有堅強意志在彼處安身，我立馬轉尋他方。幾番折騰，終於聯繫到仁壽縣籍田區新秦公社解放大隊落戶。仁壽縣是四川第一大縣，有百萬農戶，當時成都市許多中學的學生都被分配至此，包括十四中、十六中、五中、文化宮中學等，記得巴黎老高是十六中的高中生，也去了仁壽縣。加上我們這些自行聯繫的學生與本地知青，規模多達數萬。相較廣元，仁壽的條件要好上許多，丘陵地區有不少冬水田可以種水稻。

我們與農民同工不同酬。當時全國農村以大寨式工分為標準，最強勞力一天算10分，其餘人遞減。我和D同學因常去趕集，被視為偷懶，一天只給評6分。當時10分價值七分錢，我干一天可掙四分二厘人民幣。一年辛苦勞作下來，理論上能分到十來塊錢，實際上俺從未在生產隊拿到過一分現金，偶爾的零花錢全靠趕集時挑幾十斤紅薯去賣。三年後抽調回城，會計把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結算下來我居然還倒欠生產隊40多塊錢，幸虧老母親慷慨解囊，才把我救出火坑。糧食方面，兩個人一年能分到200來斤稻穀、200來斤小麥和1000多斤紅薯。200斤稻穀只能碾出約120多斤米，200斤小麥約磨出140斤面，平均到每個人頭上，每月米麵不過十來斤，哪裡夠吃？於是那1000多斤紅薯便成了保命的主力軍。每頓飯都以紅薯為主，微量摻點米；唯有遇上特大喜事、心情極佳時，才敢奢侈地吃一頓純米飯。紅薯吃多了，每天上午10點左右胃裡就瘋狂倒酸水，心口難受萬分，毫無辦法，只能在心裡拿廣元來墊背，畢竟比起吃那臭氣熏天的酸菜和玉米，這日子好歹強上三分。

吃的比廣元略好，勞動強度卻遠勝廣元。廣元的山區氣候類似於北方，冬天鮮有農活，相對輕鬆；仁壽縣卻是一年四季不得空閒，尤以夏季插秧最為辛苦。一大早天剛蒙蒙亮，全隊社員就下水田。婦女們在田埂上朝田裡扔秧捆，水田裡的男人以最快速度拆秧、插秧，從早到晚腰杆幾乎沒機會伸直。“腰都要累斷了”這句話，在那時絕非誇張。天黑收工，貧下中農便開始給我們講故事，說解放前地主請他們栽秧，一天管五頓飯，大魚大肉還有湯圓。起初我們還不信，聽得多了才漸漸接受。

栽秧辛苦，秧苗長大後的“薅秧”同樣不輕鬆。每天赤腳站進水田，拿着耙子順着秧苗間隙把雜草一把把耙掉。彼時鮮少有化肥，水田裡全靠茅房掏出的大糞鋪滿水面，時不時便有糞便中的蛔蟲漂到眼皮底下。此時面部表情絕不能露出驚恐，否則定會被社員恥笑。

我們住房周圍有200多座墳塋，剛開始我一直以為這是解放前歷年積攢下來的。有一次生產隊集中在一個院子裡傳達中央文件，結束後隊長讓大家發言表態。起初無人說話，後來婦女隊長開了口，說着說着越來越激動，竟聲淚俱下、嚎啕大哭起來。原來她的父母、兄弟當年是一個接一個餓死的，相繼都埋進了我們屋旁的那片墳地里。其他社員也紛紛加入控訴，大隊長見勢不妙，急忙制止了眾人。我當時還沒聽明白，和小聲交談的農民兄弟說萬惡的舊社會地主真是太壞了。那位大兄弟白了我一眼，說這些事都發生在1960年前後大躍進期間，與地主有啥相干？那一瞬間，我如同五雷轟頂，整個人徹底懵了。

我和D同學所在的生產隊是解放三隊，鄰居解放4隊有文化宮中學的三位女學生。其中兩位顏值不敢恭維，且永遠是沉默寡言，另一個姓L的女生相貌稍微好一點，但愛說愛笑，頗為引人注目。這位L女，當時也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後來她竟牽連進了一場震驚成都的公交車爆炸案。

我們下鄉後的第2年，附近解放4隊的地界上突然大興土木，建起了一座成都軍區後勤部氮肥廠。建好之後，我們去蘇碼頭趕集就有近道可抄，方便很多。更讓人高興的是，隔三差五，氮肥廠中間的一塊空地就會架起大銀幕放電影。此時如同過節一般，人人興高采烈。氮肥廠的軍人職工整整齊齊的坐成方塊狀，他們周圍和銀幕對面就站滿了聞風而來的農民和我們少數知青。電影的內容其實枯燥無味，新聞簡報特別多，紀錄片不少，故事片極少，主要是《地道戰》《地雷戰》一類。記得有一次放映的電影是蘇聯故事片《列寧在1918》，開映後不久，大喇叭突然響了，傳來了一段放映員的講話：“桶子面，撈蝦米，豬尾巴！”（註：尾巴按照北京話念為Yi Ba）我心裡是一陣犯嘀咕，這列寧同志在1918年時和這些中國吃食有啥關係？接下來的話稍微好懂一點，大意是下面這段影片是資產階級的黃色內容，大家要帶着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話音剛落，銀幕上就出現了《天鵝湖》的鏡頭：穿着緊身衣的王子和白裙飄飄的奧傑塔在優雅的小提琴聲中翩翩起舞。跳躍、旋轉、輕輕托舉，奧傑塔的雙臂就像舒展的翅膀一樣輕盈，把天鵝的柔美和委屈演得活靈活現。剛才還充滿着嘰嘰喳喳話語的現場，頓時徹底的安靜下來，解放軍戰士和貧下中農們此時都進入到了階級鬥爭的狀態，批判性地美美的欣賞了一段資產階級的黃色鏡頭。電影散場之後，我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沾滿了泥巴，趕快跑到解放軍洗衣服的洗衣台去洗手。旁邊站着三個邊洗手邊說着外省話的女兵，正巧也在討論剛才聽到的放映員前三句話是啥玩意兒，連忙洗耳恭聽。只見一個操着京片子的女兵走了過來，十分不屑的回答她們：“這都聽不懂，他說的是同志們，老鄉們，注意吧！”

            這塊空地就是當年用來放電影的風水寶地

那會兒心裡是很不平衡的，我們本來在城裡當學生，這些解放軍戰士以前是農村的農民，可現在我們社會地位完全顛倒了過來。他們經常充當警察和法官的角色，農民和知青只要一出現矛盾，多半會把知青扭送到氮肥廠去求公斷，軍人們絕對是偏向農民。有一次有四個同學來找我們玩兒，一位陳姓同學順手在田埂上扯了一把茅豆杆，還沒走到我們屋子就被農民發現，衝上來強行把他扭送到了氮肥廠，結結實實挨了一頓打。這位陳姓同學文革初期曾經響應偉大領袖破舊立新的號召，自行把名字改成了“陳破舊”，貽笑大方。我曾把這段趣事寫進過博文。憶文革初期的改名之風 - 博客 | 文學城  陳同學後來也入了伍，在太原當兵，官至營長才轉業，當了國家幹部。

十幾年以後我已經在成都市一所高校當了老師，教的課程當中有一門是統計學。彼時社會上電視大學，職工大學、夜大學風起雲湧，工商管理專業和財會專業班數不勝數，統計學是他們的必修課。由於本人講這門課的功夫冠絕成都市，來請我去授課的單位絡繹不絕。某天正吃早飯，忽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素不相識的軍官。他自我介紹是成都軍區後勤部下屬電大班的主管，特請我去給他們班上課。坐上他的吉普車風馳電掣，抵達的地點居然就是那座軍區氮肥廠！講完課後，對方奉上好酒好菜，全程上賓對待。那以後每次車接車送，講課費還遠高於其他單位。這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想當年在此下鄉時，對他們絕對是高山仰止啊。

                這棟氮肥廠的行政樓，就是我上課的地方

話說回來，太座聽罷我的一番自我吹噓的歷程，提出要去氮肥廠走一走，順便看看我下鄉的地方。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可以順便在太座面前來一番憶苦思甜。行至氮肥廠大門驚訝地發現，由於各種原因工廠已經閉門歇業好幾年了,當年的輝煌不再，令人唏噓。

  行進途中看到的這些解放軍宿舍營房，當年在我的心目中，猶如宮殿一般。 
 
  

 廠房依然聳立，馬達不再轟鳴。

  工廠背後的一間民房和我與D同學當年居住的房屋非常相似。

 樹叢的背後就是我當年落戶的生產隊，悲哉。

 重新登上公車，趕至公社所在地秦皇寺。早已是物是人非，鳥槍換炮了。

最近偶爾刷抖音，常能刷到一些美女在慷慨激昂地高聲歌唱：“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每次聽到唱這首歌，我就渾身冒火。這些女人拿別人的痛苦當做快樂，渾不知唱這首歌的時候，是在別人的傷口上面撒鹽。 

有朋友此時可能會關心L女的汽車爆炸案了,莫急莫急，聽俺慢慢道來。

成都市70年代發生過兩次16路公車爆炸案，第二次發生在1979年5月7日傍晚，事發地點位於成都市人民中路，共造成10人遇難、26人受傷。作案兇手來自於雲南，純粹是社會報復。彼時排球高手亮媽正隨隊前往體育館參加比賽，路遇爆炸堵車，只能繞道而行，險些耽誤了比賽。這一次爆炸案，報紙上電視台都有所報道。 靚媽在給我的留言中，還詳細的訴說了事發經過。                           

                      （網絡圖片）

而第一次爆炸案是第二次的幾年以前，L女是爆炸案的犧牲者。話說1972年四川省開始大規模從農村招收知青回城，L女被招至成都市某單位上班，其男友則被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單位招收。兩地分居十分不便，而那個時候異地調工作比登天還難，L女遂提出分手。豈知男友堅不同意，和好無望，男友決定來一個魚死網破，同歸於盡。於是乎渾身捆綁炸藥約L女見最後一面，L女不知有詐，與男友見面後共同登上16路公車，隨着一聲巨響，兩人香消玉殞。當時坐在離二人很近的汽車後排售票處的女售票員出於好心，抱着一個小姑娘在自己身上。結果小姑娘遇難，售票員意外生存。這一次爆炸案發生時文革還沒有結束，所有的媒體都沒有報道,我是從L女的同學口中得知。

雜感至此結束，雞零狗碎，雜亂無章，不成系統，更無精雕細琢，純粹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諸位見笑了。

     （除去最後一張圖片，其餘皆為本人所攝，質量堪憂，但真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