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一二月份，太座与俺回了趟成都，不为别的，专为完成植牙大业的最后一步程序：将临时假牙换为终末假牙Final Prosthesis。
去年5月在成都不莱梅口腔医院被院长一顿忽悠，毫无思想准备地进行了一场全口植牙手术。德国医生执刀下手，全程冷峻。第一周是植下排牙齿，术后虽说疼痛了两天，一周后基本正常。第二周进行上排牙齿的手术，情况大不相同。过程中始终疼痛，补打了一次麻药也没好去多少。拔牙，钻孔，植入种植体钉子，每一个过程都和牙床骨头密切相关。而上面的牙齿骨头神经与鼻子眼睛距离近很多，感觉上比上一周的下排植牙痛苦增加数倍。手术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渣滓洞白公馆的地下党人在遭受狱卒们严刑拷打时的场景，感同身受。当时还有点羡慕他们，他们忍受疼痛的时候可以咬紧牙关，可我这会儿是无牙可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德国鬼子宰割，毫无还手之力。
术后一周，牙齿始终疼痛，脸肿的像个大馒头，和小说《烈火金刚》中的日本鬼子猪头小队长无异。去社区医院吊了三天消炎药水也没有什么帮助。拍了一个丑陋万分的自拍照，通过微信送给医院联络员常小姐。询问是否要回医院检查，结果被告知，这都是很正常的，再过一周就会消肿恢复原样，敬请放心。俺这个人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几十年始终是轻信别人的忽悠。过了几天面部有些轻微消肿，估计会平复如初，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回了加拿大。
回来之后，这上排牙左边始终隐隐约约作痛。有时自己找一些消炎药来吃，会减少痛苦，可是一旦咬了点花生之类的硬物，立马又原形毕露。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完了半年时间的恢复期，今年1月赶回成都。放下行囊，立马奔往不莱梅医院。
医院的护士小姐倒是热情招待笑靥如花，很快就给我安排进了手术室。过得片刻，德国医生巴沙尔博士一脸和蔼可亲地步入室内。待得我张开嘴巴，他脸色大变，急忙用工具卸下假牙，一看这临时假牙的固定桥已然断裂，完全失去了作用。此刻博士全然失去了绅士风度，厉声责问旁边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去年是咋搞的。他边责怪他们边问我是怎样保护这排牙齿的，噼里啪啦一大堆问题。旁边一个小翻译美女还在试着帮我翻译，我心想这博士的英语还不如我呢，干脆直接跟他说得了。最后结论，上排植牙手术完全失败，只能重新植牙，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植入的与骨头之间没有完美结合的种植体钉子取出来。等到那6个种植体的坑重新愈合，恢复之后再进行新的植牙。这一下好了，原本失败的种植牙好歹还能嚼东西，现在上排光光如也，食物进入嘴巴咋办，总不能每顿饭干吞吧。着急之余，一旁的李医生给我解惑：下一轮植牙之前，先做一排真空式临时假牙带上，尽管随时有脱落的可能，大多数时间应该是贴在牙床上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此举是唯一可行办法，确实解决了吃饭问题。只是要特别注意打哈欠和打喷嚏，前者经常让整排假牙脱落，后者更猛，会直接将牙齿喷出去。
一月底临近中国春节，与医院挂钩的假牙工厂在广东，目前刚刚放假停工，所以我的假牙完成尚需时日。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等待的这10来天，我啥好东西都没法吃，喝稀饭，喝面糊糊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成都这座美食之城与俺绝缘，彻底变成了背景板。
不能吃，走路还行。于是乎每天乘车毫无目的四处闲逛，稀饭糊糊早晚吃，中午那顿就喝水。一个多月把成都市周边的那些县份都逛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眉山县的三苏祠和三国时期蜀中大将张飞长期驻守的阆中市。有一天和太座随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汽车在成都南部的高新区和天府新区东绕西转，突然一个大牌陡然出现，让我大吃一惊，苏码头！
这苏码头正是当年我下乡插队之处，距离成都足有60里（30公里）之遥。当年每次从生产队回成都，都觉得漫长得像要远征；没想到如今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摇摇摆摆，无意间就晃到了。成都市扩容“摊大饼”实在摊得太大，当年的穷乡僻壤，如今居然成了市区的一部分，让人顿生恍如隔世之感。 说起下乡插队，每个知青心中都有一本血泪账。当年我若是随中学分配，本该去广元县。那里虽是武则天的故乡，却尽是深山老林，小麦极少，水稻更无，主食全靠玉米。当地农民一日三餐吃玉米，肠胃反应极大，因而家家户户都备着大缸自制酸菜来中和酸胀。揭开缸盖，黑绿黑绿的酸菜就像城里下水道的排泄物，惨不忍睹，奇臭无比。自知没有坚强意志在彼处安身，我立马转寻他方。几番折腾，终于联系到仁寿县籍田区新秦公社解放大队落户。仁寿县是四川第一大县，有百万农户，当时成都市许多中学的学生都被分配至此，包括十四中、十六中、五中、文化宫中学等，记得巴黎老高是十六中的高中生，也去了仁寿县。加上我们这些自行联系的学生与本地知青，规模多达数万。相较广元，仁寿的条件要好上许多，丘陵地区有不少冬水田可以种水稻。 我们与农民同工不同酬。当时全国农村以大寨式工分为标准，最强劳力一天算10分，其余人递减。我和D同学因常去赶集，被视为偷懒，一天只给评6分。当时10分价值七分钱，我干一天可挣四分二厘人民币。一年辛苦劳作下来，理论上能分到十来块钱，实际上俺从未在生产队拿到过一分现金，偶尔的零花钱全靠赶集时挑几十斤红薯去卖。三年后抽调回城，会计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结算下来我居然还倒欠生产队40多块钱，幸亏老母亲慷慨解囊，才把我救出火坑。粮食方面，两个人一年能分到200来斤稻谷、200来斤小麦和1000多斤红薯。200斤稻谷只能碾出约120多斤米，200斤小麦约磨出140斤面，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每月米面不过十来斤，哪里够吃？于是那1000多斤红薯便成了保命的主力军。每顿饭都以红薯为主，微量掺点米；唯有遇上特大喜事、心情极佳时，才敢奢侈地吃一顿纯米饭。红薯吃多了，每天上午10点左右胃里就疯狂倒酸水，心口难受万分，毫无办法，只能在心里拿广元来垫背，毕竟比起吃那臭气熏天的酸菜和玉米，这日子好歹强上三分。 吃的比广元略好，劳动强度却远胜广元。广元的山区气候类似于北方，冬天鲜有农活，相对轻松；仁寿县却是一年四季不得空闲，尤以夏季插秧最为辛苦。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全队社员就下水田。妇女们在田埂上朝田里扔秧捆，水田里的男人以最快速度拆秧、插秧，从早到晚腰杆几乎没机会伸直。“腰都要累断了”这句话，在那时绝非夸张。天黑收工，贫下中农便开始给我们讲故事，说解放前地主请他们栽秧，一天管五顿饭，大鱼大肉还有汤圆。起初我们还不信，听得多了才渐渐接受。 栽秧辛苦，秧苗长大后的“薅秧”同样不轻松。每天赤脚站进水田，拿着耙子顺着秧苗间隙把杂草一把把耙掉。彼时鲜少有化肥，水田里全靠茅房掏出的大粪铺满水面，时不时便有粪便中的蛔虫漂到眼皮底下。此时面部表情绝不能露出惊恐，否则定会被社员耻笑。 我们住房周围有200多座坟茔，刚开始我一直以为这是解放前历年积攒下来的。有一次生产队集中在一个院子里传达中央文件，结束后队长让大家发言表态。起初无人说话，后来妇女队长开了口，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竟声泪俱下、嚎啕大哭起来。原来她的父母、兄弟当年是一个接一个饿死的，相继都埋进了我们屋旁的那片坟地里。其他社员也纷纷加入控诉，大队长见势不妙，急忙制止了众人。我当时还没听明白，和小声交谈的农民兄弟说万恶的旧社会地主真是太坏了。那位大兄弟白了我一眼，说这些事都发生在1960年前后大跃进期间，与地主有啥相干？那一瞬间，我如同五雷轰顶，整个人彻底懵了。 我和D同学所在的生产队是解放三队，邻居解放4队有文化宫中学的三位女学生。其中两位颜值不敢恭维，且永远是沉默寡言，另一个姓L的女生相貌稍微好一点，但爱说爱笑，颇为引人注目。这位L女，当时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后来她竟牵连进了一场震惊成都的公交车爆炸案。
我们下乡后的第2年，附近解放4队的地界上突然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成都军区后勤部氮肥厂。建好之后，我们去苏码头赶集就有近道可抄，方便很多。更让人高兴的是，隔三差五，氮肥厂中间的一块空地就会架起大银幕放电影。此时如同过节一般，人人兴高采烈。氮肥厂的军人职工整整齐齐的坐成方块状，他们周围和银幕对面就站满了闻风而来的农民和我们少数知青。电影的内容其实枯燥无味，新闻简报特别多，纪录片不少，故事片极少，主要是《地道战》《地雷战》一类。记得有一次放映的电影是苏联故事片《列宁在1918》，开映后不久，大喇叭突然响了，传来了一段放映员的讲话：“桶子面，捞虾米，猪尾巴！”（注：尾巴按照北京话念为Yi Ba）我心里是一阵犯嘀咕，这列宁同志在1918年时和这些中国吃食有啥关系？接下来的话稍微好懂一点，大意是下面这段影片是资产阶级的黄色内容，大家要带着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话音刚落，银幕上就出现了《天鹅湖》的镜头：穿着紧身衣的王子和白裙飘飘的奥杰塔在优雅的小提琴声中翩翩起舞。跳跃、旋转、轻轻托举，奥杰塔的双臂就像舒展的翅膀一样轻盈，把天鹅的柔美和委屈演得活灵活现。刚才还充满着叽叽喳喳话语的现场，顿时彻底的安静下来，解放军战士和贫下中农们此时都进入到了阶级斗争的状态，批判性地美美的欣赏了一段资产阶级的黄色镜头。电影散场之后，我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沾满了泥巴，赶快跑到解放军洗衣服的洗衣台去洗手。旁边站着三个边洗手边说着外省话的女兵，正巧也在讨论刚才听到的放映员前三句话是啥玩意儿，连忙洗耳恭听。只见一个操着京片子的女兵走了过来，十分不屑的回答她们：“这都听不懂，他说的是同志们，老乡们，注意吧！” 
这块空地就是当年用来放电影的风水宝地
那会儿心里是很不平衡的，我们本来在城里当学生，这些解放军战士以前是农村的农民，可现在我们社会地位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经常充当警察和法官的角色，农民和知青只要一出现矛盾，多半会把知青扭送到氮肥厂去求公断，军人们绝对是偏向农民。有一次有四个同学来找我们玩儿，一位陈姓同学顺手在田埂上扯了一把茅豆杆，还没走到我们屋子就被农民发现，冲上来强行把他扭送到了氮肥厂，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打。这位陈姓同学文革初期曾经响应伟大领袖破旧立新的号召，自行把名字改成了“陈破旧”，贻笑大方。我曾把这段趣事写进过博文。忆文革初期的改名之风 - 博客 | 文学城 陈同学后来也入了伍，在太原当兵，官至营长才转业，当了国家干部。
十几年以后我已经在成都市一所高校当了老师，教的课程当中有一门是统计学。彼时社会上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夜大学风起云涌，工商管理专业和财会专业班数不胜数，统计学是他们的必修课。由于本人讲这门课的功夫冠绝成都市，来请我去授课的单位络绎不绝。某天正吃早饭，忽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军官。他自我介绍是成都军区后勤部下属电大班的主管，特请我去给他们班上课。坐上他的吉普车风驰电掣，抵达的地点居然就是那座军区氮肥厂！讲完课后，对方奉上好酒好菜，全程上宾对待。那以后每次车接车送，讲课费还远高于其他单位。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当年在此下乡时，对他们绝对是高山仰止啊。
这栋氮肥厂的行政楼，就是我上课的地方
话说回来，太座听罢我的一番自我吹嘘的历程，提出要去氮肥厂走一走，顺便看看我下乡的地方。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可以顺便在太座面前来一番忆苦思甜。行至氮肥厂大门惊讶地发现，由于各种原因工厂已经闭门歇业好几年了,当年的辉煌不再，令人唏嘘。
行进途中看到的这些解放军宿舍营房，当年在我的心目中，犹如宫殿一般。
 厂房依然耸立，马达不再轰鸣。
工厂背后的一间民房和我与D同学当年居住的房屋非常相似。 树丛的背后就是我当年落户的生产队，悲哉。 
重新登上公车，赶至公社所在地秦皇寺。早已是物是人非，鸟枪换炮了。  
 最近偶尔刷抖音，常能刷到一些美女在慷慨激昂地高声歌唱：“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每次听到唱这首歌，我就浑身冒火。这些女人拿别人的痛苦当做快乐，浑不知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别人的伤口上面撒盐。 有朋友此时可能会关心L女的汽车爆炸案了,莫急莫急，听俺慢慢道来。
成都市70年代发生过两次16路公车爆炸案，第二次发生在1979年5月7日傍晚，事发地点位于成都市人民中路，共造成10人遇难、26人受伤。作案凶手来自于云南，纯粹是社会报复。彼时排球高手亮妈正随队前往体育馆参加比赛，路遇爆炸堵车，只能绕道而行，险些耽误了比赛。这一次爆炸案，报纸上电视台都有所报道。 靓妈在给我的留言中，还详细的诉说了事发经过。 
（网络图片）
而第一次爆炸案是第二次的几年以前，L女是爆炸案的牺牲者。话说1972年四川省开始大规模从农村招收知青回城，L女被招至成都市某单位上班，其男友则被四川省攀枝花市某单位招收。两地分居十分不便，而那个时候异地调工作比登天还难，L女遂提出分手。岂知男友坚不同意，和好无望，男友决定来一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于是乎浑身捆绑炸药约L女见最后一面，L女不知有诈，与男友见面后共同登上16路公车，随着一声巨响，两人香消玉殒。当时坐在离二人很近的汽车后排售票处的女售票员出于好心，抱着一个小姑娘在自己身上。结果小姑娘遇难，售票员意外生存。这一次爆炸案发生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我是从L女的同学口中得知。
杂感至此结束，鸡零狗碎，杂乱无章，不成系统，更无精雕细琢，纯粹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诸位见笑了。 （除去最后一张图片，其余皆为本人所摄，质量堪忧，但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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