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三岁到六岁一直去空司幼儿园，长托，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次。我们院虽然有二十多个同龄人，但只有杜彬和我同班。巧的是我是男生大王，她是女生皇帝。那时男女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互动，可谓井水不犯河水。这到不是因为我们早熟，而是觉得女生就是弱者，尤其我这个男孩头，对女孩更是不屑一顾。她们在我眼里就是一碰即碎的唐瓷娃娃，根本不耻为伍。只有那些虽是男生却软蛋熊包的人，才时常欺负女生。

那时每天中午起床后，都要分水果吃。男女小朋友混坐成两排，按顺序走上前在盆里拿出一个果子，然后回到座位上吃。每到这时我都会郁闷，因为明明心里想拿最大的，但在众目睽睽下又不得不违心捡最小的拿。回到坐位上的我，根本就没有心思马上吃果子，而是两眼紧盯着那个装果子的大盆，看到底谁拿了那个最大的果子。由于离的较远，所以看不太清楚。但时间久了，我终于发现‘最无耻’的就是杜彬，于是我在心里嘲笑她，看不起她。现在想想，其实她很真实，起码不做违心的事，而我却虚伪得多。

幼儿园的老师天天给我们讲英雄的故事，还让我们学习雷锋，要互相帮助，多做好人好事，而且不能怕苦怕累。有一天，杜彬说肚子疼，老师问大家谁愿意帮助她，为了表现积极，我自告奋勇的举起手来，老师马上表示赞许，并当众表扬了我。这时杜彬提出要去厕所，老师马上让我陪她去。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又说不出口，只好硬着头皮跟了出去。幼儿园的男女厕所在同一个房间内，区别是女生在左侧，男生在右侧。看着杜彬痛苦的走进去，我就站在外面等。心里正后悔应了这个差事，杜彬却叫我进去，并告诉我她拉虫子了，让我马上去叫老师。她门也不关，我看到虫子像一条白绳悬下来。我没有听她的话，而是壮着胆走过去，心一横眼一闭硬是用手把虫子拽了下来。回到活动室，杜彬抢着向老师汇报，老师奖励我一个小朵红花，还说了许多赞美的话，但不知为什么我却高兴不起来。

后来我们又上了同一所小学，分在一个班里。那些年每逢八一建军节，部队都要会餐，并特赦似的对家属们网开一面。这让尚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小孩子们不知道有多开心。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像大人们一样登堂入室，兼有名正言顺的和他们平起平坐的殊荣。在每个孩子的心中，能成为一个大人而独立自主的愿望由来已久，而能参加大人们的宴会，算是我们总算让我们跟大人的世界贴上边了。记得那时会餐前每人都得先吃个糠菜团团，叫忆苦思甜。那黑乎乎的东西真的很难下咽，但还要互相监督着吃下去。等领导讲完话，宴会才正式开始，早有些等不及的我们瞬间就吃成一团。有一年会餐后，有人就开始背后议论起杜彬的爸爸，说他因为吃的太多了，把肚子撑暴了(其实是胃穿孔)。从此就有人拿这事取笑杜彬，而每每此刻杜彬总会像一只发怒的母狮和人拼命。而许多人，包括男生都不是她的对手，慢慢议论的人就少了。

杜彬在体征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眼睛大，屁股大。熟悉她的人，无论男生女生都只议论她的屁股，埋汰她，背后叫她大屁股，而她的优点我却从未听到有人提起过。人啊人，都活得太自我，太自以为是，而看到别人多是些缺点和毛病。 

上小学5年级时，我随父母搬到外地。等文革结束我家再搬回来时，我已经是名大学生了，而院里其他的孩子几乎都当了兵。没多久杜彬的父亲就病死，为了照顾杜彬，部队给她在军医院谋了个文职药剂师的职位。而长大后的我们却很少联系，有时偶尔在院里巧遇，也就是点下头意思意思。后来听说她一直没有结婚，其原因众说纷纭，但多数是说她脾气不好。我很同情她，却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再见面时更客气，话也多些。

我出国的第一年回国就听说她得乳癌病故了。我想她应该死不暝目，一个女的，才三十几岁，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没有做过女人就。。。。。。她是颗流星，还没有完全显耀就陨灭了
。

不久我的另一个发小，女的，也亡故了，留下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和才下岗的老公，得的也是癌症。

现在想起她们，我的心情依旧沉重。我们活着的人，无论贫穷，总还活着。还有权力去仇恨，喜欢，爱别人和世间的东西。而她们呢? 万事皆空！

好好活着，别为欲望当炮灰，不值得，尤其是那些身外之物。命最要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