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声明

张国堂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009年1月6日修改

　　一切人生而平等。据此原则，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与胡锦涛平等的权利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据此，我在《中国人的权利宣言》中公开宣布，我要竞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并且还说我的目标是当全中国（含台湾）第一任民选的总统。
　　许多人不相信我能成功，还有人把我的说法当作笑料，也有的人说我的主张不合潮流。不论别人怎么看，我自己是信心十足，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70%的把握还是有的。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势造英雄”。股市有云“勿与趋势作对”。又云，“先走一步治人，后走一步治于人”。政治上也一样，赶潮流要赶潮头，勿赶潮尾。面对社会的大趋势，面对强大的社会潮流，只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被淘汰）。这是无情的历史规律。
　　当前中国的大趋势是：民主自由是潮头，共产主义是潮尾。这个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江泽民胆敢阻挡民主自由的潮流，他必被这个潮流所淹没。现在死心塌地地追随江泽民的人，都会随着江泽民的退休而被淘汰。
　　摆在江泽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戈尔巴乔夫的路，另一条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路。如果江泽民走戈尔巴乔夫的路，80%的清廉的共产党人的实际利益不会受变革的影响，如果走齐奥塞斯库的路，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将会成为阶下囚，江泽民本人的脑袋也难保。
　　历史是五十岁以下的人创造的。我们五十岁以下的人应该成为这 个社会的主宰和主导力量，中国的命运不能任由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摆布。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四十五以下的人再也不能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统治下虚度光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基本上是由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所组成，他们没有权力为我们安排下一代的领导人。我们四十五岁以下的人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由于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以及1978真理标准讨论的大转折，使各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在八十年代就有“代沟”和信仰危机的说法，事实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领导人，不论他本人的职务有多高，如果不能获得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必将垮台 。任何一个平民，如果他能获得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支持，他就必将成为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
　　目前，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赞成我的意见，他们的思想与我高度一致，他们的利益也与我高度一致。只要他们知道我的政治主张，他们就一定能支持我。只要他们支持我，我就能成为中国最高的政治领袖。
　　从苏欧剧变和中国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就可以看出，和平演变，放弃四个坚持，走基督作王的宪政民主的道路是中国长期的大趋势。邓小平的顽抗只能短期阻止演变的进程，但改变不了这个大趋势的方向。
　　最近，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谈判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快新制度的建设。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必须尽快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
　　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未》发表刘洲伟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开放，我们义无反顾》。文章写得很好，也很及时。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谁来做竞争总动员？”的问题。他说：“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有紧迫感，现在正是做‘竞争总动员'的时候！然而，缺乏信息，情况不明，又如何进行‘竞争总动员'呢？”
　　我们认为，该有紧迫感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紧迫感。特别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民运人士、企业家、企业职工等等都应该有紧迫感。
　　1999年11月12日的《南方周未》刊登了《成都国企一批“元老”干部下岗》的时事评点。其中说：“去年以来，成都市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内部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不少‘三朝元老'的中层干部被淘汰出局。最近成都市委有关部门对23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的280名落聘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查，企业介绍他们落聘的缘由令人深思：资历不是能力，企业不要‘老人'要能人，人缘不是民心，企业拒绝‘和事佬'，老成不等于精明，企业不要‘殷勤'要效益，表白不等于清白，职工不看言词看为人。”
　　这个事情虽然不大，但显示了社会变化的趋势。该竞争上岗的不仅仅是国企的中层干部，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等都应该竞争上岗。
　　我在《中国人的权利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代表了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的利益。大多数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能赞成我的思想和主张。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当然，四十五岁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也有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少数。
　　四十五到六十岁的这一代人，是中国最不幸的一代人。他们是在反右和文革的极度残暴的恐怖中成长起来的，其中许多人的心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创伤。这一代人思想最为复杂，有的人已转向了自由主义，成为自由主义者。这些人人数不多。有相当多的人正在转向自由主义。相当多的人，对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条件反射一样的恐惧。他们中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恐惧心理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卫道士，这些人因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赞成改革开放。这些人的思想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王山就是这些人的代表。也有人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失败，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了，感到受了骗。他们对任何理论都再也不感兴趣，从而转向政治冷漠。还有相当多的人极端仇恨共产党，但不敢公开表示。他们在他们的朋友中私下发表的意见相当吓人。因此，四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
　　我以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罗斯福、邱吉尔等为榜样，献身于中国的民主自由的事业。我如他们一样从事竞选活动。我要通过我的竞选活动建立中国的大选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大选的大国。作为中国人，应该感到耻辱。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大选制度是不行的。现在，在中国建立大选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以张国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与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为代表的打天下的“战争功臣”及其余孽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当前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反右、文革、1989年的“六·四”事件，从很大的程度上说是“战争功臣”与平民知识精英之间的矛盾。
　　“战争功臣”及其余孽，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绊脚石。他们的垮台，会给中青年军官和党政官员带来更多的提升机会。
　　我们应该利用共产党内“战争功臣”及其余孽与知识精英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
　　随着邓小平的死亡，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集团统治中国的历史已经结束。现在是老红军集团的余孽和朱熔基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混合集团统治中国。这是过渡的政治势力。
　　随着老红军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的逐渐消亡，现在对这个集团进行“盖棺定论”的时机已经成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赤祸”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现在应该进行清算和反省。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上亿中国人丧生，这场革命不是中华民族之福，而是中华民族之祸。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浩劫。在这场浩动中，许多共产党人也深受其害。这场革命几乎没有胜利者。毛泽东生前虽然享尽尊荣，但他尸骨未寒，老婆就被抓。作为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难道不可悲吗？文革中的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他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我呼吁全体历史学家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重新研究和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党史，这是害人、害已、害民、害国的血泪史。
　　1949年前，信马列者有2000多万人被杀，国民党官兵又被杀了多少？有多少平民在内战中丧生？有多少人在共产党内的冤案中被杀？1949年之后，在土改和镇反中有多少手无寸铁的平民被杀？反右导致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又革死了二千多万人，上亿人挨整。1976年“四·五”运动被打死了多少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饿死了数千万人。这些被杀者、饿死者、整死者等等不都是中国人吗？
　　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二代共产党人，他们当年是在为人民打天下，还是在为他们自己打天下？如果是为人民打天下，就应该建立大选制度，让人民通过自由的投票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临死之前还掌握着天下的大权，还要指定自己的接班人。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老革命不是在为人民打天下，而是在为他们自己打天下。他们不是人民的功臣，而是挑起中国内战的野心家。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公民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张志新、遇罗克都因为发表言论而惨遭杀害。这表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是人民的中国，而是毛泽东私人的中国。1949年之前，毛泽东不是为人民打天下，而是夺人民的天下。毛泽东时代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的。毛泽东与希特勒唯一的区别，就是希特勒屠杀和迫害外族人，而毛泽东则屠杀和迫害本民族的同胞。
　　现在还有一些糊涂虫说毛泽东领导穷人翻了身。这种说法真是愚蠢之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连种什么、怎么种都无权决定。没有丝毫权力的农民能说是翻身吗？毛泽东只是让那些跟随他闹革命而有幸未战死的穷人翻了身，他们只是工人农民中的极少数。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中国作威作福几十年，他们确实是翻了身，但广大农民在他们的统治和压迫下过着更为悲惨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既无知又横蛮的工农干部导致1958年之后数千万农民饿死。如果毛泽东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革命行动值得歌颂的话，那么现在的穷人也很多，有1.83亿人失业，有1.2亿贫困人口，有4600万人甚至连肚子也填不饱，现在能不能去动员穷人闹革命？
　　必须指出：把中华民国政府说成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冤案。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反封建是废除皇帝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反帝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收回关税自主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等。这些任务在1945年已经基本完成。在当时，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还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就说明，反帝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虽然中华民国有许多缺点，但通过改良是可以克服的。毛泽东以武力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说毛泽东推翻了“三座大山”的说法，完全是弥天大谎。如果1949年之后的中国仍然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就不会有几千万人饿死，也不会有文革。台湾的中国人过着富裕、自由、安乐的生活，大陆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却生活在贫穷和恐惧之中。这就说明，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三座大山”，而毛泽东却是贫穷和专制的代表。
　　毛泽东胡搞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罪行是不能原谅的。这不是一句“决策失误”就可以蒙混过关的。难道过失杀人就无罪吗？这也不是用“没有经验”就可以求得人民谅解的。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又用暴力夺取政权，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当年的右派只不过说了几句令当权者不高兴的话，就被整得家破人亡，而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却仍然被歌颂，这还有公理吗？
　　总之，这场浩劫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没有先例。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省，吸取惨重的教训，永远也不能让这种历史重演。
　　必须指出，四十五岁以下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为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负责。以朱熔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也没有理由为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负责。这些共产党人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纠正共产党的错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共产党的分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一个拥有军队并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共产党必须解散。我号召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退出中国共产党而参入中国共和党。
　　中国共和党是现代化的政党，是政治家从事竞选活动的互助性组织。共和党组织的功能是分析政治经济形势，厘清方针、目标，研究政策，发现政治人才，决定各级行政首长和议员的候选人，帮助本党候选人开展竞选活动，联络选民，听取选民的意见，了解选民的需要，向选民宣传本党的政策，等等。
　　中国共和党的党员必须熟读张国堂的《中国人的权利宣言》，高级党员必须熟读《中国人的权利宣言》中所列举的书籍。
　　中国共和党在因特网上发展党员，我们允许共产党员跨党参加中国共和党。中国共和党的党员要发展高素质的人入党。
　　中国共和党是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政党。本党不组织示威游行，也不组织罢工。本党以言论争取人心，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本党党员应当积极投身于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普通公民的选票就是本党的生命。联系选民，为选民服务，宣传本党的政策，争取选民的信任，是每一个共和党人的光荣职责。
　　我们在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每一个读我的文章、传播我的文章的人都在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光荣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虽然江泽民大力吹嘘什么伟大成就，花巨资举办国庆庆典，也没有在国庆时创造出喜庆的气氛来，江泽民在天安门没有笑容，神态肃穆，有人说象是参加丧礼。
　　为什么国庆时没有喜庆的气氛，为什么“法轮功”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因为我国存在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经济学家钟朋荣所言：“两三个亿的失业人口意味着一大批家庭的生活贫困甚至生存危机，意味着中国社会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失业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偷和抢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见《南风窗》1999年第9期）。
　　其二是王山先生所说：“中国政府20年一以贯之的偏袒国有企业的政策，使国家精血和民间积蓄几乎全部为之耗尽，终至形成今天的国有银行金融状况严重恶化的局面。3万亿民间资金被国家输进国企并一去不回头，民众向你索偿时，你将何以应对？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吗？”（见《第七次革命》第111页）。
　　面对这两大致命问题，不同的人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是好经，只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他们的主张是换和尚不换经。随着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的死亡，这一派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坛的影响力。目前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影响力的是如下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对上述两大致命问题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他们说目前形势一派大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泰民安，只是李洪志和李登辉在制造麻烦。他们自然主张维持现状，既不换经，也不换和尚。这种主张的代表是江泽民和李鹏。
　　第二种思路是：上述两大致命问题不容忽视。必须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过时，而且有害。必须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用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同时认为，目前的共产党人比毛泽东、邓小平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共产党人有巨大的区别。他们不象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残暴凶狠。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放弃了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腐败分子，但这只是一些害群之马。象朱熔基一样清廉、正直、爱国的共产党人还是多数。国家需要他们的管理经验，同时也为了社会和平，需要保持军队和政府的相对稳定，不宜对官员实行大换班。因此，我们的药方是换经不换和尚。当然对那些抗拒换经的和尚必须坚决淘汰。这种主张以张国堂为代表，我们相信朱熔基能够同意这种主张。
　　第三种思路是换经也换和尚。对这种思路本文不作评论。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多数的共产党人是廉洁、正直和爱国的，那为什么还要解散中国共产党？这是由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共产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斗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那些地主、富农、资本家没有任何过错，就因为自己或父辈勤劳、精明能干而积累了财富，就无端被杀、被斗、被整。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能不仇恨共产党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杀的人太多，整的人太多，饿死的人太多，恨之入骨的人自然也多。为了实现全中华民族的和解，必须解散拥有军队并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
　　广大私有企业主和私企从业人员会热烈欢迎共产党的解散。外商企业的从业人员也会热烈欢迎共产党的解散。盼望国企私有化的国企负责人和职工也会热烈欢迎共产党的解散。
　　有人可能担心，解散共产党会导致全国大乱，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放弃消灭私有制理论的共产党人脱离共产党参加中国共和党。中国共和党和中国民主党再经过三年的发展，完全有能力接管共产党政权。苏联和东欧都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中国也不会天下大乱。
　　文革、八九学潮、法轮功事件等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可见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祸源。
　　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人心不齐、组织涣散，正在成为一盘散沙，这样一个党怎么能领导这么一个大国？有的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共产党人主张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并大张旗鼓的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张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与主张保护私有制的自由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主张消灭私有制的人与主张发展私有制的人不可能组成统一、团结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必然分裂，必然解散。
　　既然中国不能没有私有制，那就只能否定马克思主义，并解散共产党。
　　目前，魏京生和王丹的名声比我的大，名望比我的高。他们有美国之音和亚洲自由电台为宣传工具，条件比我好。但他们难以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竞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因为如果他们当选，会给军队和政府造成太大的冲击。因此，现在当权的共产党员不会接受魏京生和王丹。
　　如果胡锦涛当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那么一切就会照旧，四十五岁以下的军官和党政官员希望提升的愿望就得不到满足，严重的失业问题和银行呆帐问题也不能解决。因此，胡锦涛要接班也很难。
　　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教育共产党、改造共产党，推进民主自由的事业。我花费的心力并不比魏京生和王丹的少。我在《中国人的权利宣言》等文章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
　　十年的奋斗实践，二十年的学习，使我有足够的智慧、学识和经验领导中国。我还象刘邦一样虚心，能听取智者的正确意见，我还能象刘邦一样善于用人，能够任用象萧何、张良和韩信那样的人杰。我要用天下人的智慧治理天下。我还能象刘邦一样功过分明、赏罚得当。我的原则是：有功则赏，有过则罚，有罪则刑，有能则用。
　　如果我当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将提名温家宝任下一任国务院总理，……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法规强制企业采取安全措施，防止工伤事故的发生。同时，企业必须赔偿，以保障工伤致残者的生活。我还将认真物色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局长的人选，必须依法扫除假冒伪劣，保护消费者的权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我将提名丁力先生为农业部部长，崔晓黎先生为农业部副部长，以实施市场化脱贫为主，移民扶贫为辅的脱贫新战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先进地区农业的集约化，是移民的条件。我们要创造条件搞移民扶贫，同时也要进行土地、荒山、森林的所有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大力进行市场化脱贫。国务院其他部的部长人选和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我将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再作决定。
　　如果我当先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将以国家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解散中国共产党，并由国家主席接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全部权力，在国家主席之下设立办公厅、宣传部、组织部等部级机构。……
　　我还将提名……等著名学者、律师及著名记者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以上提名是暂定的，两年后再根据那时的情况，并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予以调整，并提交中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仁爱、诚实和正直是我选择官员的首要标准。其次是才华和能力，再次是政绩和经历。赏罚分明是治国的要务。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有罪不诛，必然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混乱。著名的山西假酒案，导致数千人伤亡，国家工商总局、技术监督局、卫生部的负责人及当地省的有关负责人都应该受到处罚。但江泽民没有处罚他们，吏治太松了，这是江泽民之过。各地的假冒伪劣产品都在公开销售，这又该谁负责？
　　八十年代初，丁关根曾因失职而引咎辞职。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这就是在鼓励官员不负责任。
　　胡耀邦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案错案、政治思想上的拔乱反正、改革开放、香港澳门的回归等等作了巨大的工作，功勋卓巨。我们必须表彰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
　　我还将修改宪法。……
　　在修改宪法时，必须以[美]汉密尔顿等著的《联邦党人文集》为指导，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同时请宪法小组研究批准新宪法使之生效的程序。
　　如果我当选下一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我将释放全国所有被关压的政治犯、良心犯，并请求流亡国外的民运人士回国，帮助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待新宪法批准生效后，再开展全国性的大选，我将与王丹或魏京生先生竞选中国第一任民选的总统。我希望王丹或魏京生先生能接受我的挑战。同时还要选举国会议员，通过竞选，以形成中国共和党和中国民主党的两党政治体制。
　　我还将推进国防的现代化。我认为， 军队指挥官的年青化、知识化和军官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现代化是国防现代化的关键。我将按忠、信、智、勇、严的标准，在四十五岁以下的现役军官中挑选高级将领。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民选的国家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以荣誉为生命，军人不能有政治野心，这一点特别重要。信是诚实、讲信义，能赢得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信任。智是智慧、谋略，是军事知识，是现代化的战略战术思想。勇是勇敢，是果断的决断力。军官必须能够根据敌我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作战方案、下定决心，毫不犹豫地组织实施。严是从严执行军法军纪，从严训练。只有从严治军，才能使军队在战争中勇往直前、决战决胜，减少伤亡。因此，对军官而言，严就是仁。
　　我还将精减机构、裁减冗员。这也是朱熔基总理的主张。我要辞退所有不懂西方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政府官员。我要把在各级党委机关中工作的合格官员充实合并到同级政府机关。我要辞退所有不懂现代法律的法律工作者。我要辞退所有不懂现代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科技的军队政工人员。以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队的现代化和非政治化，同时减轻企业和农民的经济负担。我还将建立英美式的文官制度，使文官们在执政党更迭时保持基本稳定。
　　我还主张新闻事业产业化、商业化，新闻单位企业化、私有化，使各个报社、电视台、电台成为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的私有企业。也允许私人投资经营新闻事业。新闻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功能之一，但不是主要功能。新闻媒体的功能是使读者或观众获得有用的信息，从而使每个公民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一切人在知情权上平等。
　　我还将取缔未经人大（或议会）批准的各项收费、罚款和摊派。我认为一切征税、收费、罚款和摊派都必须经人大（或议会）的批准。国务院、省政府等各级行政机关都无权批准各项收费、罚款和摊派。这是繁荣经济、减少失业的一项重大措施。
　　我还将实行国企的私有化改革。国企大龄职工的养老问题要在国企的私有化的同时得到妥善统筹的解决。私有化的范围不仅是国有工商企业，也包括银行、电信等行业，总之适于私人经营的行业都将逐步地私有化。
　　我相信，私有企业能解决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利润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没有利润就不能扩大再生产。亏损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如果没有扩大再生产，就不能增加就业。目前，国企的亏损、浪费和贪污，使许多国企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是国企职工下岗失业的原因。
　　国外的经验表明，私有资本一般五到八年可以翻一番，在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前提下，就业岗位就可以增加80%。这样，我们不仅可以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可以推行城市化，使农村的青年人到城市做工。
　　城市青年人不愿当体力劳动的工人，而希望坐办公室当管理人员。假如不推行城市化、不让农村人到城市做工，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办公室让城里人坐。城里人希望获得体面、稳定、收入可观的工作。这个愿望是正当的，应当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因此，城市化符合城里人的利益，城市化还会促进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这对城里人也是有利的。
　　我将取缔各类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以节约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其它有用的知识。我们不能再培养仇视私有制和私有企业主的接班人，不能再培养犯上作乱的造反英雄。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儒家学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有利于社会和平，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破坏社会和平的歪理邪说。
　　我将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拨款。使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高于印度，切实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将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使他们仅靠工资就能在农村过上体面的生活，同时要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
　　我将提倡成立现代儒学研究会，并倡议社会各界资助儒学会主办中小学校。允许儒学会办报以宣传儒家学说。
　　有些自由主义者反对儒学，这是他们不了解儒学。我要问一问他们，是数数和算术的四则运算（加、减、乘、除）重要，还是高等数学的微积分重要？人类社会在没有微积分之前，不知存在了几千年，假如没有数字概念和算术的四则运算，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不懂微积分，他们能在社会上生活。假如有人不懂数数和算术的四则运算，那他还能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吗？由这个例子可知，初等到的、简单的，应用最广泛，最重要的知识是由古代人发现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儒学是教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知识，也是政治经济的最初等到的知识，这是中国古人发现的，也是应用最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应该在小学和初中中进行教学。西方正宗政治学与儒学是不矛盾的，就象微积分与算术的四则运算不矛盾一样。西方正宗政治学学者都不反对圣经中的启示真理，不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国的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学者为何要反对儒学呢？为何要反对中国古人发现的初等的社会科学知识呢？如果把《四书》翻译成白话文，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常识。
　　我还将提倡中国天主教会和中国基督教会等宗教组织主办中小学校，并允许教会办报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要在各类学校中开设现代公民课。我要使每个中国人都明确自己的权利，同时使每个人都养成尊重他人与自己同等权利的习惯。我认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尊重其成员的个人权利。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权利都得不到尊重，那又何谈中华民族的利益？
　　曹思源先生提出要修改宪法，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写入宪法。他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不仅如此，我还要把这个原则写入每个人的心中。我还倡议修改刑法、民法和商法。要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平等竞争的原则体现在各类法律的条文中。
　　1999年11月15日，巴尔舍夫斯基首先评价了刚刚达成的中美协议。她说：“除了商业方面的影响，协议将加强中国的法治，我想这是本协议最重要的方面。WTO是一个建立在法规基础上的贸易体系。WTO有关透明度，非歧视、公正、无行政干预等方面的基本原则绝对是一个现代经济体系所必备的。WTO将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
　　在此我向全国的法律工作者发出倡议。您们应该去竞选县级人大代表，然后竞选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和本级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的立法机关应该由懂现代法律的人所组成。为了建立一个全面的、强有力的法律体系，全国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我同时呼吁全国的选民，您们在选举县级人大代表时，要投懂法律的人的票。
　　我还将依法铲除腐败，那种认为“用腐败消解旧体制，代价最小，效果最大”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强盛的，一个腐败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腐败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甚至会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大因素。我将选择并提名在反腐败中认真负责并立过大功的检察为国家检察院的院长。具体人选，在我征求了朱熔基总理的意见后再决定。
　　近闻公安部计划推行警务公开的改革，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符合人民的心愿。如果公安部能积极认真地按计划推行这项改革并保证我不受非法迫害。我将提名现任公安部长为副总理，主管审计署、监察部、公安部、司法部的工作。如果宜昌市公安局能积极认真地推行警务公开的改革并保证我不受非法的迫害，我一定提拔重用现任宜昌市公安局局长。
　　在此我再次郑重声明：凡追随和帮助我的人，没有官职的必将获得官职，有官职的必将获得更大的官职。凡迫害我的人，有官职的必将失去官职，有公职的必将失去公职。
　　凡赞成本文主张的，请将本文复印并在亲友中散发。德国的“柏林墙”都是由不知姓名的老百姓拆毁的。阅读和传播本文，就是在拆毁压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无形的“柏林墙”--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自由、人道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民主自由万岁！
　　民主自由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和党万岁！中国民主党万岁！
　　孔夫子万岁！耶稣基督万岁！
　　中华联邦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作者张国堂是宜昌市煤气公司的职工
电话：0717-6241772

　　2005年5月15日说明：我现在在广州市打工。电话：020-37210715（宅）2006年2月13日说明：我于2005年9月11日由于广州公安部门的压力而被迫离开广州，现在在宜昌市生活。电话：0717-6241772

　　2009年3月3日说明：这是我1999年12月25日写的文章，现在将近十年过去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思想的成熟，我对1989年的学潮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认为1989年的学潮是中共自己制造的动乱。邓小平的罪恶不在于杀人，而在于他顽固地坚持他的“四个坚持”。国家安宁和社会和平压倒一切。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宁与社会和平，在不得以的情况下，可以用武力镇压无节制的群体骚乱。但政府负责人应该保持克制和冷静，尽量减少伤亡。公民有权示威游行，但也要有所节制。任何人都不得用示威游行的手段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是祸国之本，必须彻底否定，必须坚决抛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文化是以仇恨为基调的假、恶、暴的叛乱文化。这种文化煽动中国人相互仇恨，也煽动民众仇恨政府，在民众的思想深处播下叛乱的种子。正是这种思想文化导致1989年的学潮。现在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列毛主义的煽动。我们必须发展以仁爱为基调，强调公义、和平、秩序和饶恕的平安文化。张国堂学说指导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平安文化。张国堂学说是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综合。这是我1999年以来一贯的思想。2009年1月6日以来，对本文做了少量的修改和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