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人的本性——要向美国和台湾学习
张国堂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2009年1月6日修改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存在三大顽症：一、国企普遍长期严重亏损；二、国家机构臃肿、冗员过多；三、部分官员腐败无能。江泽民、李鹏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治理这三大顽症，而是制造邓小平的个人崇拜。这种误国误民的作法，是导致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的原因。
　　公有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者因为人数众多而无法行使所有权，作为所有者的每个人都觉得事不关已而不愿行使所有权。这样，所有者不行使所有权，而实际行使所有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又不是所有者。不是所有者的人行使所有权，他就不能象所有者一样行事，别人也不允许他象所有者那样行事。这就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对企业负责人而言，搞得好不能多得，干不好也损失不大，他的升降去留全凭主管官员的好恶，而与企业经营状况关系不大，讨好上级领导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这就缺乏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总之，公有制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由此导致相当多的国企负责人怠工、腐败和无能，这是国企亏损的主要原因。目前，国企干部职工纪律松弛、士气低下。大多数亏损的国企根本不可能搞好。
　　如果是一个企业搞不好，其他企业都搞得好，那么责任在该企业的负责人。如果一个市的三分之一的国企亏损，其他市都搞得好，那么责任在该市的书记和市长。如果一个省的三分之一的国企亏损，其他省都搞得好，那么责任在该省的书记和省长。如果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国企亏损，责任自然在总书记和总理。现在，近80%的国企亏损，江泽民总书记和长期担任总理的李鹏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国企亏损的原因在制度，为什么要追究江泽民和李鹏的责任？因为他们极力维护错误的制度，反对私有化这个唯一可行的改革措施。他们在政治上公开反对私有化，却没有有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一种偷偷摸摸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极不公平，是对大众的一种掠夺，这种搞法违背了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的原则。
　　以前，我们总是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但这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必须符合人的本性。公有制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
　　国有企业普遍长期严重亏损，1998年上半年，仅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的净亏损达558亿元。这些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失败。1992年，共产党已承认了计划经济失败。事实上，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广大国企负责人在等待着私有化、盼望着私有化。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私有化方案，为了经济的稳定，在职的国企负责人绝大多数不会更换，而且还多少会享受一些优惠。同时，私有化之后，企业负责人将为自己而工作，他们就可以公开地追求财富。他再也不会怠工，因为没有人会自己跟自己怠工。只要企业负责人不怠工，他就可以准确地评价部下的工作。这样，其他干部职工为了升职、提薪和保有现岗位，避免降职、降薪和炒鱿鱼，从而也会努力工作。企业负责人再也不会腐败，因为没有人自己会贪污自己的钱，虽然私有化之后，企业不大可能是他一个人的，但贪污私人的钱比贪污公家的钱要困难得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会迫使企业负责人选贤任能，从而也可以提高他自己的能力。同时，市场竞争会淘汰无能之辈。
　　企业负责人精明强干，不腐败，不怠工，就可以搞好企业，这对国家有利，对职工有利，对企业负责人更有利。因此，私有化是解决国企亏损的根本办法。
　　中国的政治制度，其实质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挑选各省的主要负责人，各省的负责人再挑选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人大的代表。再由这些代表选举江泽民等党政领导人。这种实质上是自己选自己的制度，不能代表民意。全国新闻工具都控制在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手内，使新闻成为自吹自擂的假新闻，自我麻醉和麻醉人民的鸦片新闻。
　　这个制度不仅不民主，而且包含着接班人的危机。事实上，江青与邓小平争夺毛泽东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引发了1976年“四五”运动。李鹏与赵紫阳争夺邓小平的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引发了1989年的学潮。现在，江泽民也面临退休，会不会又发生争夺他的接班人的权力斗争？又会出什么乱子？谁能知道？
　　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摆脱危机并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来领导中国人民摆脱危机并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现在，国学热越来越热，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热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在广泛地传播。佛教的发展也空前的迅猛。其他宗教和半宗教（如法轮功）也在迅猛发展，声势浩大。马克思主义已经受到公开的批判，有人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中国民主党已经成立并开始了活动。中国共和党也将成立。
　　上述政治经济形势说明，中国面临大变革。现在是大变革的前夜。
　　在社会进行大变革时，社会必然会形成巨大的社会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有人走在前面，有人走在后面；走在前面的人就会成为政治领袖，紧跟其后的是追随者。站在大变革潮流的对面对抗变革的人，就会被潮流所淹没。大变革的潮流可以使小人物变为大人物，也可以使大人物变为小人物。
　　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表明，只有我们掌权，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上帝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和力量，要我们领导中国。
　　凡帮助我们的，必将获得上帝的帮助。凡迫害我们的，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凡追随我们的，没有官职的必将获得官职，没有工作的必将获得工作。凡帮助我们的，有官司职的将保有官职，有工作的将保有工作。凡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有官职的必将失去官职，有公职的必将失去公职。
　　邓小平说：“走自己的路，”这是似是而非的大谬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拒绝走别人的路，坚持只走自己的路，那么他不能迈出家门一步。因为天下的路，基本上都是别人走过的。
　　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并比别人更快的速度走，总可以赶上别人，如果拒绝走别人走过的路，就可能误入歧途，陷入沼泽，走入绝境。这是无数人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在任何领域，开创新路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走别人走过了的路。在有现成路时，就不要自己去闯新路，这是正常人的作法。用自己的脚，走别人走过的路，这才是安全的作法。
　　以前，我们走俄国的路，吃了亏，这是因为俄国人自己也走不通他们自己的路。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等是走谁的路？难道不是自己的路吗？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主要是人祸，饿死了数千万人。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文化大革命，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损失8000亿元，这些惨痛的事例，不都是走自己的路所造成的恶果吗？
　　美国的路、台湾的路，是成熟的道路。拒绝走这条成熟的道路，坚持只走自己的路，必将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好大喜功，总想搞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创举、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邓小平不吸取毛泽东的教训，仍然是好大喜功，仍然想搞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必将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在理论上也没有充分的论证，他却要人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种盲人骑瞎马的实践，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基本制度，必须符合人的本性。因为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国家制度不符合人的本性，必被人所排斥。
　　中国人是人，外国人也是人，人与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都是由本性相同的人所组成。在外国行不通的道路，在中国也行不通，在外国行得通的道路，在中国也行得通。
　　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这是事实。但历史文化传统只是习，人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子日：“性相近，习相远也。”不论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多大的差别，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本性相同，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最基本的事实。
　　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人的本性，是根本行不通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是行不通。
　　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台湾的实践证明，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是行得通的。当然，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其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这是我们要探索的。例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并不一样，但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他们各国政体的具体模式也不一样，但民主自由代议制共和政体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儒家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大多数人的本性，这是善良和理性的本性，这是性本善的由来。有人认为，贪婪、残暴、嫉妒是少部分人的本性，这是性本恶的由来。有些人同时具有善和恶的本性。
　　儒家所说的性本善不仅是说统治者的性本善，同时也说被统治的广大民众的性本善。《大学》序中说：“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上天给了每个人仁、义、礼、智、信的本性，因此，大多数人都能知道是非善恶，这是人民主权论的人性依据之一，是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
　　《大学》序又说：“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人与人在智力和天资上存在差别。《大学》序还说：“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在古代中国，天以战争的方式命贤者为君师。儒家认为，天命与人性同一，天意与人心同一。所谓天从人欲，天随人愿，得人心者得天下。在未来中国，天必将以自由选举的方式命贤者为亿兆之君师。选票里面出政权，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事实上，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就是中国现代选举制度的萌芽。这就是说，由于人与人在智力和天资上存在差别，民众不能自己直接治理国家，而只能挑选贤者治理国家。这就是民选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本质。
　　宋代朱熹说：“盖财者人之所同欲。”自私是人的本性，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也是这样。
　　在一个国家中，多数人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因此，国家的政府必须按多数人的意见办。由多数选举的人任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但多数人也会犯错误，多数人的错误意见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如果少数人的意见错误，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则他们永远是少数，只要他们不采取暴力行动，他们对社会是无害的。因此，没有必要打击他们。如果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打击他们，就是在损害多数人的利益。总之，当权者借口保卫多数人的利益而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其实质就是为了垄断政权。而特定权势者垄断政权，是国家贫穷落后的最大原因。因此，由代表多数人的人执政，同时保护持不同政见的少数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就是说，人可能会变坏。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为恶。权力者往往会滥用权力，不受制约的掌权者会腐败，会为恶。外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没有任何不同。总之，从人的本性上说，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符合中国人的本性。
　　当代中国没有贵族，民众已经不承认任何人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假如有人自认为高人一等而垄断政权，其下场必然是失败，没有贵族的国家必须实行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以来，没有一个王朝能连续地超过三百年，汉超过了三百年。但分西汉、东汉。宋也超过了三百年，但分北宋、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实。这个事实说明，君主制政府的更迭如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规律。而且，每当发生王朝的更迭时，都会引发争夺政权的全国全面的大内战。从楚汉相争到国共内战，不知打了多少内战。每一次内战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饿殍满地，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平时期积累的财富，在内战中毁坏贻尽。这是中国长期贫穷落后的最大原因。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只有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才能避免为争夺政权的全面内战。而且，如果以后再发生内战，日本很可能会入侵，欧美也不会袖手旁观。因此，建立民有、民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使之永世长存，这是中华民族避免内战、避免外敌入侵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中国人民永保社会和平和富强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未，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完整意义的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但这种思想的萌芽，在古代中国是存在的。
　　孔夫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陈胜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作为平民的刘邦和朱无璋都能当上皇帝。这是古代中国人追求平等。一切人都有权利争取当王候将相，甚至皇帝，这是平等思想的萌芽。
　　刘邦在著名的“约法三章”中说：“杀人者死，伤及盗者抵罪”。同时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如“偶语者弃市”。这其实就是说明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中国古代政府对人的人权的保护是很不完全的，但至少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如果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能，就会导致人民的不满意。虽然没有任何思想家主张人民有权推翻政府。但中国农民在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行使着推翻政府和更换政府的权利。在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都是君主制。但王朝的更迭、王朝的被推翻和王朝建立的过程体现着民主。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种认识说明，民主在王朝的更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思想，在中国古代是有萌芽的，在西方思想的启发下，现代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西方正宗政治学。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认为，[英]洛克的《政府论》、[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林肯选集》、[美]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等书的理论学说是完全正确的，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成熟的理论，这些理论完全能适用于现代中国。
　　三权分立和立法的议会分为两院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文革从反面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在文革中，毛泽东一个人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制造了刘少奇等无数冤假错案，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毫无自由和安全感可言。
　　考察世界各国的历史，大国不能保持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小共和国会被外力破坏，大共和国会被内部的腐败和内乱所破坏。辛亥革命之后的历史证明，中国不可能建成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要在中国实行共和政体，必须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主权必须分为两部分，各省（含直辖市、自治区、特区）必须享有充分的自治主权。联邦政府与各省政府不应有隶属关系，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独立地直接治理其人民。其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也各自由其治下的人民选举产生。联邦政府不能任命或罢免省政府的官员。这种中华联邦共和国才符合中国这个大国的国情。
　　一切人生而平等，是共和国的基础和灵魂。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人的一切方面平等，而是一切人在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上平等。一切人在信仰自由、创造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组织政党）、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等权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社会职务和角色的平等。现实社会必然是等级社会。不同等级的社会职务和角色是不平等的，但一切人在争取担任任何社会职务和角色的权利上平等。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向上发展，去获得他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作为社会职务，总统和平民是不平等的，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争取担任下一任总统。资本家与其雇佣的工人是不平等的，工人必须服从资本家的管理和指挥，但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平等的权利争取当资本家。
　　实行法治，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关于法治国与法治的区别，刘军宁先生的《从法治国到法治》一文讲得很好。我们应该读一读刘军宁先生的文章。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靠人去执行，“徒法不能自行”法治国是这样，法治也是这样。法治国与法治的区别，不在于是人高于法，还是法高于人，少数特定权势者的意志高于法，这是法治国的特征，个人的人权和人类的正义感高于法（即自然法高于人订法），这是法治的特征。法治国与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律是否体现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平等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在于法律制定者的议会议员（或人大代表）是否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如果少数特定权势者垄断立法权，同时他们无视自然法而肆意制定恶法，然后强调依法治国，这种搞法，比人治还坏。另外，法治国的法律不容批评，但权势者可以变通。甚至把法律的变通当作权变的谋略加以颂扬。实行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法律，但不允许任何人变通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法律。如果不允许个人批评法律，则法律不能尽善尽美。如果允许变通法律，则必导致不公平。如果允许违反法律，则必导致无政府状态或暴政。
　　允许个人批评宪法和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变通法律，这是中国实行法治的第一步。
　　要在中国实行法治，还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思想。1949年之前，毛泽东不遵守中华民国的法律，以武力颠覆当时合法的政府。这不是功，而是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成功表明，中华民国是一个坚持正义的政府。如果中华民国不被毛泽东赶到台湾，则大陆人民也如台湾人民一样富裕、自由、安祥和幸福。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1957年的反右运动，违反了1954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十年文革中，更是粗暴地推翻了1954年的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刘少奇迫害致死。这是严重违反宪法的罪行。如果不追究、不谴责毛泽东严重违反1954年宪法的罪行，就不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如果把毛泽东这样的不法之徒当作领袖，当作英雄来歌颂，就会鼓励人们无法无天。
　　私有制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公有制不符合中国人的本性。台湾和香港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国企的困境和私有经济的勃勃生机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下，谁能成为资本家、富豪、企业家、老板、谁成功，谁失败，都是个人努力和市场选择的结果。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在选择商店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时，他（或她）就在不自觉地用货币投票选举资本家。每个人在寻找工作时，他也在选举资本家。因为谁获得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成功，就能成为大资本家。这种竞争和淘汰机制就能保证经济领域的掌权人是有仁爱之心的慧心人。
　　资本家是社会财富的受托管理人，是非政府的社会公职人员。资本家在行使所有权时，这也是劳动，是脑力劳动，这种劳动也应获得劳动收入。资本家是凭自己的劳动谋生，他不是靠剥削谋生，他也没有剥削工人，马克思说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学话完全是胡说八道，是歪理邪说。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经济，为工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消费者供应商品和服务。他们是社会的有功之臣，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不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
　　社会财富总需要有人来管理，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这样。由政府任命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还是由市场机制选择和淘汰社会财富的管理者，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资本家要积累资本，这是资本家的本性，他的这个本性就决定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这是保证人们就业的前提。由市场机制选择私人来管理社会财富，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一个贪污和浪费的经济。有经济学家测算，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元，浪费投资65%。1989年之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车每年耗资3000至4000亿元。改革开放20年来，权力资本形成给私人带来的好处不下30万亿元，其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流失于国外。如此严重的贪污和浪费，是造成大量失业的根源。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子曰：“道不远人”朱熹曰：“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说：“依人之本性以治人”亚当·斯密说：“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财富的‘经济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会自觉不自觉地推进社会利益的增长。”尼克松说：“相信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是美国共和党的信条。”里根说：“首要的原则就是汤姆斯·杰弗逊所说过：‘人类不能被少数权势者所统治'；另一个原则是，要保证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无论他们出身如何、社会地位多么卑微，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发展，去得到他们的天资和才干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创造不朽的业绩，都能自理自治......只有当人们获得了信仰和创造的自由，只有当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劳有所获时，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繁荣、进步和自由”我说：“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个人没有活力，社会就不可能有活力；个人有活力，社会就有活力。”现代产权理论认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灵魂，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维护社会和平和捍卫个人自由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我们相信，“无财产则无自由”，我们郑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保护私有财产是捍卫社会和平和个人自由的前提，我们决不允许任何集团消灭私有制。我们决心以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荣誉来捍卫私有制。
　　防止失业者造反，是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如此众多的失业者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是对社会和平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一旦失业者造反，对整个社会各阶层都是灾难，对失业者阶层更是灾难。
　　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在民众中的影响远远大于自由主义的影响。基督教在维护人与人的和睦和社会和平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与人的和睦和社会和平是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
　　上帝存在，人的灵魂不灭，人死后其灵魂受上帝审判，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及天堂、地狱和炼狱的理论使人有敬畏心，真信基督教的人一般不会造反和作乱，也不会作恶。因此，基督教能够维持社会和平，如果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聪明，他就不会阻止基督教的发展。
　　我们信奉宗教自由的原则，因此，我们不阻止其他宗教的发展。我们也有权以言论批评其他宗教。
　　我们主张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不是上帝或基督与政治的分离。政府不得干预教会，教会也不得干预政府。教会不得有政府的职能，比如有权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宗教裁判所。政府也不得有教会的职能，比如政府强制向民众灌输某种主义或思想。这就是政教分离。
　　对民众而言，宗教是不可缺少的，神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民众需要神。自然界和社会本身都有许多不可预知的不确定因素。个人由于自己的藐小而对那些不确定因素心怀恐惧，因此就希望有一个全智全能的神来保护自己。如果没有正常的宗教，就会出现人为的造神运动。1978年之前，毛泽东就是人造的活神。1989年之后，江泽民想把邓小平造成神，他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比林彪和“四人帮”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民众不接受邓小平这位神。民众反而把一些无名小卒造成了神，比如李洪志等。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无神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民众需要神，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事实或规律，对明显的事实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能是科学吗？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基督教是对社会无害而有益的宗教。让民众信仰耶稣基督有利于社会和平。
　　什么是科学？科学只讨论感觉经验之内的问题，并受感觉经验的检验。讨论感觉经验之外的问题，就不是科学。是否存在神的问题不是科学的问题，科学也不研究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的科学理论并没有证明神不存在。以科学的名义宣传无神论是对科学的亵渎。
　　唯物主义是哲学的一个流派，哲学不是科学。说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人实际上对科学非常无知。1958年，宣传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可见，唯物主义并无科学精神。
　　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信耶稣基督。都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者，事实上，唯心主义者对科学的贡献，远远大于唯物主义者对科学的贡献。有神论者对科学的贡献，也远远大于无神论者的贡献。
　　在中国，儒家学说在民众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儒家学说是教人自立于社会的学说，在维护人与人的和睦和社会和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世纪，天主教与君主制相结合，但君主制的理论不是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思想，否定君主制的理论并不否定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思想。同样，皇帝制度的理论不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否定皇帝制度的理论并不否定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否定皇帝制度理论之后的新儒学是能够与民主自由相容的，至少也是不矛盾的。
　　皇帝制度并不符合儒家的理想，但在古代中国，儒家又不得不与皇帝制度相结合，这是古典儒学的悲哀。深入研究之后就会发现，共和政体将与儒学结合得更好。
　　复兴儒学，实现代议制共和政体和私有制，是当代中国人的正确选择。
　　复兴儒学是作为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宗的孝道。这是民族的大孝，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数鼎忘祖，把外国人马克思、列宁当祖宗来崇拜的人不可能爱中国。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暴力从政治领域中排除出去。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国就向文明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目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是儒家文化的危机，而是暴力主义的危机，发生危机很严重的国家，一般是军人统治。
　　专制政府必然要更迭，在更迭时必然导致战争，而靠战争建立的政府必然要用专制来保卫自己。那些在枪林箭雨中打下江山的皇帝和功臣必然要用暴力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富贵。而哪些皇帝和臣子一旦失去权力，他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因此，专制导致战争，战争又导致专制，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循环。
　　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要制造恐怖就离不开暴力，用暴力解决政治分歧，是专制政治的根源。那种认为儒家学说是专制根源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儒家并不赞成暴力。
　　儒家学说的目的是劝导统治者去私，不要贪婪，对人民要仁爱，不要残暴，同时也劝导民众对统治者要顺服，不要反抗，更不要造反。当然，儒家学说在这两方面的目的都没有达到，这是古典儒学的悲哀。其原因，是由于政治分歧必然产生党派（或集团）之争，在古代中国，在制度上没有设计出用和平办法来解决党派之争，于是就只有用武力来解决。这就是专制的根源。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是用和平办法解决党派之争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再用儒家学说的仁爱精神教化人民和掌权者。就一定能实现社会的永久和平和个人自由。
　　民主自由的代议制共和政体，使人在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不必冒枪林弹雨的危险，失去权力的人也不至于身家性命不保。掌权者任期有限，使失败者有下一次机会。这样，人们就不会孤注一掷地去争夺权力。从而，政治斗争将缓和得多。这是符合儒家理想的。专制政体的政治活动家，都是以身家性命为睹注的赌徒。要生存就得残暴，在成则王候败则寇的暴利和巨大风险的驱动下，政治斗争的残酷就如同野兽之间的撕杀。这是与儒家理想背道而弛的。虽然儒学的道德说教没有去掉统治者的残暴和贪婪，但如果没有儒学，统治者会更加残暴和贪婪。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种祸国殃民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难道还要坚持吗？有人会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毛泽东自己说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说的反而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什么逻辑？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诡辩。因为任何人都说自己实事求是。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实事会求出不同的“是”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面对当时的中国实际求出来的“是”，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一生也是造反的一生，斗争的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斗争，这才是事实。煸动人与人的仇恨，挑动阶级斗争，教唆工人和农民造反，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消灭私有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消灭私有制”。这种说法才是实事求是，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概括。
　　二十年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纠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错误的历史。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是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功。所谓反左倾教条主义，其实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社会主义经济节节失败，私有制自由经济节节胜利的二十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逐渐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茁壮成长的二十年。
　　耶稣基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处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强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则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各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是假先知，是结坏果子的坏树。
　　希特勒主义煽动民族与民族相互仇杀。而马克思主义则煽动同一民族的同胞相互仇杀。1949年这前，中国信马列者被杀二千多万人，那些不信马列者又被杀了多少人？这些被杀者不论是否信马列，都是中国人，我们在电影《大决战》中看到的那种战争场面，真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些战死者不都是中国人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全国大多数人都挨饿，饿得浮肿。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多万人，整了一亿人，损失8000亿元。这些果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祸国殃民的异端邪说，是阻止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为什么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理由是为了减少失业率。现在有一种传闻，如果把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拿下来，海外华人资本就会像潮水上一样流入中国大陆。同时，国内也有相当多的私人企业主由于怕“共产”而把资本转移到国外。1989年到1995年，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吸引海外华人资本和阻止资本外流显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从而减少失业。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穷人造反，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言行可知，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动员和领导穷人造反的反叛人物（是反贼）。现在要维护社会和平，就必须否定洪秀全、毛泽东之类的反贼。如果说他是英雄、是领袖，就鼓励人们造反，从而会危害社会和平。
　　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全国人民贫穷和恐惧的二十七年，他给人民带来的更多是灾难。“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事实，但毛泽东的新中国是贫穷和恐怖的中国。因此，“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穷中国”，这才是真实的事实。如果当初没有毛泽东，大陆人就会同台湾人一样富有，一样过着幸福安祥自由的生活，也不会有大陆和台湾的分裂。总之，毛泽东对中国的祸害远远大于他对中国的贡献。毛泽东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而是最大的灾星。
　　综上所述，走美国的道路，走台湾的道路，这是中国大陆的必由之路。以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正人心、安人心、定人心，用西方正宗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是我们的总理论，这就是中国共和主义，以和平手段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选政府，在民选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的总纲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挽救了苏联共产党，还是搞垮了苏联共产党？现在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当权的人仍然是前共产党人，主动求变，失去的只是名义，并不损害共产党人实际利益。
　　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基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也。”（曾子说：“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你怎样去对待人家，人家将怎样回报你”）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受迫害，就不要迫害别人。耶稣基督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个绊倒人的有祸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必遭祸。
　　我奉劝江泽民、李鹏等人不要迷信暴力。治理天下，必须以义理为主，强制为辅。如果靠暴力就可以永保政权，那我们至今只能生活在秦始皇后代的统治下。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严刑苛法，结果二世而亡，其子孙均不得好死。这个教训不能说不深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的下场，不能说不惨重。无数历史事实说明，善恶必有报。因为上帝是公平的、公正的，不论你们信不信上帝，上帝都存在，任何人都逃不脱上帝的审判。
　　《大学》曰：“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里的道，就是言论。不论是谁，只要他的言论能获得民众的赞同，他就能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如果领袖人物的言论不能获得民众的赞同，他就会垮台。林肯说，在政治上战胜对手的秘诀是，提倡一种有结果的正义事业。
　　我们提倡的事业是有结果的正义事业。我们的言论正在获得民众的赞同。我们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掌权。
　　我们不组织示威游行，也不组织罢工。我们只发表言论和致力于选举。我们以言论争取人心，以选举取得政权。我们主张，选票里面出政权，坚决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我们相信，选票的力量比枪杆子的力量更大。我们主张，选票指挥枪杆子。
　　今天的情况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十年前，邓小平的威望如日中天，而现在邓小平那一代人都已经死了，邓小平的威望已是落日的余晖。十年前经济形势很好，人们普遍很乐观；而现在，人们忧心忡忡，金融危机的预言已经被许多人接受，对搞好国企的信心，大多数人已经动摇。军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70%军级军官和绝大多数军级以下的军官都受过正规教育，他们大都能接受现代思想。这些具有现代思想的军官盼望变革。困为变革会给他们带来提升的机会。
　　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大都是五十年岁以上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已经退休或快要退休。五十岁以上的平民信仰马列的也不多。五十岁以下的人大都不信马列。即使信仰，也不坚定。童年的饥饿和成年之后的文革动乱不可能使他们真正信仰马列。五十岁以下而真正信仰马列的人，大都多是老高干子女，他们的人数很少，是极少数。
　　一个新政权的第三代，就会发生战争功臣政治到平民知识精英政治的转轨，内部权力斗争相当激烈。现在，战争功臣大都死了或退休了。现在是战争功臣的子女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官员与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现在，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在党政机构中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当年的右派，长期被战争功臣打击和排挤的朱镕基当上了国家总理。平民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能接受现代思想，不会坚持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战争功臣及其代理人才坚持马列。战胜战争功臣及其代理人，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会得到更多的提升机会。因此，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政官员会欢迎变革。
　　截止1997年底，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达到6796万人，这表明私有制经济已经是不可小视的经济力量。自然也就会形成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势力天然地反对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代思潮》1997年第1期载文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已经超过国有经营性净资产。外资经济也是不可小视的经济力量，自然也就形成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势力天然地反对“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中，主张私有化的人也不少。
　　总之，在中国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
　　现在有一首民谣：“一生献给党，老了无人养，只望靠儿女，儿女又下岗。”听了这首民谣的人要好好想一想，只有尽快变革，才符合自己的利益，不要等自己老了无人养。
　　目前，国有经营性净资产仅1.3万元。这笔财富可以作为老职工养老的经济保障。目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每年大约800~1000亿元。国企亏损也很严重。要不了几年，国有净资产将被贪官污吏瓜分和亏损贻尽。那时，老职工的养老将没有任何经济保障。
　　现在，国家内外债务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国家财政赤字的增长率也极高。银行呆账的增长率也很高。要不了几年，国家就会陷入债务危机、财政危机和银行危机，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尽快变革，不要再等待。我们要在下一次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中积极参加竞选，争取在全国各县各区的县级人大中取得多数。一旦在县级人大中取得了多数，就可以改选县级行政长官，还可以选举上级人大代表。在五年内，我们有信心在全国人大中取得多数。
　　我们要把那些贪官污吏和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赶出国家机构，而精明能干的党政官员会获更多的提升机会。
　　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作者张国堂的工作单位：宜昌市煤气输配公司
　　电话：0717-62417720717-8581508

　　2005年5月15日说明：我现在在广州市打工。电话：020-37210715（宅）2006年2月13日说明：我于2005年9月11日由于广州公安部门的压力而被迫离开广州，现在在宜昌市生活。电话：0717-6241772
　　2009年1月6日说明：本文原标题为：《纪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