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道路不符合人的本性——要向美國和台灣學習
張國堂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2009年1月6日修改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存在三大頑症：一、國企普遍長期嚴重虧損；二、國家機構臃腫、冗員過多；三、部分官員腐敗無能。江澤民、李鵬等人不是想方設法治理這三大頑症，而是製造鄧小平的個人崇拜。這種誤國誤民的作法，是導致經濟蕭條和金融危機的原因。
　　公有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者因為人數眾多而無法行使所有權，作為所有者的每個人都覺得事不關已而不願行使所有權。這樣，所有者不行使所有權，而實際行使所有權的某些政府官員又不是所有者。不是所有者的人行使所有權，他就不能象所有者一樣行事，別人也不允許他象所有者那樣行事。這就是所謂的所有者缺位。對企業負責人而言，搞得好不能多得，干不好也損失不大，他的升降去留全憑主管官員的好惡，而與企業經營狀況關係不大，討好上級領導是他們行為的主要動機。這就缺乏動力機制、壓力機制、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總之，公有制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由此導致相當多的國企負責人怠工、腐敗和無能，這是國企虧損的主要原因。目前，國企幹部職工紀律鬆弛、士氣低下。大多數虧損的國企根本不可能搞好。
　　如果是一個企業搞不好，其他企業都搞得好，那麼責任在該企業的負責人。如果一個市的三分之一的國企虧損，其他市都搞得好，那麼責任在該市的書記和市長。如果一個省的三分之一的國企虧損，其他省都搞得好，那麼責任在該省的書記和省長。如果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國企虧損，責任自然在總書記和總理。現在，近80%的國企虧損，江澤民總書記和長期擔任總理的李鵬難道就沒有責任嗎？
　　國企虧損的原因在制度，為什麼要追究江澤民和李鵬的責任？因為他們極力維護錯誤的制度，反對私有化這個唯一可行的改革措施。他們在政治上公開反對私有化，卻沒有有效措施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是一種偷偷摸摸的私有化，這種私有化極不公平，是對大眾的一種掠奪，這種搞法違背了市場經濟要求公平競爭的原則。
　　以前，我們總是講，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但這需要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必須符合人的本性。公有制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自私的本性。
　　國有企業普遍長期嚴重虧損，1998年上半年，僅預算內國有工業企業盈虧相抵的淨虧損達558億元。這些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失敗。1992年，共產黨已承認了計劃經濟失敗。事實上，社會主義已經失敗。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廣大國企負責人在等待着私有化、盼望着私有化。因為不論什麼樣的私有化方案，為了經濟的穩定，在職的國企負責人絕大多數不會更換，而且還多少會享受一些優惠。同時，私有化之後，企業負責人將為自己而工作，他們就可以公開地追求財富。他再也不會怠工，因為沒有人會自己跟自己怠工。只要企業負責人不怠工，他就可以準確地評價部下的工作。這樣，其他幹部職工為了升職、提薪和保有現崗位，避免降職、降薪和炒魷魚，從而也會努力工作。企業負責人再也不會腐敗，因為沒有人自己會貪污自己的錢，雖然私有化之後，企業不大可能是他一個人的，但貪污私人的錢比貪污公家的錢要困難得多。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壓力下，會迫使企業負責人選賢任能，從而也可以提高他自己的能力。同時，市場競爭會淘汰無能之輩。
　　企業負責人精明強幹，不腐敗，不怠工，就可以搞好企業，這對國家有利，對職工有利，對企業負責人更有利。因此，私有化是解決國企虧損的根本辦法。
　　中國的政治制度，其實質就是，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挑選各省的主要負責人，各省的負責人再挑選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人大的代表。再由這些代表選舉江澤民等黨政領導人。這種實質上是自己選自己的制度，不能代表民意。全國新聞工具都控制在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手內，使新聞成為自吹自擂的假新聞，自我麻醉和麻醉人民的鴉片新聞。
　　這個制度不僅不民主，而且包含着接班人的危機。事實上，江青與鄧小平爭奪毛澤東接班人的權力鬥爭引發了1976年“四五”運動。李鵬與趙紫陽爭奪鄧小平的接班人的權力鬥爭引發了1989年的學潮。現在，江澤民也面臨退休，會不會又發生爭奪他的接班人的權力鬥爭？又會出什麼亂子？誰能知道？
　　中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擺脫危機並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上帝給了我們足夠的智慧和力量來領導中國人民擺脫危機並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現在，國學熱越來越熱，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熱點，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在廣泛地傳播。佛教的發展也空前的迅猛。其他宗教和半宗教（如法輪功）也在迅猛發展，聲勢浩大。馬克思主義已經受到公開的批判，有人公開宣布“馬克思主義是偽科學”。中國民主黨已經成立並開始了活動。中國共和黨也將成立。
　　上述政治經濟形勢說明，中國面臨大變革。現在是大變革的前夜。
　　在社會進行大變革時，社會必然會形成巨大的社會潮流，在這個潮流中，有人走在前面，有人走在後面；走在前面的人就會成為政治領袖，緊跟其後的是追隨者。站在大變革潮流的對面對抗變革的人，就會被潮流所淹沒。大變革的潮流可以使小人物變為大人物，也可以使大人物變為小人物。
　　現在的政治經濟形勢表明，只有我們掌權，國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上帝給了我們足夠的智慧和力量，要我們領導中國。
　　凡幫助我們的，必將獲得上帝的幫助。凡迫害我們的，必將受到上帝的懲罰。
　　凡追隨我們的，沒有官職的必將獲得官職，沒有工作的必將獲得工作。凡幫助我們的，有官司職的將保有官職，有工作的將保有工作。凡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有官職的必將失去官職，有公職的必將失去公職。
　　鄧小平說：“走自己的路，”這是似是而非的大謬論。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有人拒絕走別人的路，堅持只走自己的路，那麼他不能邁出家門一步。因為天下的路，基本上都是別人走過的。
　　走別人走過了的路，並比別人更快的速度走，總可以趕上別人，如果拒絕走別人走過的路，就可能誤入歧途，陷入沼澤，走入絕境。這是無數人的實踐反覆證明了的真理。
　　在任何領域，開創新路的人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都走別人走過了的路。在有現成路時，就不要自己去闖新路，這是正常人的作法。用自己的腳，走別人走過的路，這才是安全的作法。
　　以前，我們走俄國的路，吃了虧，這是因為俄國人自己也走不通他們自己的路。中國的大躍進、文革等是走誰的路？難道不是自己的路嗎？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大饑荒主要是人禍，餓死了數千萬人。古今中外沒有先例的文化大革命，革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上億人，損失8000億元，這些慘痛的事例，不都是走自己的路所造成的惡果嗎？
　　美國的路、台灣的路，是成熟的道路。拒絕走這條成熟的道路，堅持只走自己的路，必將以失敗而告終。毛澤東好大喜功，總想搞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創舉、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災難。鄧小平不吸取毛澤東的教訓，仍然是好大喜功，仍然想搞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創舉，必將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災難。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在古今中外都沒有先例，在理論上也沒有充分的論證，他卻要人們“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種盲人騎瞎馬的實踐，必將以失敗而告終。
　　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必須符合人的本性。因為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國家制度不符合人的本性，必被人所排斥。
　　中國人是人，外國人也是人，人與人的本性是一樣的。中國社會與外國社會都是由本性相同的人所組成。在外國行不通的道路，在中國也行不通，在外國行得通的道路，在中國也行得通。
　　中國與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這是事實。但歷史文化傳統只是習，人的習慣是可以改變的，但人的本性是很難改變的。子日：“性相近，習相遠也。”不論中國與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多大的差別，但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本性相同，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最基本的事實。
　　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道路不符合人的本性，是根本行不通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相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也是行不通。
　　美國、西歐、日本、中國台灣的實踐證明，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是行得通的。當然，中國與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其實現的具體形式可能不同，這是我們要探索的。例如，美國、德國、日本的市場經濟的具體模式並不一樣，但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他們各國政體的具體模式也不一樣，但民主自由代議制共和政體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
　　儒家認為，仁義禮智信是大多數人的本性，這是善良和理性的本性，這是性本善的由來。有人認為，貪婪、殘暴、嫉妒是少部分人的本性，這是性本惡的由來。有些人同時具有善和惡的本性。
　　儒家所說的性本善不僅是說統治者的性本善，同時也說被統治的廣大民眾的性本善。《大學》序中說：“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上天給了每個人仁、義、禮、智、信的本性，因此，大多數人都能知道是非善惡，這是人民主權論的人性依據之一，是民主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
　　《大學》序又說：“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這句話的意思，可以理解為人與人在智力和天資上存在差別。《大學》序還說：“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在古代中國，天以戰爭的方式命賢者為君師。儒家認為，天命與人性同一，天意與人心同一。所謂天從人慾，天隨人願，得人心者得天下。在未來中國，天必將以自由選舉的方式命賢者為億兆之君師。選票裡面出政權，這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事實上，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就是中國現代選舉制度的萌芽。這就是說，由於人與人在智力和天資上存在差別，民眾不能自己直接治理國家，而只能挑選賢者治理國家。這就是民選的代議制共和政體的本質。
　　宋代朱熹說：“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自私是人的本性，中國人是這樣，外國人也是這樣。
　　在一個國家中，多數人沒有與自己對立的利益。因此，國家的政府必須按多數人的意見辦。由多數選舉的人任議會議員和行政首長。但多數人也會犯錯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須保護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如果少數人的意見錯誤，不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則他們永遠是少數，只要他們不採取暴力行動，他們對社會是無害的。因此，沒有必要打擊他們。如果少數人的意見是正確的，符合多數人的利益，如果打擊他們，就是在損害多數人的利益。總之，當權者藉口保衛多數人的利益而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少數人，其實質就是為了壟斷政權。而特定權勢者壟斷政權，是國家貧窮落後的最大原因。因此，由代表多數人的人執政，同時保護持不同政見的少數人，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這就是說，人可能會變壞。在一定條件下，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為惡。權力者往往會濫用權力，不受制約的掌權者會腐敗，會為惡。外國人是這樣，中國人也是這樣，沒有任何不同。總之，從人的本性上說，中國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並無本質的差別。因此，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符合中國人的本性。
　　當代中國沒有貴族，民眾已經不承認任何人是高人一等的貴族。假如有人自認為高人一等而壟斷政權，其下場必然是失敗，沒有貴族的國家必須實行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
　　縱觀中國歷史，自秦以來，沒有一個王朝能連續地超過三百年，漢超過了三百年。但分西漢、東漢。宋也超過了三百年，但分北宋、南宋。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實。這個事實說明，君主制政府的更迭如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是自然規律。而且，每當發生王朝的更迭時，都會引發爭奪政權的全國全面的大內戰。從楚漢相爭到國共內戰，不知打了多少內戰。每一次內戰都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餓殍滿地，給人民造成巨大的災難。對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和平時期積累的財富，在內戰中毀壞貽盡。這是中國長期貧窮落後的最大原因。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只有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才能避免為爭奪政權的全面內戰。而且，如果以後再發生內戰，日本很可能會入侵，歐美也不會袖手旁觀。因此，建立民有、民選、民治、民享的政府，並使之永世長存，這是中華民族避免內戰、避免外敵入侵的千年大計、萬年大計；是中國人民永保社會和平和富強的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美國《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以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未，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完整意義的這種思想，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但這種思想的萌芽，在古代中國是存在的。
　　孔夫子主張有教無類，《論語》說：“四海之內皆兄弟”。陳勝說：“王候將相寧有種乎！”作為平民的劉邦和朱無璋都能當上皇帝。這是古代中國人追求平等。一切人都有權利爭取當王候將相，甚至皇帝，這是平等思想的萌芽。
　　劉邦在著名的“約法三章”中說：“殺人者死，傷及盜者抵罪”。同時廢除秦朝的嚴刑苛法，如“偶語者棄市”。這其實就是說明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雖然中國古代政府對人的人權的保護是很不完全的，但至少是當時的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如果政府在保護人權方面不能完成自己的職能，就會導致人民的不滿意。雖然沒有任何思想家主張人民有權推翻政府。但中國農民在實踐中一次又一次地行使着推翻政府和更換政府的權利。在中國古代，每一個王朝都是君主制。但王朝的更迭、王朝的被推翻和王朝建立的過程體現着民主。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種認識說明，民主在王朝的更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思想，在中國古代是有萌芽的，在西方思想的啟發下，現代中國人完全能夠掌握西方正宗政治學。那種認為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認為，[英]洛克的《政府論》、[法]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美]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的《聯邦黨人文集》、[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林肯選集》、[美]卡爾·桑德堡的《林肯傳》等書的理論學說是完全正確的，已經被許多國家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是成熟的理論，這些理論完全能適用於現代中國。
　　三權分立和立法的議會分為兩院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的文革從反面證明了這個理論的正確。在文革中，毛澤東一個人行使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製造了劉少奇等無數冤假錯案，使全國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毫無自由和安全感可言。
　　考察世界各國的歷史，大國不能保持中央集權的共和國。小共和國會被外力破壞，大共和國會被內部的腐敗和內亂所破壞。辛亥革命之後的歷史證明，中國不可能建成中央集權的共和國。要在中國實行共和政體，必須實行美國式的聯邦制。國家主權必須分為兩部分，各省（含直轄市、自治區、特區）必須享有充分的自治主權。聯邦政府與各省政府不應有隸屬關係，他們都各自在自己的主權範圍內獨立地直接治理其人民。其議會議員和行政首長也各自由其治下的人民選舉產生。聯邦政府不能任命或罷免省政府的官員。這種中華聯邦共和國才符合中國這個大國的國情。
　　一切人生而平等，是共和國的基礎和靈魂。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人的一切方面平等，而是一切人在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上平等。一切人在信仰自由、創造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獲取信息的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包括組織政黨）、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勞有所獲等權利上平等。一切人生而平等，不是社會職務和角色的平等。現實社會必然是等級社會。不同等級的社會職務和角色是不平等的，但一切人在爭取擔任任何社會職務和角色的權利上平等。每一個人都必須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向上發展，去獲得他的天資和才幹所能得到的一切。作為社會職務，總統和平民是不平等的，但每一個人都必須有平等的權利爭取擔任下一任總統。資本家與其僱傭的工人是不平等的，工人必須服從資本家的管理和指揮，但每一個人都必須有平等的權利爭取當資本家。
　　實行法治，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關於法治國與法治的區別，劉軍寧先生的《從法治國到法治》一文講得很好。我們應該讀一讀劉軍寧先生的文章。我這裡要強調的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靠人去執行，“徒法不能自行”法治國是這樣，法治也是這樣。法治國與法治的區別，不在於是人高於法，還是法高於人，少數特定權勢者的意志高於法，這是法治國的特徵，個人的人權和人類的正義感高於法（即自然法高於人訂法），這是法治的特徵。法治國與法治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法律是否體現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則，是否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還在於法律制定者的議會議員（或人大代表）是否由人民自由選舉產生。如果少數特定權勢者壟斷立法權，同時他們無視自然法而肆意制定惡法，然後強調依法治國，這種搞法，比人治還壞。另外，法治國的法律不容批評，但權勢者可以變通。甚至把法律的變通當作權變的謀略加以頌揚。實行法治的國家，任何人都可以批評法律，但不允許任何人變通法律，任何人不得違反法律。如果不允許個人批評法律，則法律不能盡善盡美。如果允許變通法律，則必導致不公平。如果允許違反法律，則必導致無政府狀態或暴政。
　　允許個人批評憲法和法律，不允許任何人變通法律，這是中國實行法治的第一步。
　　要在中國實行法治，還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思想。1949年之前，毛澤東不遵守中華民國的法律，以武力顛覆當時合法的政府。這不是功，而是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成功表明，中華民國是一個堅持正義的政府。如果中華民國不被毛澤東趕到台灣，則大陸人民也如台灣人民一樣富裕、自由、安祥和幸福。1949年之後，毛澤東也不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1957年的反右運動，違反了1954年憲法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在十年文革中，更是粗暴地推翻了1954年的憲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對內對外代表國家，不經任何法律程序，就把劉少奇迫害致死。這是嚴重違反憲法的罪行。如果不追究、不譴責毛澤東嚴重違反1954年憲法的罪行，就不能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如果把毛澤東這樣的不法之徒當作領袖，當作英雄來歌頌，就會鼓勵人們無法無天。
　　私有制符合中國人的本性，公有制不符合中國人的本性。台灣和香港的成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大陸國企的困境和私有經濟的勃勃生機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下，誰能成為資本家、富豪、企業家、老闆、誰成功，誰失敗，都是個人努力和市場選擇的結果。每個人作為消費者在選擇商店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時，他（或她）就在不自覺地用貨幣投票選舉資本家。每個人在尋找工作時，他也在選舉資本家。因為誰獲得高素質的人才，誰就能成功，就能成為大資本家。這種競爭和淘汰機制就能保證經濟領域的掌權人是有仁愛之心的慧心人。
　　資本家是社會財富的受託管理人，是非政府的社會公職人員。資本家在行使所有權時，這也是勞動，是腦力勞動，這種勞動也應獲得勞動收入。資本家是憑自己的勞動謀生，他不是靠剝削謀生，他也沒有剝削工人，馬克思說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學話完全是胡說八道，是歪理邪說。資本家組織社會生產，管理社會經濟，為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為消費者供應商品和服務。他們是社會的有功之臣，理應受到人們的尊敬，不應該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階級鬥爭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完全是禍國殃民的異端邪說。
　　社會財富總需要有人來管理，社會主義是這樣，資本主義也是這樣。由政府任命社會財富的管理者，還是由市場機制選擇和淘汰社會財富的管理者，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
　　資本家要積累資本，這是資本家的本性，他的這個本性就決定了社會的擴大再生產，這是保證人們就業的前提。由市場機制選擇私人來管理社會財富，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制度。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一個貪污和浪費的經濟。有經濟學家測算，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元，浪費投資65%。1989年之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車每年耗資3000至4000億元。改革開放20年來，權力資本形成給私人帶來的好處不下30萬億元，其中有數千億美元的財富流失於國外。如此嚴重的貪污和浪費，是造成大量失業的根源。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子曰：“道不遠人”朱熹曰：“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說：“依人之本性以治人”亞當·斯密說：“追求個人利益、個人財富的‘經濟人'，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會自覺不自覺地推進社會利益的增長。”尼克松說：“相信個人的努力能實現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進步，這是美國共和黨的信條。”里根說：“首要的原則就是湯姆斯·傑弗遜所說過：‘人類不能被少數權勢者所統治'；另一個原則是，要保證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無論他們出身如何、社會地位多麼卑微，都有均等的機會向上發展，去得到他們的天資和才幹所能得到的一切。要相信人民，相信每一個人都能創造不朽的業績，都能自理自治......只有當人們獲得了信仰和創造的自由，只有當他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和勞有所獲時，這樣的社會才能充滿活力，才能夠繁榮、進步和自由”我說：“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的，個人沒有活力，社會就不可能有活力；個人有活力，社會就有活力。”現代產權理論認為，明晰的私有產權制度和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靈魂，所有這些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
　　維護社會和平和捍衛個人自由是我們的根本宗旨，我們相信，“無財產則無自由”，我們鄭重宣布：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消滅私有制”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錯誤的。保護私有財產是捍衛社會和平和個人自由的前提，我們決不允許任何集團消滅私有制。我們決心以自己的生命、財產和榮譽來捍衛私有制。
　　防止失業者造反，是當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務。如此眾多的失業者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因素，是對社會和平和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一旦失業者造反，對整個社會各階層都是災難，對失業者階層更是災難。
　　我們必須明白，在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會、基督教會）在民眾中的影響遠遠大於自由主義的影響。基督教在維護人與人的和睦和社會和平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與人的和睦和社會和平是個人自由的前提條件。
　　上帝存在，人的靈魂不滅，人死後其靈魂受上帝審判，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及天堂、地獄和煉獄的理論使人有敬畏心，真信基督教的人一般不會造反和作亂，也不會作惡。因此，基督教能夠維持社會和平，如果今天的共產黨領導人聰明，他就不會阻止基督教的發展。
　　我們信奉宗教自由的原則，因此，我們不阻止其他宗教的發展。我們也有權以言論批評其他宗教。
　　我們主張政教分離的原則，政教分離是政府與教會的分離，不是上帝或基督與政治的分離。政府不得干預教會，教會也不得干預政府。教會不得有政府的職能，比如有權剝奪人的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宗教裁判所。政府也不得有教會的職能，比如政府強制向民眾灌輸某種主義或思想。這就是政教分離。
　　對民眾而言，宗教是不可缺少的，神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民眾需要神。自然界和社會本身都有許多不可預知的不確定因素。個人由於自己的藐小而對那些不確定因素心懷恐懼，因此就希望有一個全智全能的神來保護自己。如果沒有正常的宗教，就會出現人為的造神運動。1978年之前，毛澤東就是人造的活神。1989年之後，江澤民想把鄧小平造成神，他搞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比林彪和“四人幫”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民眾不接受鄧小平這位神。民眾反而把一些無名小卒造成了神，比如李洪志等。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說，無神論是不科學的。因為民眾需要神，這是社會學的一個事實或規律，對明顯的事實採取不承認的態度，能是科學嗎？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基督教是對社會無害而有益的宗教。讓民眾信仰耶穌基督有利於社會和平。
　　什麼是科學？科學只討論感覺經驗之內的問題，並受感覺經驗的檢驗。討論感覺經驗之外的問題，就不是科學。是否存在神的問題不是科學的問題，科學也不研究這樣的問題。迄今為止的科學理論並沒有證明神不存在。以科學的名義宣傳無神論是對科學的褻瀆。
　　唯物主義是哲學的一個流派，哲學不是科學。說唯物主義是科學的人實際上對科學非常無知。1958年，宣傳和相信畝產萬斤糧的人都是唯物主義者。可見，唯物主義並無科學精神。
　　美國和西歐各國的科學家，絕大多數都信耶穌基督。都是所謂的唯心主義者，事實上，唯心主義者對科學的貢獻，遠遠大於唯物主義者對科學的貢獻。有神論者對科學的貢獻，也遠遠大於無神論者的貢獻。
　　在中國，儒家學說在民眾中的影響是巨大的。儒家學說是教人自立於社會的學說，在維護人與人的和睦和社會和平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世紀，天主教與君主制相結合，但君主制的理論不是基督教教義的中心思想，否定君主制的理論並不否定基督教教義的中心思想。同樣，皇帝制度的理論不是儒家學說的中心思想，否定皇帝制度的理論並不否定儒家學說的中心思想。否定皇帝制度理論之後的新儒學是能夠與民主自由相容的，至少也是不矛盾的。
　　皇帝制度並不符合儒家的理想，但在古代中國，儒家又不得不與皇帝制度相結合，這是古典儒學的悲哀。深入研究之後就會發現，共和政體將與儒學結合得更好。
　　復興儒學，實現代議制共和政體和私有制，是當代中國人的正確選擇。
　　復興儒學是作為炎黃子孫對自己祖宗的孝道。這是民族的大孝，是當代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那些數鼎忘祖，把外國人馬克思、列寧當祖宗來崇拜的人不可能愛中國。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把暴力從政治領域中排除出去。完成了這個任務，我國就向文明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
　　目前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不是儒家文化的危機，而是暴力主義的危機，發生危機很嚴重的國家，一般是軍人統治。
　　專制政府必然要更迭，在更迭時必然導致戰爭，而靠戰爭建立的政府必然要用專制來保衛自己。那些在槍林箭雨中打下江山的皇帝和功臣必然要用暴力手段來保衛自己的富貴。而哪些皇帝和臣子一旦失去權力，他的身家性命也難保。因此，專制導致戰爭，戰爭又導致專制，這就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循環。
　　孟德斯鳩說：“專制的原則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靜。”要製造恐怖就離不開暴力，用暴力解決政治分歧，是專制政治的根源。那種認為儒家學說是專制根源的看法是錯誤的。因為儒家並不贊成暴力。
　　儒家學說的目的是勸導統治者去私，不要貪婪，對人民要仁愛，不要殘暴，同時也勸導民眾對統治者要順服，不要反抗，更不要造反。當然，儒家學說在這兩方面的目的都沒有達到，這是古典儒學的悲哀。其原因，是由於政治分歧必然產生黨派（或集團）之爭，在古代中國，在制度上沒有設計出用和平辦法來解決黨派之爭，於是就只有用武力來解決。這就是專制的根源。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是用和平辦法解決黨派之爭的制度。有了這樣的制度，再用儒家學說的仁愛精神教化人民和掌權者。就一定能實現社會的永久和平和個人自由。
　　民主自由的代議制共和政體，使人在獲得權力的過程中不必冒槍林彈雨的危險，失去權力的人也不至於身家性命不保。掌權者任期有限，使失敗者有下一次機會。這樣，人們就不會孤注一擲地去爭奪權力。從而，政治鬥爭將緩和得多。這是符合儒家理想的。專制政體的政治活動家，都是以身家性命為睹注的賭徒。要生存就得殘暴，在成則王候敗則寇的暴利和巨大風險的驅動下，政治鬥爭的殘酷就如同野獸之間的撕殺。這是與儒家理想背道而弛的。雖然儒學的道德說教沒有去掉統治者的殘暴和貪婪，但如果沒有儒學，統治者會更加殘暴和貪婪。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種禍國殃民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難道還要堅持嗎？有人會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那毛澤東自己說的不是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說的反而是毛澤東思想，這是什麼邏輯？有人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堅持實事求是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是不值一駁的詭辯。因為任何人都說自己實事求是。而不同的人面對同一實事會求出不同的“是”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毛澤東面對當時的中國實際求出來的“是”，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鬥爭哲學，毛澤東一生也是造反的一生，鬥爭的一生，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鬥爭，這才是事實。煸動人與人的仇恨，挑動階級鬥爭，教唆工人和農民造反，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然後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消滅私有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消滅私有制”。這種說法才是實事求是，這才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概括。
　　二十年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糾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錯誤的歷史。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成功，而是逐步放棄馬克思主義取得的成功。所謂反左傾教條主義，其實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社會主義經濟節節失敗，私有制自由經濟節節勝利的二十年；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逐漸萎縮、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茁壯成長的二十年。
　　耶穌基督說：“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處面披着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里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強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則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里。所以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各國的實踐證明，馬克思是假先知，是結壞果子的壞樹。
　　希特勒主義煽動民族與民族相互仇殺。而馬克思主義則煽動同一民族的同胞相互仇殺。1949年這前，中國信馬列者被殺二千多萬人，那些不信馬列者又被殺了多少人？這些被殺者不論是否信馬列，都是中國人，我們在電影《大決戰》中看到的那種戰爭場面，真正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這些戰死者不都是中國人嗎？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的，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全國大多數人都挨餓，餓得浮腫。十年文革，革死了二千多萬人，整了一億人，損失8000億元。這些果子說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禍國殃民的異端邪說，是阻止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
　　為什麼要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理由是為了減少失業率。現在有一種傳聞，如果把毛澤東的畫像從天安門城樓上拿下來，海外華人資本就會像潮水上一樣流入中國大陸。同時，國內也有相當多的私人企業主由於怕“共產”而把資本轉移到國外。1989年到1995年，有1000多億美元的資本外流，吸引海外華人資本和阻止資本外流顯然可以增加就業崗位，從而減少失業。同時也是為了防止窮人造反，縱觀毛澤東一生的言行可知，毛澤東基本上是一個動員和領導窮人造反的反叛人物（是反賊）。現在要維護社會和平，就必須否定洪秀全、毛澤東之類的反賊。如果說他是英雄、是領袖，就鼓勵人們造反，從而會危害社會和平。
　　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是全國人民貧窮和恐懼的二十七年，他給人民帶來的更多是災難。“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事實，但毛澤東的新中國是貧窮和恐怖的中國。因此，“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窮中國”，這才是真實的事實。如果當初沒有毛澤東，大陸人就會同台灣人一樣富有，一樣過着幸福安祥自由的生活，也不會有大陸和台灣的分裂。總之，毛澤東對中國的禍害遠遠大於他對中國的貢獻。毛澤東不是中國人民的救星，而是最大的災星。
　　綜上所述，走美國的道路，走台灣的道路，這是中國大陸的必由之路。以儒家學說和基督教教義正人心、安人心、定人心，用西方正宗政治學和經濟學指導中國的政治經濟改革。這是我們的總理論，這就是中國共和主義，以和平手段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選政府，在民選政府的領導下，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們的總綱領。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是挽救了蘇聯共產黨，還是搞垮了蘇聯共產黨？現在在俄羅斯和獨聯體各國當權的人仍然是前共產黨人，主動求變，失去的只是名義，並不損害共產黨人實際利益。
　　耶穌基督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耶穌基督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耶穌基督說：“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也。”（曾子說：“提高警惕，提高警惕！你怎樣去對待人家，人家將怎樣回報你”）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想受迫害，就不要迫害別人。耶穌基督說：“這個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個絆倒人的有禍了。”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的必遭禍。
　　我奉勸江澤民、李鵬等人不要迷信暴力。治理天下，必須以義理為主，強制為輔。如果靠暴力就可以永保政權，那我們至今只能生活在秦始皇后代的統治下。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行嚴刑苛法，結果二世而亡，其子孫均不得好死。這個教訓不能說不深刻。社會發展的趨勢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的下場，不能說不慘重。無數歷史事實說明，善惡必有報。因為上帝是公平的、公正的，不論你們信不信上帝，上帝都存在，任何人都逃不脫上帝的審判。
　　《大學》曰：“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這裡的道，就是言論。不論是誰，只要他的言論能獲得民眾的贊同，他就能成為國家的政治領袖；如果領袖人物的言論不能獲得民眾的贊同，他就會垮台。林肯說，在政治上戰勝對手的秘訣是，提倡一種有結果的正義事業。
　　我們提倡的事業是有結果的正義事業。我們的言論正在獲得民眾的贊同。我們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掌權。
　　我們不組織示威遊行，也不組織罷工。我們只發表言論和致力於選舉。我們以言論爭取人心，以選舉取得政權。我們主張，選票裡面出政權，堅決反對“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強盜邏輯。我們相信，選票的力量比槍桿子的力量更大。我們主張，選票指揮槍桿子。
　　今天的情況與十年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十年前，鄧小平的威望如日中天，而現在鄧小平那一代人都已經死了，鄧小平的威望已是落日的餘暉。十年前經濟形勢很好，人們普遍很樂觀；而現在，人們憂心忡忡，金融危機的預言已經被許多人接受，對搞好國企的信心，大多數人已經動搖。軍隊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70%軍級軍官和絕大多數軍級以下的軍官都受過正規教育，他們大都能接受現代思想。這些具有現代思想的軍官盼望變革。困為變革會給他們帶來提升的機會。
　　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大都是五十年歲以上的幹部和知識分子。他們已經退休或快要退休。五十歲以上的平民信仰馬列的也不多。五十歲以下的人大都不信馬列。即使信仰，也不堅定。童年的飢餓和成年之後的文革動亂不可能使他們真正信仰馬列。五十歲以下而真正信仰馬列的人，大都多是老高乾子女，他們的人數很少，是極少數。
　　一個新政權的第三代，就會發生戰爭功臣政治到平民知識精英政治的轉軌，內部權力鬥爭相當激烈。現在，戰爭功臣大都死了或退休了。現在是戰爭功臣的子女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官員與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之間的權力鬥爭。現在，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在黨政機構中已經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當年的右派，長期被戰爭功臣打擊和排擠的朱鎔基當上了國家總理。平民知識分子大多數都能接受現代思想，不會堅持造反有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有戰爭功臣及其代理人才堅持馬列。戰勝戰爭功臣及其代理人，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會得到更多的提升機會。因此，平民知識分子出身的黨政官員會歡迎變革。
　　截止1997年底，個體私營經濟就業人數達到6796萬人，這表明私有制經濟已經是不可小視的經濟力量。自然也就會形成不可小視的政治力量。這股政治勢力天然地反對以“消滅私有制”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當代思潮》1997年第1期載文測算：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已經超過國有經營性淨資產。外資經濟也是不可小視的經濟力量，自然也就形成不可小視的政治力量。這股政治勢力天然地反對“消滅私有制”為宗旨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在國有企業的幹部職工中，主張私有化的人也不少。
　　總之，在中國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機已經成熟。
　　現在有一首民謠：“一生獻給黨，老了無人養，只望靠兒女，兒女又下崗。”聽了這首民謠的人要好好想一想，只有儘快變革，才符合自己的利益，不要等自己老了無人養。
　　目前，國有經營性淨資產僅1.3萬元。這筆財富可以作為老職工養老的經濟保障。目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每年大約800~1000億元。國企虧損也很嚴重。要不了幾年，國有淨資產將被貪官污吏瓜分和虧損貽盡。那時，老職工的養老將沒有任何經濟保障。
　　現在，國家內外債務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經濟增長率。國家財政赤字的增長率也極高。銀行呆賬的增長率也很高。要不了幾年，國家就會陷入債務危機、財政危機和銀行危機，整個國民經濟就會有崩潰的危險。
　　儘快變革，不要再等待。我們要在下一次縣級人大代表的選舉中積極參加競選，爭取在全國各縣各區的縣級人大中取得多數。一旦在縣級人大中取得了多數，就可以改選縣級行政長官，還可以選舉上級人大代表。在五年內，我們有信心在全國人大中取得多數。
　　我們要把那些貪官污吏和不學無術的無能之輩趕出國家機構，而精明能幹的黨政官員會獲更多的提升機會。
　　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自由和人道的現代化國家，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作者張國堂的工作單位：宜昌市煤氣輸配公司
　　電話：0717-62417720717-8581508

　　2005年5月15日說明：我現在在廣州市打工。電話：020-37210715（宅）2006年2月13日說明：我於2005年9月11日由於廣州公安部門的壓力而被迫離開廣州，現在在宜昌市生活。電話：0717-6241772
　　2009年1月6日說明：本文原標題為：《紀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