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古典民主思想，但沒有生成民主製度 民主根植於人性而非文化 ——讀余英時先生《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有感 日月光華点评 余英時先生在《民主、人權與儒家文化》（來自哲學園自稱小編，翻譯：王宇）一文試圖論述中國古代文明或先賢（如孟子、黃宗羲）具有與西方一樣的普遍意義上（非學理上）的民主思想，筆者以為余先生的論據不充分、有牽強附會之嫌。余先生的質疑不能說沒有道理，關鍵是沒有點到關鍵處。我的看法是：民主根植於人性而非文化，中國有原始民主思想，但沒有生成現代民主製度。這固然有地理文化的因素，從大歷史的視野看，卻也不能排除偶然性因素。 （說明：本文使用中國古代社會存在民主思想的概念也僅在普遍意義上使用，非現代學理上定義。） 余英時先生論述中國儒家（原儒、黃宗羲等）具有民主思想我認為是沒有疑問的。讀原典即可知。這與他所界定的民主意涵不矛盾。簡單抹殺否定是非理性的、不是實事求是。 維基百科對學理上的民主是這樣解釋的： 民主（希臘語：δημοκρατία），其本義是「人民的統治」，即「主權在民」的意思，是一種現代的國家製度，國家權力由公民直接或間接行使。民主有時被稱為「多數的統治」，與極權統治、獨裁統治或寡頭政治相對立。狹義的民主一詞經常被使用於描述國家的政治，民主的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有著統治行為存在的領域。平常所說的民主作風、民主原則、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都從民主之含義派生而來。廣義的民主應該是人民當家做主，既在一個完整的民主的社會裏人們從一出生就平等，人們對社會負有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建立起社會的法律法規以及對政權控製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等。 原始民主即是為了達成相對公平、合理形成的多數人意見的公約數，權威的合法性來自由下而上的普通個體而非由上而下的上天、神祗或世襲。 我認為從人性的角度切入，問題迎刃而解——只要承認人類不分種族、文化均具有普遍的人性（動物性與社會屬性——人性與神性），則中國古代文明、先賢的思想包含民主觀念是非常正常的，任何其他種族、文明亦同樣必然包含普遍意義上的民主觀念。雖然其使用的詞匯不同、概念內涵不完全一致。我認可人類具有普遍共相的人性的觀點。如果余先生把中國傳統儒家包含的民主思想根源追溯到普遍的人性，而不僅僅是在故紙堆裏尋章摘句，說服力就更強了。古今人性差異極小，而古典著述經句典故解讀的隨意性、時代性和準確性爭議太大。 人類普遍的人性是什麼？動物性：生命安全的需要、食色繁衍的需要、血緣親情、占有欲、權力欲、不受約束的自由欲，這些歸屬於私域範疇。社會屬性：追求公平、公正、正義、平等的意願、對義務與權利對等和自由邊界界定的原始契約精神。這些歸屬於公域範疇。文明社會必須兼顧處理好私域與公域兩者的平衡和諧，否則即墜落於野蠻叢林。文明的意思即是與野蠻劃清邊界，邊界劃分越清晰文明的層級越高。 那麼如何把控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西方文明認為民主就是人類迄今為止實現個人與社會相對公平、正義的最有效手段。其思想資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至於何為公平正義則是隨著時代進步而不斷完善的過程。今日的西方社會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的形式與內涵與古希臘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但精神本質是一樣的。中國人也是人類社會一員，他們同樣也需要社會相對的自由、公平、正義，因為那是社會和文明得以存續的最大公約數。中國民間社會追求的公道、公理、公心、討說法等等都是追求社會原始正義的一種觀念或另一種表述。據說早在三代，就有原始意義上的民主精神，禪讓製度（《竹書紀年》的解讀否定了這一點。姑不論）。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爭鳴，不僅有自由的實踐，還有民主的苗頭。漢代，通過推舉賢良方正的方式舉賢任能，這種選拔人才的方式不也是原始民主實踐的嘗試?要命的是中國作為人類固有的民主思想被後來強大的皇權專製政治（自秦王朝開始）給窒息了，並在歷代皇權統治者把控的製度、文化、科舉以及社會生活實踐和掌握的話語權中進行長達兩千年時間的洗腦，形成了包括風俗習慣、文化傳承、思想觀念、製度模式在內的一整套僵化的臣民化或皇民化思維模式和話語體系，以至時至今日民主的理念依然無法深入民心。 因此，在尋找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路經上，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在民主上呈現了重大差異：中國先賢的民主思想、理念並沒有發育、轉化成民主製度形式！無論是原始民主製度（希臘）還是現代憲政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而西方做到了！而民主恰恰是一種製度秩序的實踐，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理念。姑且不論民主理論闡述的精致與否。 所以中、西文明在製度上的重大分野在於：維系人類社會達到起碼公平、公正的手段（形成的製度模式），西方找到了民主憲政製度，中國皇權專製下則只能找到明君政治。 可以細分縷述的是，中國三代沒有發明民主政治，他們推崇的是賢能政治。中國的儒家，原儒（先秦的孔孟）也沒有發明民主的方式，他們認可賢能政治，但也沒有完全認可後世所推崇的明君的路線。孔子強調「禮」、秩序的重要，雖然他認可三代體製，但不要忘記，他心中還有「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 泰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之類士人的獨立精神存在。孟子則更是強調「君輕民貴」，強調「大丈夫的浩然正氣」，他是民本主義者，也是中國士大夫養成君子人格的濫觴。所謂君子人格強調的是士大夫的個人道德品格修為和社會擔當，要士大夫做社會人格模範的意思。真正形成明君思想和文化體系、製度模式的是秦漢以後的皇權專製社會。而秦漢以後的儒學儒家已經與孔孟原儒相距甚遠，屬於偽儒。所謂儒表法裏（帝王術）貫穿歷史兩千多年直至今日！儒表法裏其實就是帝王術厚黑學，就是商鞅的《商君書》馭民術，中國偽儒們孜孜千載論證的是君王聖明、臣該萬死的奴才哲學。這是歷史上偽儒們的罪孽，與原儒真儒其實沒有多少幹系。在這點上不謀而合的是：余英時先生在文章中說「我同意狄百瑞（註：狄培理）的觀點：歷史地看，要儒學對中國歷史上所有罪惡負責是毫無道理的。」（這個觀點我在點評劉雲楓的文章《重要的是思維嚴密，而不是高喊口號》闡述過。）儒家對文明史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一套養成君子人格的修養身心的方法。如此而已。 至於如果要追問，為什麼中國有古典民主思想卻沒有生成民主製度？那是不是也可以追問：為什麼西方沒有生成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文明的生成有自身的規律也帶有偶然性，其他文明配件的生成也是，其中製度生成亦然。這一點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對人類文明史生成發展有基於生物學、地理學、病菌史的精彩論述。此外，從另一個更大時空尺度觀察，人類文明史雖然有幾千年（或近萬年），其實在歷史長河不過短暫一瞬——誰也不知道人類文明還會走多遠。先發文明啟發後發、先進啟發後進是人類文明生成歷史的規律。很自然的事。這不需要鴻篇大論，只需基本邏輯常識即可。或問:為什麼野蠻有時會戰勝文明？這和歹徒會打死好人是一回事。但終究文明戰勝野蠻，正義一定戰勝邪惡。其實問題的提出本身已經回答了提問——野蠻和文明的概念確立本身已經說明了是非正邪。因為任何時代人間正義是一種必要存在——這是維系社會存在的基石，舍此，則人類社會無異禽獸，人類文明根本無法存續。 回到正題。迄今為止，人類文明史證明：民主是迄今為止維護社會公平、公正、人性正義、文明正義的最有效手段，它是現代文明憲政法治的基石，雖然它並不完善（除非，有朝一日人性可以完美，否則社會製度的完美亦不可能，它是一個永恒的漸進過程）。無論原儒還是漢儒唐儒宋儒以及民國以來的新儒家，他們的思想有多少民主思想含金量其實都不重要，也未必需要如清末民初的先賢們那樣，非得從歷史故紙堆裏尋找接軌現代文明的依據（像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也沒有必要從老祖宗那裏尋找合法性和心理寄托，現實重要的是：從人性的角度著眼，只要承認中國人也是人類的一份子，他們渴求民主自由的精神需求和社會需求和普天之下人民的共性是一樣的！除非中國人把自己排除在人類之外。 今天的中國需要大力弘揚民主思想，建立民主思想市場，傳播民主價值，讓大眾了解、理解民主精神，早日結束中國在前現代傳統社會門口的長久徘徊，實現民主法治的憲政社會，融入現代文明世界，真正開啟中華文明的歷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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