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經濟失敗的道德與制度根源

傳統觀點多將計畫經濟的失敗歸咎於理性的自負（即哈耶克所批評的，中央計畫者無法掌握市場分散、自發的動態信息），這固然是其一技術性缺陷。然而，本文主張，計畫經濟的根本性崩潰，實則源於其內生性的道德與人性危機——即權力缺乏有效約束後，掌控者「髒手」的貪婪與偽善。歷史經驗證明，缺乏憲政法治約束的計畫體制，必然會被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少數群體所異化，從而導致社會公平與效率的雙重毀滅。因此，人類社會的真正福祉，唯有在憲政體制保障下的法治與自由市場中才能實現。

一、 對傳統解釋的審視與超越：信息與效率的困境（Planetary Information Problem）

計畫經濟的一項重要批判源於奧地利經濟學派，認為中央計畫者面臨著信息分散化的根本性難題。

技術性缺陷：自由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是自發秩序原理下的信息回饋系統，能夠精準、即時地傳遞數百萬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偏好、稀缺性和成本信息。計畫經濟試圖以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理性規劃取代這一複雜的動態系統，導致資源錯配和生產效率低下。

例外與常態：短期內、特殊情況下（如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戰時經濟體系）的國家有限干預可能發揮作用，但這些行為發生在憲政制度的框架內，且本質上屬於短期例外，不具備統計學上的普遍規律性。因此，計畫經濟的失敗不能僅僅被簡化為「計畫趕不上變化」的技術問題。

二、 核心論點：權力集中與人性的異化——「髒手」的必然性

計畫經濟之所以必然走向失敗，其根本原因在於其制度設計的內在缺陷——將無限的經濟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卻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約束。

人性貪婪與偽善的結構性植入：計畫經濟體制下，掌控者掌握著決定生產什麼、分配給誰的絕對權力。當「公平」被設定為最高、不可質疑的口號時，這種道德高地反而成為掩蓋個人私慾的最佳偽裝。掌握權力的人，其本性中的貪婪將迅速吞噬其自稱的「公平與善」。

掌控者是“更平等的動物”：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中的經典警示：“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這句話精確地揭示了集權式計畫體制的最終宿命：權力階層利用其對“公平”的解釋權和分配權，為自己謀取特權和利益，形成了新的、更為殘酷的等級制度。

歷史的鏡鑒：前蘇聯及東歐集團的崩潰、以及今日中國、古巴、朝鮮、委內瑞拉等國的經濟困境和社會停滯，無不指向同一事實：計畫體制的失敗並非始於經濟模型的缺陷，而是源於權力腐敗和資源分配的不公。

三、 對“乾淨的手”的假設性否定

一個反駁觀點可能會假設：如果掌控計畫經濟的「那隻手是乾淨的」（即由完全無私、絕對公正的人來執行），結果是否會不同？

假設性前置的非事實性： 這一假設在歷史和現實中缺乏任何可供證明的實例。人類的歷史經驗反覆證明了人性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絕對權力的誘惑面前。阿克頓勳爵的格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計畫經濟將經濟與政治權力合二為一，創造了絕對權力的環境，從根本上否定了「乾淨的手」存在的可能性。由於「人性靠得住」這一前置條件被歷史證明為非事實，任何基於此假設的邏輯推演均不具備學理意義。因此，計畫經濟的失敗是其制度結構導致的人性異化的必然結果。

四、 結論：法治下的自由市場才是人類的福音

鑑於計畫經濟在技術層面（信息問題）和道德層面（人性與權力問題）的雙重失敗，我的結論是：法治與自由市場的不可分割性：唯有法治下的自由市場，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與經濟活力。自由市場在經濟上利用分散的信息，達成效率；法治則在制度上約束權力，保障個人財產權和契約自由。

憲政體制的最終保障：最終極的保障機制是現代文明的憲政體制。憲政體制通過權力分立與制衡，將政治權力關入籠中，從而保障了法治的實施。只有在一個憲法確立的、制約政府權力的體制下，法治才能夠保護自由市場免受「髒手」的侵蝕和劫掠。

總而言之，人類的福音不在於用一種冠冕堂皇的口號去取代市場，而在於建立一套能夠預防、約束和懲罰「髒手」的制度。這一制度，即是憲政、法治與自由市場三位一體的現代文明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