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于我来说，即无牵挂又无根 ，呆久了就想逃离。况且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外面有太多的诱惑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绿皮列车在夜幕里将我由北站送进上海，从而有幸开启了人生一个新时期，七年后又将我由北站送出上海，匆匆告别了那个七年人生。当时并未意识到，竟是一去不复返。可以想像如今那里肯定是物是人非，然而过去了的一切，都是我美好的回忆：

南京路的人流，淮海路的梧桐，徐家汇的教堂，华亭路的摊头。五角场的阳春面，豫园的小笼包。苏州河水即使再熏鼻也未曾阻止驻留在桥上片刻的冲动，外滩一眼望不到边趴在防浪墙偎倚私语的情侣再拥挤也未曾挡住去那里以别人浪漫填补自己荒芜心里的念头。

襟海带江，人潮如涌，那是一段少有的即无运动也无折腾，休生养息，万物复苏的辰光…

在我的脑海中，乘载着我的时代列车已经远去消失，然而，那个年代与我擦肩而过萍水相逢的普普通通的上海人没有消失，哪些与我朝夕相处的人们却愈加清晰。

我最初对上海人的印象或是来自小说电影或是人们的口口相传。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母亲从县城医院下放到农村公社第一件事就是护送一精神受刺激的上海女青年回沪，行前小住我家，母亲到沪并在其家陪护数日，回来说这位女青年的母亲一生中竟没有走出过闸北区，这件事对我以前脑中的上海人经多见广的以偏代全的误解触动较大。

我本人最先与上海人的接触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插队务农时期，当时与他们一块插秧，一起割麦，一排除草摘棉，一块集聚生产大队或公社参加政治学习和大会，甚至打打闹闹。我的接触中，大多数人是正面、积极的，有的人皮肤晒得黝黑睁亮，其吃苦耐劳不亚于生产队的壮劳力。他们的阳光和乐于助人也使我耳目一新。与他们相处是非常愉快的。

在上海的七年中，尽管大部分时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从有限的时空中也不免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们，从而加深了对上海人的了解。

与上海同学同居一寝室，同聚一教室，更是朝夕相处。他们中间有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对我的帮助至今未忘。

虽然我敬重的老师长辈都已离世，但仿佛他们又没有走远，当年的同学和朋友现在虽”相忘江湖“，有时甚至会有一种相濡以沫的感觉…

在上海的最后的三年，得益于上海淮海路旧货商店买到的那辆除了玲不响浑身都响的自行车，使我经常地走街串巷成为可能。周末大都去徐家汇交大远房表舅家渡过，跟他一起买小菜，看着他做饭，与邻里互动。听他们聊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柴，感受着里弄邻里人们的喜怒哀乐。

在上海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有机会深入江南造船厂和宝钢，与青年工人们座谈交流。记得当时被组织者分派的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我们的对策》的话题。尽管当时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自己感到有忽悠之嫌，但与青年工人们交流坦诚，同时也从对话中了解到了他们的所思所想，收益良多。

七年的上海学习和生活，短暂而有意义。七十年代末从上海北站进，八十年代中又从北站出，仿佛是一瞬间。记得在上海四年本科毕业时听上海话还懵懵懂懂，到了第七年已基本能明白说的是啥了。此时我也该离开了。

在七年中印象最深的是我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上海人，阳光、积极和正面…

上海的地理位置，及工商科技在整个国家经济中举足轻重，也注定了上海人无法逃避地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而每次时代大潮呼啸而来和颓势而去，眼看着官、商、学的一些人他们或飞黄腾达，或遭受没顶之灾，但大部分底层人们仍叫天不应，不得不承受着时代的蹂躏和玩笑 。开埠一百八十年来，上海人遭受时代强加于他们的蹂躏和玩笑从未间歇过。难怪，当整个民族都如坐过山车时，上海人怎可能独善其身呢？

上海人，其本身就是源于各地人之汇总，除了方言口音习俗有别外，中国其他地方人有的陋习和发光点，上海人同样应有尽有。

然而，相较于其他地域的人群，上海人，不管是祖辈久居那里，还是出生在沪；不管是父辈移民，还是自己在那里生活多年，做为一个集合名词或是有血有肉的群体，长期以来饱受着某些误读： 什么男人怎样，女人如何，文化艺术及学术界更是“衍生出什么“海派”，诸如此类脸谱化的轻率划分和定义。 也许是常常将影视小说或道听途说信以为真，并不知不觉地养成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以至于他们自己对一件事、一个人评价，失之偏颇原因吧。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被追捧的凤毛麟角，还是垫桌腿的瓷碗碎片，大多数上海人，不仅亦师亦友， 而且宜师宜友！

回顾过往人生，是时代的浪潮将我裹挟到黄土岗，又将我从那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冲进繁华的上海，尔后将我推到北京经济权力中心的边缘。浪潮再次发力将我短暂地卷到世界银行总部，回流后，二次登陆美利坚西岸，最后在西北一隅驻足，开启另一人生。

我在上海度过的七年，尤为难忘。因为在那里，从教授我《西方货币银行学》的系主任讲述他在哈佛喝墨水时，其老师家中特设一间空屋做为思考空间的故事，加深了我对思考在人生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从因言获“右”的教授之坎坷而处惊不变并砥砺前行的经历，矫正了我以后的人生态度。从导师的诲人不倦，和给予我极大的自由，感受到为师的宽容和和蔼。从因与几位同学草地上质疑正统激进理论而被市委《思想动态》点名通报，系、所教授们联合起来，顶住层层压力保护我们的事件，体会到什么是应有的“师道”。

在上海的七年，虽然我上海话勉强听懂，但羞于张口。每当回忆那段时光时，对上海及那里不管是擦肩而过还是朝夕相处的人们，我还是想用当年回敬有助我的人那样，大胆地说一声：
 “老师傅， 暇暇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