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自己近來讀書興趣大不如前，除了有時瀏覽網文外，極少手攬書卷，作讀書狀。也許這跟信息載體的變化有關。現在多媒體大行其道，紙質媒體節節潰敗，拱手讓出傳統領地。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也就日見凋零。像我這樣曾經迷戀過書香紙馨的讀書人，也難免失節棄守，移情別戀了。 不過，細細想來，我的變化，又不完全因為此。我發現近來懶得讀書，實在是與最近的閱讀經歷有關。近來閱讀清末大名士辜鴻銘的英文大作《中國人的精神》（中英對照本：辜鴻銘英文原作，陳高華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讀得我倒盡胃口。讀前我曾猜測，這本書一定是教化蠻夷，揚我國威的大製作。信手翻來，果乎其然。書中雖然說的是前朝舊事，卻極盡鋪陳，把一堆腐朽，渲染得美侖美奐。前朝遺老，說說天寶舊事，不惜濫用溢美之辭，其實也情有可原。可是，我還是未曾料到，世上竟然真有這等欺天罔地，渾口胡言之事。 比如，該書在序言中，就把前（清）朝說成是最理想的社會：“試看（辛亥）革命前的中國。中國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沒有牧師，沒有警察，沒有地稅，沒有所得稅煩擾他們――中國人比世界上別的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自由：”（Ｐ９）。剛看到這裡時，我還以為這裡寫的是《鏡花緣》中的君子國。後來我想，這又不是寫小說。辜老頭子也算是受過西風薰陶之人，斷不至如此瞎說。沒準是翻譯在這裡胡說八道。可一對照原文，發現辜老頭子竟然真是這樣說的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ｎｏ ｐｒｉｅｓｔ， ｎｏ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ｎｏ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ｔａｘ， ｎｏ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ｔｏ ｂ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ｍ－－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ａ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看到此處，我丟開書，再無看下去的興趣。 我自認為自己是極為通達之人，從不以人廢言。我奉行西諺所謂“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的準則。辜老頭子盡可為前朝歌功頌德，盡可認為滿朝奴才的中土要優於國民有權遴選官吏甚至國家元首的異邦；盡可認為在一個毫無獨立人格和個人尊嚴的社會中生活要比生活在一個個人權利受到尊重的社會裡更自在；盡可認為社會平等不是好事而是搞亂了倫理綱常；甚或，盡可認為男人才是茶壺女人只是茶杯男人想把自己的那壺水篩到幾個茶杯里就篩到幾個茶杯里。因為這只是辜老頭子個人的觀點，是他的價值判斷，所以，雖屬謬見，但也算是一家之言。 但是，你不能撒謊！ “沒有牧師？”那些到處亂竄的和尚和喇嘛算什麼？“沒有警察？”那些個遍布全國的“獄”“牢”“捕”“勇”不是警察是什麼？“沒有地稅，沒有所得稅”那田賦算不算地稅？那丁役或者丁銀又算什麼？“丁隨地派”、“丁銀攤地”“攤丁入畝”又是什麼意思？更別提各處官吏以“火耗費”為名義的肆意搜刮。難不成就因為辜老頭子你是旗人，順治皇帝免去了旗人除兵役之外的全部義務，不服徭役，不納錢糧，你就敢以幾百万旗人來代表中國人民，那又將幾萬萬既納錢糧，又服徭役的漢人置於何地？ 我一向認為，人們可以在作價值判斷時胡說八道，因為作價值判斷是允許攙雜個人偏好的。在作價值判斷時胡說八道，說出你妻妾成群，奴僕簇擁的人生理想，雖然趣味低級，至少你是誠實的。但事實陳述則必須尊重事實。不能用謊言來代替事實陳述。如果你用謊言來代替事實陳述，如果你在作事實陳述時撒謊，你就是在欺世欺人，你的價值判斷也不可能令人信服。 可是，不但在作價值判斷時胡說八道，在作事實陳述時也經常撒謊，這竟成了國人的通病。 譬如，近來國內媒體鋪天蓋地否認存在普世價值，連篇累牘地強調一黨（專）制。普世價值的有無事涉一件事實陳述，而一黨專制則事涉一件價值判斷。執政黨認為多黨制（衡）不好，有礙手礙腳之嫌，會影響到自己的為非作歹。而一黨（專）制才是好制度，因為它能為自己壟斷權力提供便利。這樣的價值判斷雖然霸道，但就因為吾黨拳頭大，說好說歹不容他人置喙。你還真沒辦法跟它理論。執政黨為自己的不受制約的獨斷專行喝彩，本不是什麼新鮮事，雖然真正的喝彩只有來自民間才算數。可你非要從戲台後面為自己叫好，別人也拿你無可奈何。更何況你已經堵塞了別人的言路。 可是，普世價值的有無卻不是由你來說了算的。 普世價值聽起來玄乎，譬如它常常指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而自由又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實際上它有着非常具體的內涵。民主無非指的是在事涉自己的利害得失時，自己有權直接表達意見，或者間接請自己遴選出來的代言人表達意見，進而影響有關決策。人權無非指的是每個人都有天賦的權利去選擇為生之道，譬如遷徙權就是人權中的一種：某甲生於鄉里，想到城裡打工賺錢，卻須先花錢買暫住證，若想成為城裡人，更要花大把的銀子去買戶口；生於城裡的某乙在城裡呆膩了，想到鄉下去住住，卻毋須買什麼暫住證。這就是鄉下人的人權受到損害的例子。自由一義，雖然飄逸，但它卻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譬如，每個人都懂得生活平安的可貴，這就是說每個人都希望具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誰也不想住在自己住慣的房子裡，某日早上一覺醒來，屋外圍滿了政府派來的武裝拆遷者。即便你尋死覓活，往自己的身上倒汽油燒自己，想阻止別人毀掉你的家園；可那些拆遷者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照樣用推土機推倒你的房子。每個人都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在自己頭上？這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含義。言論自由則更是一種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的基本權利。批評時政，針砭時弊，乃是每一個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參與改良社會事務的嘉行。若是僅僅因為有人寫了幾篇文章，去提醒當權者要按照自己設立的規章辦事，由此就因言獲罪，要蹲上十一年的大牢。這樣的暴政就從反面提醒你，言論自由是我們必須擁有的多麼重要的權利。沒有它，我們就沒有辦法保護自己，因為你總有不平則鳴的時候，除非你永不開口，即便你的孩子被毒奶粉摧殘得奄奄一息，你的姐妹被惡吏肆意污辱…… 本來，上述這些普世價值完全是適用任何地方的，可有些國人為了維護一黨（專）制，竟然公然否認它的存在。按照他們的說法，中國和中國人才真正是人類中的異類；斯土斯民，就該天生受奴役，受宰制，他們的權利，可由另外的人來予取予求，他們都是受虐狂，不配享有自由。這樣否定普世價值在中國存在的事實陳述就不僅僅是在撒謊，更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公然冒犯。 即使是後來肆無忌憚地宣稱“我們就是要實行獨裁”的毛澤東，曾經也不敢否認普世價值。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問題時說，未來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 那時候，主――主神器者姓蔣，叫蔣介石。而毛澤東只不過還是一個“民”，儘管已經小有名氣，已是民間的山大王，但尚無與主神器者叫板的能力。雖然覷覦神器，想扳倒別人，自己成王，可為了奪權，也只好祭出民主這種普世價值。可是，當時婉轉低徊如毛澤東者，一俟神器到手，立即變臉，悍然宣稱“我們就是要實行獨裁”。普世價值的有無這種事實陳述就變成了服膺於權力的爭奪的權謀遊戲。 可悲的是，時過境遷，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雖然民主制度已暢行於全世界，普世價值也已無遠弗屆，深入世人之心，現在的那些御用文人，竟然還在撒着普世價值不存在的彌天大謊。這本是不值得一駁的謊言，但我還是想引用一段發表於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報章時評來痛陳其非：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這一段引文選自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７日《新華日報》上發表的社論，是當時吾黨的喉舌――也就是現在這些御用文人的先祖――用來痛批那些否認普世價值的所謂的“頑固派”――蔣派――的雄文。看完這些文字，你會作何感想，痛哉快哉？還是恍若隔世？ 烏呼，我那些在作事實陳述時信口雌黃，在作價值判斷時胡說八道的國人！ 成文於2010年元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