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近来读书兴趣大不如前，除了有时浏览网文外，极少手揽书卷，作读书状。也许这跟信息载体的变化有关。现在多媒体大行其道，纸质媒体节节溃败，拱手让出传统领地。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也就日见凋零。像我这样曾经迷恋过书香纸馨的读书人，也难免失节弃守，移情别恋了。 不过，细细想来，我的变化，又不完全因为此。我发现近来懒得读书，实在是与最近的阅读经历有关。近来阅读清末大名士辜鸿铭的英文大作《中国人的精神》（中英对照本：辜鸿铭英文原作，陈高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读得我倒尽胃口。读前我曾猜测，这本书一定是教化蛮夷，扬我国威的大制作。信手翻来，果乎其然。书中虽然说的是前朝旧事，却极尽铺陈，把一堆腐朽，渲染得美仑美奂。前朝遗老，说说天宝旧事，不惜滥用溢美之辞，其实也情有可原。可是，我还是未曾料到，世上竟然真有这等欺天罔地，浑口胡言之事。 比如，该书在序言中，就把前（清）朝说成是最理想的社会：“试看（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国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没有牧师，没有警察，没有地税，没有所得税烦扰他们――中国人比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自由：”（Ｐ９）。刚看到这里时，我还以为这里写的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后来我想，这又不是写小说。辜老头子也算是受过西风熏陶之人，断不至如此瞎说。没准是翻译在这里胡说八道。可一对照原文，发现辜老头子竟然真是这样说的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ｎｏ ｐｒｉｅｓｔ， ｎｏ ｐｏｌｉｃｅｍａｎ， ｎｏ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ｔａｘ， ｎｏ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ｔｏ ｂ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ｍ－－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ａｎ ａｍｏｎｇ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看到此处，我丢开书，再无看下去的兴趣。 我自认为自己是极为通达之人，从不以人废言。我奉行西谚所谓“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的准则。辜老头子尽可为前朝歌功颂德，尽可认为满朝奴才的中土要优于国民有权遴选官吏甚至国家元首的异邦；尽可认为在一个毫无独立人格和个人尊严的社会中生活要比生活在一个个人权利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更自在；尽可认为社会平等不是好事而是搞乱了伦理纲常；甚或，尽可认为男人才是茶壶女人只是茶杯男人想把自己的那壶水筛到几个茶杯里就筛到几个茶杯里。因为这只是辜老头子个人的观点，是他的价值判断，所以，虽属谬见，但也算是一家之言。 但是，你不能撒谎！ “没有牧师？”那些到处乱窜的和尚和喇嘛算什么？“没有警察？”那些个遍布全国的“狱”“牢”“捕”“勇”不是警察是什么？“没有地税，没有所得税”那田赋算不算地税？那丁役或者丁银又算什么？“丁随地派”、“丁银摊地”“摊丁入亩”又是什么意思？更别提各处官吏以“火耗费”为名义的肆意搜刮。难不成就因为辜老头子你是旗人，顺治皇帝免去了旗人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不服徭役，不纳钱粮，你就敢以几百万旗人来代表中国人民，那又将几万万既纳钱粮，又服徭役的汉人置于何地？ 我一向认为，人们可以在作价值判断时胡说八道，因为作价值判断是允许搀杂个人偏好的。在作价值判断时胡说八道，说出你妻妾成群，奴仆簇拥的人生理想，虽然趣味低级，至少你是诚实的。但事实陈述则必须尊重事实。不能用谎言来代替事实陈述。如果你用谎言来代替事实陈述，如果你在作事实陈述时撒谎，你就是在欺世欺人，你的价值判断也不可能令人信服。 可是，不但在作价值判断时胡说八道，在作事实陈述时也经常撒谎，这竟成了国人的通病。 譬如，近来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否认存在普世价值，连篇累牍地强调一党（专）制。普世价值的有无事涉一件事实陈述，而一党专制则事涉一件价值判断。执政党认为多党制（衡）不好，有碍手碍脚之嫌，会影响到自己的为非作歹。而一党（专）制才是好制度，因为它能为自己垄断权力提供便利。这样的价值判断虽然霸道，但就因为吾党拳头大，说好说歹不容他人置喙。你还真没办法跟它理论。执政党为自己的不受制约的独断专行喝彩，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虽然真正的喝彩只有来自民间才算数。可你非要从戏台后面为自己叫好，别人也拿你无可奈何。更何况你已经堵塞了别人的言路。 可是，普世价值的有无却不是由你来说了算的。 普世价值听起来玄乎，譬如它常常指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法治，而自由又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实际上它有着非常具体的内涵。民主无非指的是在事涉自己的利害得失时，自己有权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请自己遴选出来的代言人表达意见，进而影响有关决策。人权无非指的是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权利去选择为生之道，譬如迁徙权就是人权中的一种：某甲生于乡里，想到城里打工赚钱，却须先花钱买暂住证，若想成为城里人，更要花大把的银子去买户口；生于城里的某乙在城里呆腻了，想到乡下去住住，却毋须买什么暂住证。这就是乡下人的人权受到损害的例子。自由一义，虽然飘逸，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譬如，每个人都懂得生活平安的可贵，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谁也不想住在自己住惯的房子里，某日早上一觉醒来，屋外围满了政府派来的武装拆迁者。即便你寻死觅活，往自己的身上倒汽油烧自己，想阻止别人毁掉你的家园；可那些拆迁者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照样用推土机推倒你的房子。每个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头上？这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含义。言论自由则更是一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基本权利。批评时政，针砭时弊，乃是每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参与改良社会事务的嘉行。若是仅仅因为有人写了几篇文章，去提醒当权者要按照自己设立的规章办事，由此就因言获罪，要蹲上十一年的大牢。这样的暴政就从反面提醒你，言论自由是我们必须拥有的多么重要的权利。没有它，我们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因为你总有不平则鸣的时候，除非你永不开口，即便你的孩子被毒奶粉摧残得奄奄一息，你的姐妹被恶吏肆意污辱…… 本来，上述这些普世价值完全是适用任何地方的，可有些国人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竟然公然否认它的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和中国人才真正是人类中的异类；斯土斯民，就该天生受奴役，受宰制，他们的权利，可由另外的人来予取予求，他们都是受虐狂，不配享有自由。这样否定普世价值在中国存在的事实陈述就不仅仅是在撒谎，更是对全体中国人的公然冒犯。 即使是后来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就是要实行独裁”的毛泽东，曾经也不敢否认普世价值。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问题时说，未来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 那时候，主――主神器者姓蒋，叫蒋介石。而毛泽东只不过还是一个“民”，尽管已经小有名气，已是民间的山大王，但尚无与主神器者叫板的能力。虽然觑觎神器，想扳倒别人，自己成王，可为了夺权，也只好祭出民主这种普世价值。可是，当时婉转低徊如毛泽东者，一俟神器到手，立即变脸，悍然宣称“我们就是要实行独裁”。普世价值的有无这种事实陈述就变成了服膺于权力的争夺的权谋游戏。 可悲的是，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虽然民主制度已畅行于全世界，普世价值也已无远弗届，深入世人之心，现在的那些御用文人，竟然还在撒着普世价值不存在的弥天大谎。这本是不值得一驳的谎言，但我还是想引用一段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报章时评来痛陈其非：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这一段引文选自１９４４年５月１７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社论，是当时吾党的喉舌――也就是现在这些御用文人的先祖――用来痛批那些否认普世价值的所谓的“顽固派”――蒋派――的雄文。看完这些文字，你会作何感想，痛哉快哉？还是恍若隔世？ 乌呼，我那些在作事实陈述时信口雌黄，在作价值判断时胡说八道的国人！ 成文于2010年元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