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哲學學會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榮譽主席E. 阿加西 (Evandro Agazzi)先生真可謂是著作等身.這一點於我印象尤深。記得我初到瑞士時，阿加西先生正值學術休假外出，他的助教舒馬赫(Schmach)博士出面與我聯繫。他來電話詢問我，希望從阿加西先生那裡得到那些方面的文獻。此前，我雖略知先生大名，對其學問，卻並未窺其堂奧。因此，當時只好漫應之曰：一般科學哲學類的都行。博士聽罷，似有為難。先生在十幾年前曾經研究過科學哲學，後來，則專研哲學文化人類學。我之要求，失之空泛，博士對之一時竟不知如何應答，只好約我去面談，說到時再作決定。見面後，博士與我寒喧幾句後，遞給我厚厚一疊紙，告之我是先生的著述目錄，叫我帶回家去細看。待看完後，需要的只需註明，他下次再幫我找齊這些文獻。我回家後，未及細看目錄內容，先數了數頁碼。我發現這一目錄按著，編，譯書目，各類論文，評論等排列，洋洋灑灑，前後共有29頁之多。著作等身，常用來形容那些碩學鴻儒，過去總認為這只不過是誇張而已，這時才恍然大悟。這話並非虛語，眼前不就對着一個實景麼？ 

更奇的還在後頭。當我在細細檢閱先生的大作時，看到中途，發現他竟然還寫過與中國哲學有關的文章。該文題為，中國的人文主義對西方科學理性可能的貢獻(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Humanism to Western Scientific Rationality)。一看之下，引起我極大興趣。當時我想：作為國際哲學學會聯盟榮譽主席，難道他就真地這樣具有國際性？西方的學問說說也就罷了，對咱中國的經典他也敢說三道四？說實在的，在未讀該文的內容之前，自己真是疑竇從生。 

因為自己曾經混跡其間，國內的學者是怎樣做學問的，耳濡目染，所見多多。出國後，外國的學者是怎樣做學問的，也算見識過一些。自己的印象中，國內的學者中不少人不挾洋不足以自重，因此，言必稱希臘；而西方的學者中，則除漢學家和專研中國古代經典的學者外，其他的人，對於中國哲學，少有敢置喙者。當然，語言不通，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其他因素。東方文明，暫時還未取得強勢文明的地位。雖然東方文明至少也和西方文明一樣博大精深，但因為東方古代文明的現代化轉換過程步履艱難，未能象西方文明那樣經過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洗禮取得傲人的成就。所以，就大大地遏止了這種文明的擴張力和滲透力。這種文明的主要載體?漢語及其典籍也就至今還只具有區域性，未能在世界性舞台上獲得核心話語的資格，由此也就很難進入西方的話語中心，頂多隻不過作為這種話語中心的某種特殊參照物。胸襟博大者，能從這種參照物中有所發現，而認識到另一種文明形式的價值；狹隘者，則常以此來反證自己的優勢，無意中顯露出自己無知的一面。 

正因為這種文明的相對弱勢，所以由這種文明孕育出來的文化暫時也處於相對弱勢之中。這種文化薰陶出來的人，一旦接觸到強勢文明，就會變得特別敏感。聽見別人對自己的文化說上一兩句好話，便會如獲同道一般感激涕零；聽見別人批評自己，則馬上象阿Q被人揭了短一樣恨之入骨，全不去理會別人說好說歹是否言之成理。此時，情緒的反應往往取代了理性的分析。其實，我也不能自外於此。我在還未讀過阿加西先生的全文，還不知道他到底說了我們的什麼好話之前，就已經有了感激之情。我覺得他這樣的一位享譽西方的大學者，還能對咱們東方的文化稱譽備至，真是難得。這種反應就是證據。 

後來，看過先生的全文，心情變得有點複雜起來。想來，情緒表現在看先生的著述目錄時已經出現且已過去，現在該是訴諸理性分析的時候了。 

西方對於“理性”概念的認知經歷過一個漫長的過程。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是西方近代智力發展的結果。這種智力發展仰賴於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啟其端緒的科學理性的覺醒和成熟。於這種科學理性的形成，加利略，牛頓，笛卡爾，康德等人有其大功焉。加利略，牛頓等人把實驗的方法引入科學認知過程，使之與邏輯推理相互結合，因而使得科學認知方法庶幾臻於完善；笛卡爾，康德等人則從哲學意義上探究了人類認知的理性依據，因而使人類對自己認知的可能性有了某種合理的把握。在這樣的背景中，形成了科學理性的概念。此後，實證主義理論興起，建立了“理性”與“進步”之間的聯繫，認為凡是符合科學理性標準的就是進步的。自此，其他學科“還原”至自然科學的還原主義風行一時，科學理性幾至於涵蓋一切。 

但正應了那句老話，盛極而衰。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來，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相繼興起，還原主義開始走下坡路。而20世紀以來，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使人類對於科學的社會作用漸生懷疑，科學理性由此也面臨挑戰。過去人們認為，科學發展導致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則必然會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態。現在人們則發現，這只不過是人類的一廂情願。現實表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是改善人類生存狀態的必要條件，但他們並不必然會帶來世界的改善，相反，他們常常被濫用。此外，科學技術也無法回答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價值，生存意義等問題。於是，新的問題出現在人類面前：科學理性能完全覆蓋人類理性的所有範圍嗎？是否如眾多的西方學者認為的那樣，只存在唯一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科學理性？如果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科學的危機當然會殃及魚池，使科學理性也陷入危機之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是否還存在其他理性形式，能幫助人類解決科學理性無法解決的諸如意義，目標，價值，符號這些與人類生存的精神狀態相關的問題。 

由此，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東方。阿加西先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提到中國的人文主義中體現的理性精神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當然，他首先必須比較這種理性精神與西方的科學理性精神之間的同異。 

人們說得好，言有易，言無難。東方的智力發展過程中當然也和西方一樣孕育和發展出自己的理性形式，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認為東方對近代科學的發展幾無貢獻，由此就得出結論說東方不存在類似西方的科學理性，這恐怕就大謬不然了。科學理性，在某種意義上是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同義語，它們當然要附麗於科學這個母體，才能得以孕育發生。而科學的定義則有狹有廣。說東方沒有發展出近代自然科學，並不等於說東方不存在科學。阿加西先生就認為，科學精神和方法同樣也存在於中國的傳統之中。不同之處在於，西方人在近代將其應用於自然科學領域，並且僥倖成功，而東方則沒有做到這一點。真是誠哉斯言。 

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仰賴一種基本的智力態度，這就是由古希臘的哲學先賢蘇格拉底倡導在前，由笛卡爾發揚在後的獨立思考，善用懷疑的精神。這種精神後來成為西方現代科學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反觀東方，按照阿加西先生閱讀中國經典後得出的看法，這種精神也是古來有自。孔夫子就鼓勵門徒弟子要善用懷疑，獨立思考。爾後，孟子把這種精神具體化，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來闡揚理性精神。此後，按照阿加西先生的觀點，這種精神成為儒家學派的特徵。為了說明這一點，阿加西先生特意舉出理學大儒朱熹作為例子。朱熹在研讀《書經》時，從《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者的語言風格的差異中，正確地推斷出它們並非出自同一個人之手，而是出自不同的年代。朱熹的這一推斷後來終於為人所證實。五個世紀之後，人們終於以確鑿的證據證明，《古文經學》只不過是後人精心編造的膺品。朱熹還通過研究《易經》，《詩經》，正確地指出：前者並非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是一部神秘艱深的哲學著作，而只不過是古代的一本占卜書；後者出現的許多尾韻雖然不合乎宋代的聲韻，但卻合乎古韻。對後者的研究影響了此後中國古代音韻學的創立和發展。引證至此，阿加西先生不惜對朱熹大加讚賞，認為朱熹的功績可與西方的哥白尼革命，進化論和相對論的創立相媲美。因為它們都是具有懷疑精神的人類挑戰權威的結果。 

這是同的一面，說明理性精神的發展在東西方都以獨立思考和懷疑的善用為其依據。 

不同的一面則表現在：西方的智力發展和理性精神的發展都表現出某種片面性。為了認識自然，西方學者往往把自然的某一部分從整體中分割開來，對其進行分析。為了認識自然，西方學者往往通過控制，操縱自然過程?通過實驗來簡化研究的要素；為了認識自然，獲得儘可能客觀的知識，西方學者刻意排除認知主體的價值關懷，情感訴求等主觀因素，使認知主體的人文特徵從認知過程中淡出。習久成自然，這種思維方式，認知特點使西方的智力發展表現出極大的片面性，造成了西方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的分裂，成為西方理性精神陷入危機的根源。 

按照阿加西先生的理解，中國傳統哲學所包含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卻與此迥然有異。中國哲學自古至今都意識到事物的整體聯繫，不把智力運思的分別轉化為認知對象的本體論的分割，也不主張人與自然的割裂。按照中國哲學的觀點，人類不但要遵從自然法則，而且，在更深刻的意義上，人類行為的規則只不過是宇宙規律的部分體現，人類也只不過是自然整體的一部分，因此，關於自然的知識也就必然與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有關。阿加西先生認為中國哲學體現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 (Anthropocentrism)的特徵。這不是那種萬物為人所設為人所役使式的樸素庸俗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是西方式的，培根式的人類中心主心)，而是人與自然相互蘊涵相互順應的人類中心主心。從這種觀點出發，人類就毋須象西方人那樣去過多地關注外在世界，而只須通過對人類自身內在世界的了解來理解外在世界。這種人類中心主心可用“天人合一”的本體論和“反求諸己”的認識論來加以概括。 

經過這樣的對比分析之後，阿加西先生得出結論：西方文明過於關注外在世界，對人的內在世界往往有所迷失；西方的智力發展過於偏狹，理性精神的內涵也過於片面。究其原因，都是因為缺乏對人類的切己關懷，缺乏整體認識觀所至。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包含在中國人文主義哲學中豐富的價值和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應該可以成為療救西方理性危機的藥方。 

讀到這裡，不能不為阿加西先生的觀點所折服。先生立論嚴謹，推理縝密。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能不帶偏見地分析東西文化的長短得失，並高度評價東方文化的價值。讀罷，真覺得他為咱們東方人爭了面子。 

可是，讀完後，又如骨梗在喉，總想說點什麼。 

首先，先生讀出來的中國哲學和自己讀過的中國哲學好像不太一樣；其次，先生對這種哲學的評價和自己所經常聽到的也好像不太一樣；最後，先生提到的這種哲學的影響與自己看到的也好像不太一樣。 

籀讀古代經典，若是把其中的某些話從它的上下文中，特別是從整個文化背景的上下文中剝離出來，人們的確是無法了解其真正含義的。在一種文化中浸淫日久，你在解讀另一種文化時，所能倚仗的就只能是你所熟悉的語碼。在這種情況下，誤讀便成為一種常態。譬如，阿加西先生特別推崇朱熹，他從朱熹的身上讀出了波普爾批判理性主義的慎明智慧，讀出了哥白尼革命式的挑戰權威的精神。我要是從不知道朱熹其人，僅從英譯本中看到他寫的那些格言，恐怕我也會得出類似的印象。但我卻生長在另一種文化環境之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之中，傳統還具有着巨大的影響力，但這種傳統又已經被李贄，戴震這樣的批判者，被新文化運動，被文化大革命，被批林批孔破壞得七零八落，被一次又一次的東西方文化討論所鞭笞。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出場的歷史人物，就不僅僅具有正劇色彩或悲劇色彩，更多地是具有喜劇色彩甚至鬧劇色彩。這種環境把朱熹定位在一種複雜的歷史背景中：既是理學大儒，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以理殺人”的始作俑者。生長在這種文化環境中的人去讀朱熹，就不可能讀出阿加西先生那樣的感覺。 

當然，標籤式的定位不足以成為作出判斷的根據。史實和著作俱在，人們應該可以據此來判斷其中的價值。朱熹無疑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人物。他輯錄《四書》，紓難釋疑，對比同異，校勘源流，把孔孟之“仁”與二程之“理”巧為揉合，為恢復道統不遺餘力，於經學的訓詁翻出一番新意，使儒學的發展別開生面。即使不從學術成就而僅從研究特點上來評價，他也屬於大師級的人物，因為他那一套“涵泳尋繹，切己體察”的研究理路具有方法論的意義。 

但是，即使我們暫時撇開這種學說的政治學內涵和倫理學內涵不論(這種學說促成的社會實踐和倫理道德實踐給中國歷史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應該是有目共睹的)，僅從純學術的角度來分析它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特點，我們也還是沒有理由，通過把它作過於現代化的轉譯去抬高它的價值。 

西方在文藝復興過程中通過重新發現人的價值而張揚了人性，在工業革命過程中更是通過把人的理性物質化而確立了人類在自然界的主宰地位。西方文明中，才流行着一種本來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只是，它帶點霸氣而已。而且，它的過分擴張後來反而給人類帶來諸如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危害。因此，西方的有識之士才希望從其他的文明形式中找到某種理性的人類中心主義，用來作為借鑑，修正自己的偏執。這種理性的人類中心主義表現為既認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相互蘊涵相互依存的關係，又懂得只有具備駕馭自然的物質能力才能更合理地順應自然這種道理。這是一種以人為中心，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把物質層面適度地駕馭自然與觀念層面明智地順乎自然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東方，這種人類中心主義其實從來就沒有出現過。東方的自然觀中的確包含着人與自然不能分割的觀念。但這種觀念的邏輯演繹的結論卻是“絕聖棄智”，是被動地適應自然，無所作為地接受自然的宰制。如果這也算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話?就象阿加西先生認為的那樣?那麼這也只能算是消極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是一種由理性層面的明智和物質層面的無奈構成的混合物。這種自然觀後來畸變成一種人生哲學：隱忍，退讓，服從，無節制的謙恭，無操守的明哲保身。這種自然觀和人生哲學使得人類在面對自然和面對自身時，都很難贏得應有的尊嚴。 

西方在近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分析方法的過度應用而導致思維方式發展的偏狹。因此，西方的有識之士祈望能找到某種全面觀察問題研究問題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應能幫助人們在嚴密分析的基礎上再把分解開的各側面重新有機地聯繫起來，以此獲得對事物的全面了解。這是一種科學的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這種思維方式在東方也從未存在過。東方的整體認識觀與這種科學的整體主義思維方式是形同而質異的兩種東西。它既沒有分析作為其必要的基礎，又不要求認識向實踐的物質層面延伸。它的全面都只是相對經典的樊籬而言的。超出了經典的範圍，它就再無整體全面可言。它所構築起來的聯繫也多是臆測，並無現實的印證。其實，這種思維模式在古代希臘也同樣存在。按照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 (Lucien Levy─Bruhl)的說法，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無一例外地都存在着類似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以臆想的聯繫來代替真實的聯繫，是一種初級形態的綜合。只有經過分析科學的洗禮，它才能過渡到現代科學的綜合─現代科學的整體主義思維階段。 

無可否認，東方的這種初級形態的整體主義思維模式已經發展到了非常精緻的階段。在人文科學的研究中?主要是經學的研究中，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這種思維模式最終在明清實學的錘鍊中達到了它的頂峰。它把義理的註疏，文字的訓詁，文本的考據和儒生的評註熔於一爐，前後參證，相互發明，真可以說是讓人從經典中讀出了一片輝煌。 

要是這種輝煌也出現在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領域，那麼，當然我們就再無理由去質疑中國傳統文化中這種占主導地位的思維模式。但實際上卻並不是這樣。歷史上，中國雖然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但在近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她卻未能與西方同擅勝場。 

中國在近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中為什麼會落後於西方，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出現？傳統觀念上的障礙當然為害最烈。儒家正統文化鄙視“行”的學問，把訴諸於器物上的努力貶低為“奇技淫巧“；儒家正統文化過於強調思辨的實用性，把傾注於思辨形式上的沉思看作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玄想。在這樣的價值觀念影響下，中國古代的”士“就可能永遠是士，在這個知識分子群體中不可能象西方那樣分化出職業科學家群體。即使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非常優秀的科學家，他們也只不過是儒學這種主流文化中的邊緣人物，他們從未占據過舞台的中心，更不可能導演出西方近代科學那樣波瀾壯闊的歷史正劇。 

但是，除了觀念上的障礙之外，是否理性形式上也存在着嚴重闕失？思維方式也難辭其咎？ 

胡適先生在他英文版《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中曾經比較過16?17世紀中西學者治學方式的同異。當時，諸如加利略，刻卜勒，波義耳，哈維和牛頓這些西方學者正在研究自然，星空，天體；而他們在中國的同齡人卻依然迷醉於經典，辭章和文獻。不錯，後者創造了延續達三百年之久的新的讀書方式；而前者，則創造了新的科學，新的世界。胡適認為，這種差異就是造成中國近代科學發展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其實，當時中西方學者都在閱讀古典，前者讀經，後者也在讀經，只不過讀的是古希臘的經典。關鍵的區別在於，後者不但通過讀經，培植了一種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不僅僅停留在古代經典的階段，而是轉向自然，通過加利略等人引入的實驗方法，使這種理性形式逐漸臻於完善。 

健全的理性形式決不可能僅僅通過一種讀書方式培植起來，正如囿於經典的思維模式決不可能成為科學的整體主義思維模式一樣。西方的讀書法，總是從書本向自然延伸。當人類的理性落實到自然界時，理性有了印證自身價值的可能。換言之，理性有了獲得自由的可能。而東方的讀書法，則總是從書本向經典延伸。偶爾也向人的世界延伸，但這種人的世界只不過是經典的演繹，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規範，秩序，行為準則都按照經典的要求鋪排。當人的理性為經典所囿一致於斯，理性的靈性便會在這種經典的約束中慢慢窒息。中國的儒生在代聖賢立言時尚且還能說出一些頗具智慧的話語，但一接觸到自然界時，就昏話連篇，即為明證。 

數月後的一日清晨，我在伯爾尼搭車去弗來堡趕早課。上車後在空空蕩蕩的車廂隨意坐下。忽見車廂中又上來一人，此人向我走來，在我對面坐下。一看，竟是阿加西先生。原來他先看到我。寒喧數句後，我忽然想起他的這篇文章。平時學業繁忙，課前課後，所談多與課業有關。此時便藉機問起他寫這篇文章的緣起。他告訴我，他曾經探尋是否存在科學理性發展的非西方歷史根源。後來，一位漢學家給他推薦了一些中國經典譯本。他讀後，頗受啟發，便有了這篇文章。當時，我想告訴阿加西先生，他文中所稱許的東方整體認識觀雖不說乏善可陳，可也並不象他所理解的那樣完美，所謂東方的人類中心主義也並不具有他所闡述的如此豐富的現代意義。正欲開口，列車卻已抵達弗來堡，於是只好打住。 

後來，我有了不同的想法。誤讀對於讀者，也許無誤可言。因為，讀者所需要的往往就是他所讀出來的那些東西；或者，讀者所讀出來的就正是他所需要的東西。阿加西先生分析西方文明發展中的病象切中肯綮，針砭其弊端鞭辟入裡，開出來療救其弊病的藥方也恰到好處。既然如此，這種藥方是否一定可以取自東方那又何妨呢？ 

倒是，誤讀對於被讀者，卻茲體事大。如果被讀者也和讀者一樣陶醉在誤讀的喜悅中，把本來不配享有的榮耀坦然受納，那麼，被讀者的失誤就會遠大於誤讀的讀者。從淺處說，是失了自知之明；從深處說，則是愚妄的表現。因為這種被讀者對誤讀的認同，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擱置理性的主動的誤讀。現在，經常能聽到人們談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這一話題，這種轉換不可能不通過理性的自我批判來完成。而這種主動的誤讀恰恰是創造性轉換的大忌。 

這意味着，在誤讀面前，無論如何都應該保持一種理性的清醒。 

附: 阿加西先生英文簡介 

EVANDRO AGAZZI completed hi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Milan and in Physics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the same city. He then did postgraduate study and resesarch stays at the Universities of Oxford, Marburg and Mnster. He obtained the venia legendi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63) and in Mathematical Logic (1966), and occupied several teaching positions: at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of the University of Genoa (Advanced Geometry, Complementary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Logic), at the Higher Normal School of Pisa (Symbolic Logic), at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Mil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thematical Logic), before and after becoming full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oa (1970). He also had the chair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Fribourg in Switzerland (1979-1998), and taught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ies of Dsseldorf, Berne, Pittsburgh, Stanford and Geneva, as well as at other universities for shorter times. At present he i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oa. He was an invited speaker at many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conferences and symposia, and has given numerous lectures in all continents. He is Doctor honoris causa of the Universities of Cordoba and Santiago del Estero (Argentina), and Ricardo Palma of Lima (Peru).. 

He i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Brussels),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Paris), and of several other Academies and learned institu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past he was (twice) President of the Italian Society of Logic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 Itali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the Swiss Society of Logic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of many other learned institutions. He was also Treasur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of UNESCO. He was member of the Italian National Committee for Bioethics.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more than 60 books, of which he is the author and/or the editor, and more than 600 papers and articles,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to books, anthologies, encyclopaedias, and journals, apart from many book reviews and newspaper articles. He is the editor of Epistemologia, an Italian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f Nuova Secondaria, an Italian journal f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is a consulting 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Erkenntni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Zeitschrift fr Allgemeine Wissenschaftstheorie, Medicina e Morale, Modern Logic, Kos, Sensus Communis, Argumentos de Razn Tcnica, etc.. He has been and is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learned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aedias.

成文於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