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巾

邱明

携子女回国，到机场人们对我的称呼，瞬间变成了“阿姨”、“大妈”。揽镜自观，果然一位中国大妈怔怔地回望。“中国大妈”啊！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了。

网上提到中国大妈，必是无知、不知羞耻、不懂礼貌，贪图小利，只知道碰瓷儿……

“人傻钱多”的形象也越来越多的扣在中国大妈的身上。解释是：中老年女性，大多数偏胖，精神饱满，声音大；走路成堆，排队加塞；较富裕，喜购物，装束臃肿，热衷拍照，喜欢佩戴鲜艳丝巾。

对于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最多算是一种偏见，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却用贾宝玉的观点来评论自己的母亲、姐妹、阿姨甚至祖母、外婆。

“人性的良知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年纪越大，人性会越龌龊……有些中年妇女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这倒不是因为她们不好看，而是她们腌臜。”

我不由地赧然起来。活了这麽久，何以就龌龊、腌臜起来了呢？

女儿说：“中国大妈的标配是鲜艳的丝巾，你何不来一条？”

丝巾。

小学70周年校庆，同班同学一见面，无一例外，都是大妈、大爷了。女同学中，有妇科专家，有退休的外交官，有《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还有鄙人是“旅美作家”

呃！如今，都成了“中国大妈”，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一同成长，新中国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我们都经历过，新中国所有的成就，都有我们的功劳。我们是顶起半边天的的那条脊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 如果说还有更勤奋的人，那就是中国女人！

我们用被单、窗帘甚至毛巾被裹在身上，就可以扮公主。父母出使印度，带回一块艳丽的沙丽，出访苏联带回一块美丽的披肩，全体女生爱若珍宝，沙丽是公主、披肩是皇后，根据每个人的服装，分配角色，编撰故事，兴高采烈地演着生生死死。那编故事的我，永远是穿着被单的女仆，即便后来变成了用故事换钱的人，也还是惦记着那象征着身份的沙丽和披肩。

我们的服装白衬衫，蓝裤子，最美的就是那“鲜艳的红领巾”。

中学同学聚会，清一色的“中国大妈”围在一起让我辨认，认得出的，5不及1。那时读《九评》、爬树撸榆钱，脸色和榆钱一样绿，衣服除了白色就是学生蓝校服，脖子上总会想方设法，围一条红围脖。五月鲜花开，用黑黑的红薯面，包槐花饺子，就是过年了。

上山下乡在农村时，一腔热血，清晨起来去敲磬，那时是人民公社，社员出来上工，说：“谁敲磬谁派工。”

十几岁的学生娃就成了最年轻的女生产队长。头巾不想像村妇似的系在下巴上，学了苏联电影里集体农庄妇女，扎一条红头巾，系在脑后，后来才知道，这样扎美是美了，不挡土。

坐在土炕上和农村大妈学纳鞋底、缝衣服学着使用倒针脚、对着火盆篦头虱，听着虱子在火盆里噼啪响、顺带着把备战备荒的道理说了。回城走的时候，衣服被褥都没带，只有一位农村小伙子当作情书送的一条镶了金线的尼龙纱巾，实在太美了，攥在手心里，带回来了。

从军的，珍宝岛、老山……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英勇，一样流血。记得那时我曾经72小时不眠不休，在“深挖洞”的洞里，几天几夜见不到太阳，身上手上伤痕累累，仍旧坚守岗位，首长前来慰问，看到我军衣领子里面一点红，以为受伤了，拉出来一看，是一块鲜红的尼龙纱巾，是妈妈装在信封里寄来的。还没来得及跟首长解释，打着立正、站着军姿就睡着了。

无论是下乡的还是参军的，恢复高考以后，全班几乎都上了大学，最不济的，也在电大、夜大拿到了文凭，那可是扎扎实实的真才实学。马钢、本钢、首钢的高炉、平炉自动化冶炼，就是从我们开始的，把工人从“炉前工”这个最苦、最危险的工种解放了出来；最早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一台计算机要占一个机房，进机房要穿白大衣、换拖鞋，一群工作人员写程序、一个科室的工程人员进行维修，那也少不了如今的“中国大妈”，我们最好的程序员，就是当时30出头、如今80有余的大妈。我们可以说是最拼的一群人，总想把失去的10年抢回来，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大家拿着一样微薄的工资。

当年的三八红旗手、铁娘子突击队、当代穆桂英……就是今天的中国大妈！她们建工厂、水库和平整农田，也为各自的家庭撑起了一片天；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飞行航线，火车站，成千上万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中小城市，自然和文化旅游景点，现代化十足的购物城、购物中心，多项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在离不开中国大妈的身影。

战友聚会，一群白发苍苍的退休女将军。丈夫去世的三位，丈夫罹患重病的两位。她，丈夫罹患了渐冻症，这位女少将，熬成了满头白发，丈夫坐在轮椅上，夫妻俩只有微笑，看不见一丝愁云惨雾。举起手机拍照或者自拍，丈夫总施展出最灿烂的笑容配合。她每天像正常人一样，叫醒丈夫，起床穿衣，洗脸刷牙，坐上轮椅，吃饭散步，甚至遛狗，样样不少。丈夫酷爱打篮球，她带他去篮球场看打球，丈夫脖子不能动，她推着轮椅左右转动，不让他漏掉任何细节。想想她如此瘦弱，如何将完全不能动的彪形大汉搬上搬下，心里只有钦佩。这是军人本色，也是战友情谊。

当年军分区汇演，最漂亮的她，演《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我瘦小枯干（变成大妈之后“身形偏胖”）只能分在一个小话剧里演一个小叫花子。小常宝是穿皮衣的，小叫花子是光着脚、穿着破烂单衣的，零下30摄氏度啊！

 我一边喊着:“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一边哭，眼泪都在脸上结了冰。台下干部战士都跟着哭，我因此立了一个三等功，当时让作讲用报告，我说我是实在太冷了冻哭的，后台发饼干，所有的演员都有，只有我没有，说是怕我吃饱了找不到“饥饿的感觉”，上了台，想着不知道有没有给我留几块饼干，委屈哭的，不是阶级感情深厚。

但是军分区政委还是说，“难为这小鬼了，零下30度，饿着肚子把一场戏坚持演完就该立功。”

我后来非要转业去研究所搞冶炼自动化，临走时，“小常宝”对我说：“以后你可以穿漂亮衣服了。”

是啊，十多年从入伍时小号军装还嫌大，穿到转业时二号军装。少女时期没穿过花衣服，长大了也该美一美啦！要不然老了就没机会了。

如今变成大妈的小常宝，丈夫罹患帕金森氏病，为了照顾他，她毅然转业，多年来，什麽工作都试过，只为了养活丈夫和自己。她一生都没有孩子，怕有了孩子会分心不能好好照顾丈夫。

有人问我，此生有什麽遗憾，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我最遗憾的，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这辈子没有穿过嫁衣。

如今的中国大妈，当初是姑娘时，憧憬着婚纱或者传统的中国嫁衣。可是我们就是一身新军装，配一朵大红花，就当了新娘了。最多就是系一条洒金的红色尼龙纱巾而已。

如今的中国大妈，傍着鲜花拍照、用色彩鲜艳的纱巾摆个Pose，就被人拿到网上嘲笑，殊不知，这是大妈们没有实现的少女情怀。

纱巾是我们这些大妈们的青春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