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北京人和六四的目擊者，我可以簡單地說，以４２６社論為分界，４２６社論之前是一些大學生代表廣大老百姓去上街表達對官倒、太子黨和腐敗的不滿，而廣大老百姓只是圍觀和讚許而已，如果鄧小平等人那時處理得好（如烏坎模式），本來可以開創極好的黨－民互動的嶄新政治模式，在遠早於蘇東巨變、中東顏色革命之前都探索一條民主改革的軟着陸模式，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這也正是廣大群眾最先採取觀望態度的原因。

可是，一個混蛋無比的４２６社論將學生運動定義為動亂，剝奪了憲法賦予人民的示威和遊行權力，就徹底激怒了作為中間派的廣大市民和機關幹部群體，更徹底激怒了作為左派（親毛）本就失意的工人階級群體，他們和作為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比較右翼的力量來了個大聯合，一起上街反對既背叛了毛派的人民民主路線，又拒不接受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路線的鄧小平一夥，就形成了後來的百萬群眾大遊行。

至於海外人士怎麼評論和報道六四，以及是否有海外組織介入六四運動都絲毫影響不了在北京的學生和市民進行反腐敗、反官倒和爭民主運動的根本性質，也更不構成鄧小平一夥動用對外戰爭才能動用的軍隊，在沒有黨的領袖的批准，沒有人大的授權的前提下，就悍然殘酷鎮壓六四群眾的藉口和理由。

相比之下，中共在解放前受蘇俄海外勢力操縱，在北京組織了多少次學生運動？可無論是當時的北洋軍閥當局，還是國民黨當局，有誰曾動用幾十萬大軍和坦克機槍鎮壓他們了？他們難道不也是受人操縱嗎？

以我當年的親歷和目擊，六四運動絕不僅僅是幾個學生的事情，自４２６社論徹底激怒了廣大民眾後，我們很多的老鄰居，老大爺，老太太都上街去支持學生，去罵官倒、罵漲價和罵腐敗了，連北京的警察都同情和支持學生，拒絕抓捕任何群眾。而後來挺身而出，阻攔政變軍人非法攻打北京，並為此付出生命和鮮血代價的也多是北京的市民老百姓，而各地學生死傷的比例反而沒有他們高。面對這股人民的洪流，可以這麼說，誰鎮壓他們，誰就是劊子手；誰鎮壓他們，誰就是屠夫；誰鎮壓他們，誰就是法西斯。

在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發生和被殘酷鎮壓２３年之後，我們再來反回頭看看鄧主導編篡的４２６社論，文章中那種只要鎮壓了動亂，排除了干擾，就能順利建設民主和反對腐敗的４２６論調是多麼的無知、荒謬和無恥啊？現在一個村長貪污的錢都比當時一個部長貪污的多。當時一個大官靠倒批文掙的錢還沒現在一個小官的飯局浪費的錢多。而＇民主＇二字呢，連提都不能提了，早就公然被專制高效論、民主無用論、國情落後論給徹底＂和諧＂和＂屏蔽＂掉了。這就是六四鎮壓２３年後，中共鄧派當局給當年盼民主、反腐敗的人民交出的答卷，與其說是零分，不如說是１００分，但是是負數的，不但沒有任何改善，而且是極大地倒退了。

可以這麼說，鎮壓了六四，使共產黨錯失了實現民主改革軟着陸的重大機遇；鎮壓了六四，使共產黨徹底失去了從外部反對腐敗的監督機制；鎮壓了六四，同時監禁了自己黨的領袖，脅迫了人大的委員長，繞開了人大，也就使六四後的共產黨政府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失去了在這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國家存在的合理性。

現在的政府只有勇於面對當年的罪責，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向一切當年六四的受害者，以及廣大北京市民賠理謝罪，並取得他們的諒解才能爭取前途和出路。而象老賊陳希同那樣到現在還死不悔改，一面妄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一面又對官倒、腐敗和專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又不敢承擔六四鎮壓＇光榮＇的功績，只知道推卸責任，那麼死後還有何面目去面對長眠於地下的六四忠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