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清朝的道光皇帝以俭朴著称。他甫继位，就颁布了《御制声色货利谕》的节俭倡议书，诏告官员遵照执行。谕书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他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办公只用普通的毛笔、墨汁和砚台；吃饭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毛泽东可能是效仿道光皇帝，睡衣破了也不愿换新，打个补丁仍旧穿。据说，毛有件睡衣打了73个补丁，实在不可理喻。实际上，打补丁的花费比换件新衣还高。这只能用装来解释。

道光皇帝的节俭似乎能为产权理论提供佐证。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关系越明晰，财产所有者对其拥有的财产越负责任，越在乎财产的保值增值。法理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都归皇帝一人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专制，产权非常明确。

北大教授张维迎是研究产权理论的，我记得他说过皇帝的财产权清晰，因而皇帝对经营天下有很高的积极性。网上一搜，搜到他2002年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文章“如何重建我们的信任 —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他写道，“从秦始皇开始的皇权世袭制对中国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世袭制就像给国家找到了所有者，国家的产权界定给了皇家，国家就变成皇家的‘资产’，皇帝就有积极性把国家搞好。如果他搞得好，国家长治久安，就可以把皇位作为遗产一代代传下去；反之要是国家发生动乱，皇帝乃至全家人的脑袋就可能保不住，所以皇帝既有动力又有压力把国家搞好”。这是他20多年前的认识了，不知他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但中国历史上，兢兢业业的皇帝是少数。大多数不负责任，穷奢极欲、懒于朝政，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搞得国家每况愈下，最后把江山玩脱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以为，因为皇帝所拥有的财产太庞大了，远远超出了他及他的家族所能占有的范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视之为无穷大，所以产权的激励作用对皇帝并没有效果。产权的激励作用对于巨大财产、无穷大财产是无效的。

实事求是的讲，皇帝是不折不扣的“冤大头”。他能直接占有的财物不过就是皇宫，行院和各种供给而已。而由于传统社会缺乏技术手段，他对他名下财物的摄取能力也很有限。物流不发达，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只有漕运。金融不发达，没有纸币，用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信息不发达，没有电报电话等，只有驿马。杜牧有诗为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想吃荔枝，那个困难哟！哪赶得上今天上贡品这么方便迅捷，应有尽有。

所以，虽然法理上、名义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都归皇帝所有，但实际上，他所能控制与支配的土地和财产都非常有限，能占有享用的财产更少。剩下的，就由行使皇权的各级官吏所控制和占有；各级官吏也面临皇帝同样的问题，敛财手段有限，再剩下的就由地主和自耕农占有。

道光皇帝自己俭朴了，但各级官僚却不俭朴。表面上响应道光皇帝圣谕，也穿补丁旧衣服上朝，“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搞得朝会像开丐帮大会。但背地里一样花天酒地。还搞得市面上旧朝服比新朝服还贵。官员纷纷花钱将新衣服做旧，就像现在赶时髦专门把牛仔裤做旧破洞一样。旧衣服打个补丁老贵了。内务府更是狠宰道光皇帝，一个补丁要千两钱子，一个鸡蛋要三十两银子。你说道光皇帝冤不冤!

那么现在，宪法上明文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人民呢，实际上却无权决定财富的调动与分配。那现在，倒不是客观上缺乏技术手段，而在于控制权由官僚集团所掌握。官僚集团拥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可以很有效率地调配和转移财富。最终天下的财富大都由官僚集团大大小小的成员所占有享用。人民创造了财富，也有法理上和名义上的所有权，但却没有控制权，最终就只能分得很少一部分财富，甚至无法占有分享财富。

用现代公司理论来解释，人民相当于股东，官僚相当于管理层。但人民的权力被虚置，缺乏切实可行的权力行使手段，就形成了“内部人控制”。这是因为人民这个庞大集体是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对财产没有明确的分割和落实到个人头上，产权关系就不清不明，这不可避免地被“内部人”架空。

皇帝和人民，法理上名义上同是一切土地和财富的所有者，是最高权力拥有者；但皇帝不从事生产服务，不创造财富，却可以坐享财富和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而人民呢，要从事生产创造财富，但却不拥有实际的权力，不能决定财富的分配，能享用的财富与其所有者身份和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如此看来，人民比皇帝还冤。

2025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