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伊朗的近現代化歷程比較相似，都是在受到外部勢力干預後，主要就是受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干預，與原有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產生了衝突，從而產生排異反應。通過凝聚大眾而將外部勢力趕了出去。真正的目的是奪回權力，擺脫外部勢力對本國事物的干預。同時，也因應環境的變化和掌握的新技術而做出了重大調整，新的專制政權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對社會的控制。但從經濟發展和個人權利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的干預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擴大個人權利。排除西方國家的干預不利於經濟發展和促進個人權利。

中國在“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去世後，就轉向了改革開放。對內放鬆了社會控制，對外改善了與美國和西方各國的關係。而伊朗與毛澤東類似的“政權合一”的最高領袖霍梅尼去世後，伊朗仍然按既定方針辦，繼續對內利用加強控制，對外反美反西方。兩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就開始分岔了。

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地緣政治因素。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主要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左右。中國先前一邊倒，與蘇聯交好，而與美國關係對立，還與美國在朝鮮半島打了一仗。到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破裂。兩國相鄰，有着寬廣的邊界線，中國的安全受到蘇聯的極大威脅。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蘇聯懸殊太大，需要尋求強大的外援才能與蘇聯抗衡。也只有救助於蘇聯的死敵美國了，所以中國願意尋求與美國及西方和解與改善關係。美國也願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制衡蘇聯，雙方一拍就和。中美兩國關係自尼克松1972年訪問中國開始解凍，到1978年建立外交關係。

而伊朗雖然也與蘇聯接壤，關係也不那麼好。但沒有惡化到中蘇關係的程度。霍梅尼不僅反西方，也反共產主義。他不願意成為任何大國的附庸。蘇聯不對其生存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就沒必要向美國求援，和與美國改善關係。

第二是經濟因素。毛時代把中國的經濟搞得一團糟。“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再像毛那樣繼續搞下去，中共就得下台。中國又不像伊朗那樣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或別的什麼資源，就是人口眾多。沒有油礦，有“人礦”。而要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就只能搞改革開放，允許私營企業，搞活經濟；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發展製造業，出口創匯。

而伊朗不一樣。伊朗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不搞改革開放也能有足夠的外匯收入，而從國際市場上購得所需的基本生活品。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大約要占整個GDP的一半。自伊斯蘭革命後，即使在美國的制裁下和受兩伊戰爭的影響，伊朗的人均GDP也長期位於世界前列和中間位置。1980年，伊朗的年人均GDP為2368美元，而中國僅為194美元；2000年伊朗人均GDP下降到1650美元，中國為959美元；中國的人均GDP在2013年才超過伊朗，2013年中國的人均GDP為7020美元，伊朗為 6222美元；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約為13445美元，而伊朗僅為6458美元，是伊朗的兩倍。窮則思變，中國得靠努力勞動和工作才能吃飽飯。而伊朗靠自然資源，靠地就能衣食無憂，經濟上沒有改革開放的壓力。其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也並非好事，容易形成資源型發展路徑。一旦形成路徑依賴，就缺乏長遠的發展後勁和前景。

第三是國家規模不同，改革開放引起的後果不同。中國是大國，有廣闊的腹地，基本盤非常大。有限的改革開放，西方的影響有限；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人總是少數，不至於引起“顏色革命”，導致專制政權垮台。“顏色革命”很難成功。而伊朗是中等國家，如果也搞改革開放，西方國家的影響就很容易發散遍布全國，嚮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人很可能變成多數，“顏色革命”就很可能成功，導致神教政權垮台。所以，中國的專制政權有信心搞有限的改革開放，而伊朗的神教政權不能搞一點改革開放。

按《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排名，中國和伊朗都屬於威權政體。2023年，中國的民主指數為2.12，在世界167個國家中排名第148位；伊朗要低於中國，2023年民主指數為1.96，排名第153位。但比較而言，中國的專制政權更具有彈性和韌性，能延續更長的時間。而伊朗的專制政權非常剛性和脆弱。一旦被突破防線，就更容易發生“顏色革命”，朝向更民主化的方向邁進。況且伊朗現有總統選舉制度。只是總統候選人要經教士組成的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批准才能參加競選。但畢竟國民可以參與投票，投票給不同的候選人，這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實踐。比中國更具有民主基礎。

202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