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泛而言，帝國（empire）就是靠征服和統治着多個民族，並對周邊國家有着強大影響力的大國。如曾經的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德意志第三帝國。

清王朝統治下的疆域無疑是個帝國。滿族靠武力征服了和統治着漢族、蒙古族、維族、回族和藏族等民族。到了近代，清王朝在與列強的交戰中一敗塗地，被統治者，主要是漢族中下層知識分子和民眾就認為滿族統治者不能再維持天朝上國的地位，就失去了做主子的資格；於是發動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圖謀重新恢復天朝上國的地位。

在這一過程中，為動員民眾參加革命的需要，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理論和概念。其中，梁啓超創立的“中華民族”這一名詞和內涵的最終定型起到了關鍵而重要的作用。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接觸到經日本譯介的西方學說。他了解到並認為近代歐洲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是這些國家強大的原因。所謂民族，就是在文化、語言、歷史上具有認同，並與其他人群有所區分的一群人。以單一民族形成的國家就是民族國家，以與帝國相區分。近代民族國家正是從帝國中獨立出來或帝國瓦解後建立的。

基於這種認識，梁啓超認為中國要想強大，也應以民族建立國家。於是他大力宣揚民族主義。1901年，梁啓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寫道：“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1902年，梁啓超發表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文章，首次提出“中華民族”這一名詞，他寫道，“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這句話表明當時他心目中的“中華民族”僅指漢民族。

但梁啓超照搬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運用到中國，與他保皇的政治立場相衝突。他主張促使清廷君主立憲，反對推翻清廷。於是他進一步將“中華民族”的內涵擴大。1903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大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應是“聯合國內多數之民族而陶鑄之，始成一新民族”。

革命黨人起初接受了梁啓超中華民族就是漢族的民族主義觀，成為了革命黨人排滿的理論依據，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政治綱領和口號。革命黨人認為滿清二百多年的異族統治是中國停滯不前，敗於西方的重要原因。如果是漢人統治，就不會有如此下場。這個論點毫無根據。滿清正是接受了漢族的儒家“天下觀”才變得傲慢自負和固步自封。如果是漢人統治，只會比清朝的統治更加封閉和頑固，比清朝還不如。但狹義的針對滿族的民族主義不僅爭取到廣大民眾的支持，還爭取到漢族官僚和士大夫的支持。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辛亥革命”前後，清王朝即將垮台和垮台後，孫中山及革命黨人就華麗轉身，贊同“五族共和”和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其實，梁啓超和孫中山心底里都放不下恢復天朝上國的念想。只是梁啓超願意接受清王朝的統治，而孫中山不願意接受，想要自己“當家作主”。一旦推翻清王朝，立馬翻臉接受“五族共和”。排滿只是權宜之計。

但“五族共和”如何搞呢？沒有可操作性。漢人內部的共和都搞不起來，漢滿蒙回藏怎麼共和？成立聯邦還是邦聯？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還是後來的中共，都沒有誠意搞什麼“五族共和”。“五族共和”後來就不怎麼提了。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或中共都是通過武力征服才取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統治，而不是通過協商。而包含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則成了流行詞和政治正確，成為最終定型，以模糊和掩蓋帝國的企圖和實質。

狹義的“中華民族”概念是成立的，符合事實。不論血統來源，漢人具有共同的歷史、語言、習俗和價值體系。但現在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則是個偽概念。中華民族下的多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徵，區別很大。而大規模的遷居和民族同化政策已不容於現代社會，中華民族至今仍未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特徵的新民族。

概而言之，中華民族是以民族國家的強國理論為基礎，而適應中華帝國傳統的政治話術。皇權統治下的中華帝國以“天下觀”認知為基礎：中原王朝是天下的中心，周邊民族和地區處於中心的邊緣，必須臣服於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征服和同化的對象。這是皇權統治，包括清王朝和漢人的共識。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制度，號稱共和國。而共和的理論宣稱民族平等。再以“天下觀”作為帝國的觀念基礎就不能自圓其說了。而將“天下觀”包裝成中華民族就與共和的理念沒有直接衝突了。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成為名義上的共和與實質上的帝國之間的緩衝帶。將兩者的衝突隔離了起來。它對內的作用是模糊和掩蓋大漢族主義對其它民族的征服與壓迫，對外的作用則是將漢族對西方等國家的排斥強加在其它民族之上。民族的構建本身是以政治利益為導向的，這無可非議，但必須得有客觀基礎和應該出於自願。而中華民族的構建只是建立在漢族的意願之上，而強加於其它民族。

2024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