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委书记的抉择

　　22年前，我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团委书记，当时是学校的红人，也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正当我如鱼得水，事业上蒸蒸日上的时候，“六四”的爆发，改变了我的命运。“六四”那年，正值我的新婚妻子何丽丽研究生毕业，她带着某种情绪，义无反顾地联系去美国读博士后，并如愿以偿。一年以后，我竟然也鬼使神差地辞去了当时让无数人羡慕的校团委书记，到美国来和妻子团聚，开始了艰辛的移民生活。

　一．
　　我妻子何丽丽不仅是我的同乡，也是我的校友，我们就读于同一所医科大学，她比我晚一届。大二那年，我们在寒假回乡的列车上相识并一见钟情。此后，我和她进行了长达七八年的恋爱马拉松，直到她研究生毕业前才结婚。丽丽是那种非常聪明、能干、活泼、外向、热情的姑娘，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一头黑发披肩，一对清澈明亮的大眼睛，总是浅笑盈盈，小巧玲珑的鼻子，嘴不大不小，嘴唇微微上翘，三分妩媚，七分倔强。和她对视的一刹那，我的心魄便不属于我自己，我心甘情愿做了她的俘虏。丽丽学习很用功，成绩连续五年都是全班第一，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她最向往的生理系读研究生。只用了3年的时间，她就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课程，做完了课题，并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的学术成就，拿到博士学位，在全校传为佳话。

　　如果没有发生“六四”，丽丽本来没有准备这么快就出国，毕竟我们刚结婚不久。即使出国，也只是在国外镀几年金，再回国发展。对我这个团委书记来说，我从没想过出国，因为实在是扬短避长，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我内心是不情愿她离我远去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有本事的人，能走谁不走？能成功跨出国门，被大家公认是件无比光彩和有成就感的举措，我就是再不情愿，也不至于反对丽丽出去；何况丽丽去的是美国顶尖的学府，IAP66上的工资开出近三万美金，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连她的导师都羡慕不已。丽丽看出我的心思，临行前她对我承诺：“等我两年，两年后我一定‘完璧归赵’。”

　　谁知，丽丽到美国刚两个月，态度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她在电话里告诉我，美国国会可能会通过立法，发给所有中国留学生“六四”绿卡，她本人不准备回国了，催我也赶快办理出国手续。我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感叹环境力量的巨大，一个人出国前后的想法会变化这么大、这么快。这下她可给我出了个难题。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根本不好意思现在就向学校领导开口谈出国的事，一个堂堂的团委书记，要去美国探亲，让老婆养活，这太有失身份了。我这个天天给学生们讲大道理的人，现在做出这样荒唐的事，在学生面前，我觉得抬不得起头。我犹虑不决，不，是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校党委书记黄劲松一直对我赏识有加，也抱着很大期望，甚至把我当接班人一样来培养，我这样做不是太让他失望了？丽丽每次打电话都催，我一开始找各种理由搪塞。 后来实在搪塞不过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趁黄书记心情好的时候，委婉含蓄地把这件事提出来。黄书记也不是吃素的，还没等我说完，就把我堵了回来。我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丽丽，请求她原谅。谁知道，丽丽得知黄书记不放行，马上就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她哭得很惨，让我的心顿时软化。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丽丽的眼泪。虽然我看不到她流泪，但听她的哭声，丽丽可怜的模样似乎就在我的眼前。这么多年来，眼泪历来是丽丽对付我最有效的武器。我只好转而哄她，让她不要担心，我明天再去找黄书记。自那以后，每次和丽丽通话，她都要向我哭诉一个女子在美国生活如何艰辛，让我听了，也倍感凄凉和悲惨，这让我原先对美国的好感发生了改变，我顺口问道：“既然美国那么难，那么恐怖，那你还让我去干嘛？不如你回来算了。”她一听更急了：“你真是个呆子，眼下别人挤破头要到美国来，你好意思让我回去？我一个女人，在这里形单影孤，当然难。我们在一起，还难什么？看看人家两口子来这里读书的，哪个不是过得有滋有味的？你来了，什么都好了。两个人在一起，美国是天堂；一个女人拼，美国是地狱。”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也是一知半解，我想象不出，有没有我会有那么大的区别。

　　软的不行，丽丽就来硬的。因为我出国的事迟迟没有实质的进展，有一天，她干脆威胁说：“你到底来不来？给我句痛快话，我再给你3个月，你不来，我们就离婚。”她的话听起来半像气话，半像当真，听得我有点懵，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歇了好一阵，我才如梦方醒地说：“你咋不早说？好，好极了，我明天就去找黄书记，跟他说，他再不让我去美国，我老婆我要和我离婚了，看他还批不批？”没想到，这一招最后通牒挺灵验，不知道黄书记是被我大半年的纠缠搞烦了、搞怕了，还是他已经对我这个接班人彻底失望了，或许他心里还是爱护我的，绝不希望看到，因为他的阻拦，丽丽真的和我离婚，黄书记立场软化，终于在我的出国申请上签了字。

　　后来到了美国我才知道，丽丽的最后通牒一点都不是气话，而是非常当真的。原来，和她同在一个研究单位的的几个中国男同事，得知她丈夫不愿意来美国，都纷纷向丽丽示好，甚至示爱，其中一个叫孔令平的追得最紧。因为他各方面都很优秀，也很得丽丽好感。如果我再晚出来几个月，丽丽很可能真的离我而去了。我来美后，孔令平终于死了这条心，不再打丽丽的主意，一年后回国找了一个比丽丽更漂亮的女大学生结了婚。我们两家后来还成了好朋友，多年一直交往密切。孔令平和我妻子之间的那段恋情，也是朋友聚会时，在酒桌上不慎泄漏给我的。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因为我相信丽丽。我这样的信心，来自于我们七八年恋爱过程中，所经受的各种各样的考验。丽丽读研究生期间，因为整日忙碌于自己的课题，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因此，我经常孤身一人在校园里游荡，并以办公室为家，每晚读书到深夜。此期间，一位女团支部书记，因为工作关系，和我接触频繁，并进而乘虚而入。团委书记的身份以及我和丽丽的感情，注定了我不可能接纳另一位女性的温情。这位女孩性格火辣、自信心十足，当她发现我对丽丽无法割舍，竟然背着我找丽丽当面摊牌，逼丽丽知难而退。丽丽没有把这个学妹放在眼里，不仅没有发火，反而把我叫去，当着女孩的面让我表态，二选一。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只好把那女孩拉到一边解劝，说好话，哄她离开，然后当着丽丽的面，再次山盟海誓，才算平安过去。此后，那位团支书没再纠缠，丽丽也完全原谅了我。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插曲在我们之间发生过不止一次，但都被我们一一化解 。我们虽然当初是一见钟情，但多年以后，我们的爱情也是在大风大浪中磨练成长起来的。

　　二．

　　经过一天的飞行，飞机在纽约甘乃迪机场平安降落。走出海关，我一眼就看见丽丽站在人群里朝我挥手。丽丽今天穿的是我最喜欢的绿色连衣裙，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在人群中非常醒目。走到近前，丽丽长长的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两只小巧玲珑的脚上踹着一双高跟鞋。她的穿着，虽然和周围人群相比不大协调，但丝毫也不影响其对美丽和魅力的表达。丽丽把鲜花送到我手上，感叹道：“终于来了，你让我等得好苦。路上还行吗？”我多么想马上和她热烈拥抱、亲吻，但我们还是碍于羞涩，没有美国人那么开放大胆。我象征性地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说：“一路都很顺，就是飞机上的饭实在难吃。”丽丽善解人意地安慰我，“回家我补偿你。”她一边说，一边朝我妩媚一笑，顿时让我心花怒放，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

　　美国生活的新鲜感只持续了两三个月，无聊、空虚和失落的感觉就接踵朝我心头袭来。出国以前，一门心思就想着能出来就行，根本没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总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在国内，我是一方主管，虽不像党委书记和校长那样有实权，但也统管一大片，经常参加学校高级会议，自身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自尊心也容易得到满足。而现在，整日窝在自己的公寓里无所事事，每天最兴奋的事，无非两件，一件是盼到丽丽下班回家的开门声，另一件就是在信箱里取出免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读得津津有味。偶尔，朋友聚会，胡吃海喝，一边享受着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腐朽，一边高谈阔论，也能带来短暂的兴奋和充实，但热闹过后，身边回复了宁静，我的心便又沉入谷底。看着我整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丽丽也很体贴，问我是不是愿意出去做点事。我一开始顾虑重重，因为自己英语很差，尤其是口语，更是没法和人交流。后来实在寂寞难当，再加上心里觉得，一个大男人，总不能一辈子让老婆养活，就决定出去闯一闯。我先学会了开车，然后去中餐馆打工。可我一时脱不掉团委书记的包袱，在中餐馆听从餐馆老板使唤，心情也没好到哪里去。两个星期做下来，我累得面黄肌瘦，实在提不起兴趣。如果一个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打工，心里还可能会平衡，我的情况完全不同，丽丽的工资养活我绰绰有余，我为什么要来受这个罪？我这样反问自己，也实在找不到能说服自己的理由，于是，我毅然终止了短暂的打工生涯。

　　国内搞行政并不阻碍我用中国得到的MD学历在美国谋职，医科大学的医学学士学位在美国等同于MD，因此很好使。在丽丽的张罗下，我在一个月后找到一个实验室博士后的位置。“美国真是伟大，能把我这个国内的官场混混，改造成一个科学家，神奇啊，神奇。”我心情突然好了许多。我不止一次和丽丽开玩笑说，“别看你比我多做了几年科研，多拿了几个学位，在美国咱们平起平坐，你是博士后，我也‘不落后’。”这个实验室的老板是个台湾人，语言交流障碍相对小一些，但遇到专业性的术语，困难还是有的，丽丽每天晚上给我恶补。凭借我的那点小聪明和运气，我把实验做得有板有眼，该出的结果出了，还有意外的惊喜，把老板乐得合不拢嘴，也让其他科班出身的同事们没脾气。这样大约做了一年多，我又陷入了动摇和彷徨。喜欢思考问题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长处。黄书记赏识我，大慨有一半是因 为我善于独立思考，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有独到之处。我问自己，这样做下去有什么前途？看看那些教授们、研究员们，整天忙忙碌碌，申请基金、写文章，到处奔波，起早贪黑，几十年下来，也不过如此。“从他们的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将来。”我对丽丽说，“你是科班出身，还有发展潜力，而我在这个行业，也就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命，我不情愿这样虚度余生。”对搞科研的人来说，如果你有兴趣，能从点点滴滴的成果中得到些满足，那就另当别论。我却不然，只是“赶着鸭子上架”，兴趣缺缺，自然就没有主动探索的动力，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实验室呆久了，看到的阴暗面也多起来，有的教授见风就是雨，八字还没一瞥的研究结果，都会拿来大吹特吹，为的是争取一点科研经费。一篇科研论文从最高级别的杂志开投，一次一次被打回，一次一次地修改，令人心酸，挫折感也不言而喻。我虽然不知道我最终想要什么，但我知道，终身搞科研绝不是我想要的。

　　在丽丽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我咬着牙做完了两年。当得知我可以读MBA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辞去了那个曾经令我骄傲的博士后职位，潜心在家读书，准备托福和GMAT考试。毫无疑问，读MBA在当时是我的最佳选择。我在中国拿到的MD学位，我在国内多年行政管理的背景，加上黄书记为我提供的推荐信，使我我的申请材料较有竞争力。当然，推荐信是丽丽亲手操刀，然后寄回去，让书记签名发出。丽丽的英文写作比她的口语还要棒。很多老美常夸她美音纯正，几乎没有口音，那当然是恭维的话，但这样的恭维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足见她的语言功底。申请MBA是来美后最让我兴奋的一件事，我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犹如漫长的漆黑的隧道尽头露出一丝光亮。读MBA，毕业后做医院管理——这就是我的美国梦。眼下，我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梦想。原来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多年没有啃书考试的我，也能对托福、对GMAT产生那么大的兴趣，学习的劲头也可以这么大。读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重新焕发出少有的活力。半年后，我如愿以偿，成功进入MBA班就读。谁能想到，中国的团委书记在美国也有用武之地？真是歪打正着。又过两年，我顺利毕业并在当地一家医院找到一个管理职位。多年后，回国见到已经离休的黄书记，我调侃道：“您当年要是早点放我出去，我现在可能在美国当校长了。”

　　三．

　　人要是能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受外界环境和周围人们的影响，幸福感可能会强烈些，幸福的时光也会长久些。然而，大多数凡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人们会攀比，会这山望着那山高，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人类这种进取心，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同样也是烦恼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人生中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一个接一个的抉择，便书写着人生的历程，上演着人生的悲喜剧。

　　来美五六年后，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相当红火，两人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年薪超过十万美元，昂首跨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我一下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和妻子。五年大跃进、大翻身，我没有理由不心满意足。丽丽凭她扎实努力的工作，在科研上多有斩获，不仅发表了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也申请到自己的科研基金，被学校录用，成为助理教授。与出国的同龄人相比，我和丽丽都属于幸运的一族，因为我们基本没走什么弯路，也没有像很多后来出国的同胞那样，整天为办绿卡而煞费苦心。可就在这时，从美国各地传来了很多同学和朋友通过美国医生资格考试（Board)的消息。很多本来科研做得不怎么样的人，这一两年潜心考Board，反而顺利地做上美国的住院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康庄大道，在美国医生，已经不再是空想。很多人刚刚读完博士，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本不那么容易，但因为通过了Board，做上了住院医，一下子就走到了丽丽前面，也让丽丽羡慕不已。原先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医学Board，看来也不过如此，既然连那些成绩平平、英语也平平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考试，丽丽当然也能办到。朋友们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喜讯，对丽丽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她一下子没有了往日的优越感，整天心神不宁，对科研也失去了原有的热情。我们为此做了多次讨论，一开始丽丽还有些犹豫不决，对考医生的事，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然后否定之否定。的确，从在中国读研究生开始，她做科研也快十来个年头了，说放弃就放弃，还是有些舍不得。再说重新开一个摊子，也一定不容易。这个决心不好下，尤其像丽丽这样科研正做得很得心应手，放弃实在有些可惜。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反复斟酌，丽丽总算打定了主意——考，做最后一搏。

　　为了让丽丽在工作之余，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复习，我主动承担起绝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任务。好在我上班时间比较固定，也比较轻松，完全可以做丽丽的好后勤。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丽丽读完了两箱子书。这一辈子，她还是第一次读完这么多英文书籍，比她读的科研论文还要多。她先后通过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考试。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丽丽顺利进入我们所在城市一家大医院的内科系做住院医。在美国，住院医生是最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这个职业对土生土长的老美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差事，更不用说对那些语言能力相对欠缺，对美国医疗系统不胜熟悉的外国人了。丽丽几乎24小时泡在医院，每周除了回家和我们一起吃几顿饭，和孩子玩玩，其它时间都在医院忙，我们连做爱的时间都少得可怜。而家里的一摊子事全部交给我来全权负责，我每天上班前将两个孩子送到保姆家，下班后再把他们接回家，既当爹，又当娘。那些日子，我最怕的就是孩子生病。孩子生起病来真是可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一个劲地哭闹，直哭得我六神无主，心烦意乱。小孩子还偏偏容易得伤风、感冒、发烧。丽丽做住院医期间，我没少带孩子去急诊室，有时因为发高烧，有时因为咳嗽，有时因为拉肚子，往往整夜闹得我不能睡觉。丽丽去医院的第一年，她脱了一层皮，瘦了10来磅，我也跟着脱了一层皮。

　　第二年，丽丽的父母终于得以来美探亲，丽丽本人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稍微轻松一些，回家的时间也渐渐多起来。这样，我肩上的担子一下减轻不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重新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因为我和丽丽都在医院工作，共同语言很多，似乎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丽丽的话语里，透露出她对医生这个行业真挚的热情和喜爱。“美国医生和中国医生不一样，不去亲身体会，你想象不出美国人对医生的尊敬。”丽丽经常这样表述，“当医生是我来美国以后做的最正确的一项决定，真不敢想象，我当初如果不走这一步，现在会显得多么愚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丽丽的话似乎刺激了我哪根神经，让我若有所思，我潜意识里，突然感觉到自己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本来认定MBA是我的最后归宿的我，又一次动摇了。耳闻目睹丽丽对她现在工作的满足和陶醉，憧憬着不久的将来丽丽正式行医将能得到的丰厚收入，我失眠了。“我为什么不能和丽丽一样？我为什么不能考医生？”这个我原来根本没想过的问题，现在整天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多少次，我翻看着丽丽用过的复习资料，那阅读量，大得惊人，比我一辈子读的书都多，而且是我所不熟悉的专业英语，我被吓倒了，这等于是让我自学美国的四年医学院啊。但转念一想，很多国内二三流医学院的毕业生，甚至原来医专的毕业生，都能考过，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生，难不成还不如他们？这样的思维转换，给了我足够的勇气。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丽丽，丽丽瞪大了眼睛，张着嘴半天没说话。“你当真？”歇了半晌，丽丽终于开口。“当然 ，我什么时候不当真？我一个团委书记既然可以考过MBA，也一定能够考过Board，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己给自己壮胆，也期待着丽丽的鼓励。 “好啊，我们家资料现成的，你先看生理、生化，看看能不能念下来。”丽丽的口气，好像还是对我没有太大的信心。“别把人看扁了，你老公可不是吃素的。”我说着狠话，当天晚上就开始熬夜啃书，心里发誓，一定要做出点样子来，不让丽丽小瞧。

　　四．

　　我的阅读速度和丽丽比，相差十万八千里。丽丽说，她一目十行的本事，得益于小时候一天读一本小说。当时借别人的书，经常只给一天的时间，再长的小说，也要一天读完，丽丽就是在这种压力下，练就了她的快读功夫。据丽丽说，很多中国考生都抱怨考Board时间不够用，因为往往一道题有半页纸那么长，光看题都来不及，更别说回答问题了，而丽丽每次考试却至少有30分钟的富裕。轮到我自己做摸拟题，根本没法计时，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我连一半的问题都来不及看。这下真把我打懵了，我在丽丽面前露出为难之色。

　　“这可咋弄？知识不够，我可以多看、多学、多背，这阅读速度跟不上，干着急啊。”

　　“那也不是，阅读速度慢的确吃亏，但知识面的丰富会帮助阅读速度提高，要找关键词去读，做这种题，当然不能像你读诗歌、散文那样一字不漏。”

　　“跳着读，把重要的病史、化验结果漏掉了，不是更完蛋了。”

　　“这就是本事，不仅要快，而且要准。要揣测出题人的心理，看完前两句，就能揣测出题人想考你什么要点。”

　　“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多看、多做题，还是会逐渐掌握一些窍门的。”

　　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考过了第一部分，刚刚擦线而过。看到成绩，我乐得蹦起来，捧着被我撕破的信，一路小跑到家，向丽丽报告这一喜讯。不过，第二部分的考试就没那么顺利了，也许是第一部分过后，我有些轻敌；再者，第二部分更侧重临床，而我当初热衷于行政，跟本没有好好学，对临床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光啃书本，很难把握病人的处理分寸。第一次考试，我失败了。这次挫折，让我心情沮丧了一个多月。虽然我知道考不过不是世界末日，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机会，和国内考大学的一锤子买卖有很大的差别，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沉重的心情，家里的气氛也被我一下子弄得凝重起来。

　　当我重新拿起书本，继续苦读的时候，丽丽的住院医已经告一段落，并转人另外一家更着名的医院做胃肠科的专科培训。这个时候，我的一位朋友方宏伟从西部做完麻醉科的住院医，联系到丽丽所在的那家医院做主治医师。方宏伟是我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之一。他搬到我们附近，让我很兴奋。他乡遇故知和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夜一样，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他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时光，他们成了我家的常客。不过，好景不长，方宏伟夫妇不久就出现了婚变，我和丽丽费劲了口舌，也没能阻止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夫妻俩打了一年多的漫长官司，最后像仇人一样地分手了。这件事对我震动不小，有一天，我很有感触地对丽丽说：“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手，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分，分手后还做朋友，怎么样？”“分你个大头鬼啊，不会说点好听的？”丽丽凶了我一顿。“我这不是假设吗？我真为方宏伟他们两口子感到悲哀，太肮脏、太痛苦了。”

　　医生Board的第二部分我一连考了三次，才算歪歪斜斜地过线。拿到成绩的那天，我已经高兴不起来了，和考过第一部分时的心境，真是天壤之别。连丽丽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噢，终于过了。”两部分考试花了我整整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花过时间看电视、电影，连和孩子玩耍的时间也少得可怜。不过，考过第二部分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终于可以着手联系住院医的Match了。我的背景材料不能和丽丽比，我也不奢望能像她那样，只申请十来个医院，一下就拿到三个Offer。我对做临床学科有疑虑，最后只好选择病理科作为主攻对象，在全国范围内撒大网，越是小地方，小医院，我就越要联系。用另外一位过来人的话来说，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申请了60多个医院，拿到四个面试，最后Match到一个我最不愿意去的南方小城。别人拿到Match结果，都兴奋地和医院联系，我却和考过第二部分的Board一样，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结果意味着我将要孤身一人去那个遥远的穷乡僻壤去熬四年。我心有不甘，而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些恐惧。那里有没有中国商品店，有没有中国餐馆？我去了那里，这边的家怎么办？我有些后悔自己当初考虑不周，怎么能冒险这样孤注一掷？这回自己多被动啊？可反过来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可能是一个也联系不上，那不是更失望吗？一等就是一年，明年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也许到时候竞争对手更多、更强，我连一个面试都没有，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安慰自己，我不再那么么自责了。像我这种情况，没有背景，分数又最低，能联系上一个，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样想，我的心情转而好起来，马上给系里分管住院医的负责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高兴和感谢之意。

　　五．

　　光阴荏苒。就在我忙着考第二部分Board并联系Match的时候，丽丽不知不觉地就完成了她的专科培训。她的一切都顺利得难以置信，在她毕业前半年，附近的一家医院就提供给她一份待遇颇丰的主治医师职位，丽丽从考试到培训七八年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我们的经济收入从中产阶级一跃而成为美国富人中的一员。然而，我自己在事业上一次新的攀升，让我不能和家里人在一起，却又成为我们新的遗憾。

　　“老弟，我不在家，家里这边的事，你帮我照应照应。”临离开前，我和方宏伟一边喝酒，一边托付道。

　　“你尽管放心，咱俩还有什么说的，你家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不说，我也会做。”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最多熬四年，如果能转医院的话，也许两年就能再搬回来。”

　　“都不成问题，两年、四年一晃就过去了。”

　　六．

　　2003年6月底，骄阳似火，热浪袭人，南方城市闷热的天气烤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来。车子停在露天的停车场，一天晒下来，防漏胶皮都被烤化了。我手碰车门，立刻被烫得缩了回来。只好把车门大开，好好透透气，才敢钻进驾驶室。今天是我住院医的第一天，是例行的orientation。听人讲和自己亲自体会还是不一样的，美国医院给我的感觉就是规范，各种法规真是事无巨细，连性骚扰这样的事都有章可循。

　　不得不承认，做病理住院医是我一生中最失败的一件事。由于我英语口语差，加上南方这帮老土听不懂中国口音，很多人抱怨，他们和我交流有问题。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住院医生之间勾心斗角也很厉害，把难做的事推给别人，把自己的失误嫁祸他人，简直是家常便饭。我奇怪，当初丽丽怎么没说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那两个印度人最不是东西了，老是把他们的尸体解剖推给我，他们总能找到借口，我说不过他们。”我在电话里和丽丽诉苦。

　　“有人的地方都一样，你老实，别人就欺负你。”

　　“那当初有人欺负你吗？”

　　“怎么没有？不过，我把他们顶回去几次，后来就不敢了。和中国一样，柿子挑软的捏。这事很讲策略，你不能让人觉得你懒，同时又把不该你做的的事推回去。”

　　“要是能讲中文，我不会输给这帮孙子。”

　　由于我人单势孤，吃尽了小人的苦头，他们不仅推给我活，还在背后告状，添油加醋，使我在系里名声更差。“墙倒众人推。”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千万不能当老幺，否则，真是什么好事都没份，什么坏事都难保不摊到自己头上，被人看扁了的滋味真不好受。我尽管非常努力，但还是不能取悦所有的主治医生。外科病理轮转完，月底评语拿到手，我傻眼了，一个平时看似很和气，没怎么刁难过我的头头，给我的评语差极了，甚至不让我过这次轮转，要我重来。这是我住院医生涯的一大污点，也是一次重大挫折，我因此悲愤至极。第一年的住院医生活，对我像地狱，我受到了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虐待，在黑暗中挣扎。我很难想象，美国这个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能够容许这样虐待住院医的事情发生。当我私下向有关人员抱怨此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你这不是最糟的，历来如此，住院医就是奴隶。”

　　第二年，我的轮转是相对轻松的学科，我利用这个机会恶补了一下我的专业词汇和发言，并参加了一个口音矫正班和英文写作班。我打算卧薪尝胆，让人刮目相看。我这样忙得焦头烂额，自然就把丽丽和孩子的事抛诸脑后，丽丽曾经多次在电话中表答她的不满。情人节、她的生日、孩子们的生日，我都没当回事。以前每逢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我总是带她出去吃顿饭并珍重其事地送给她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礼物，现在这些都省略了。一次，她出了车祸，受了点惊吓和小伤，我本应当回去看看她，但我没舍得请假，连问候也不到位，总觉得人没有大碍就万事大吉了。儿子得了阑尾炎要开刀，丽丽让我赶紧请假回去，我却执意不肯。丽丽这回真急了：

　　“你忙，就你最重要，没你地球不转了，是吧？”

　　“不是这样说。我现在这个轮转真不能请假，头头有交待。本来没事那些家伙都要找我的茬，这个时候请假，还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搞我呢。”

　　“这么说家里死人了你也不请假？你怎么就那么怕人家？真有出息！你当团委书记那会儿的能耐哪去了？”

　　“那，那……，两码事。好了，别扯那么远了。你找方宏伟了吗？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用了！”丽丽重重地甩出三个字，“叭”地就把电话挂了。我怎么打，她也不接。

　　以后的一年，我们大多时间是冷战，夫妻生活基本没有。进入第三个年头，我又面临医生资格的第三部分考试。按照州里的规定，如果这一部分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考过，就拿不到行医执照，不能继续在医院接受培训。这对我来说又是个天大的难题，因为第三部分比第二部分更加重视临床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内科和其它临床学科的住院医来说，这一部分是最容易的，因为考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医院天天做的。而对我这个病理专业的住院医来说，却完全不同。我不仅每天的例行工作与所考的内容无关，而且，原来复习第二部分时学会的东西，这两三年也都忘得差不多了，还得重学。据说，我们前面几届的住院医有一半都不能一次考过。我不敢怠慢，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以图不重韬那些人的覆辙。就在我为这个考试积极备战的时候，后院却不幸起火，一下子打乱了我的方寸。

　　七．

　　一天下班回家，意外收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挂号信，取回来一看，原来是丽丽已经委托她的律师正式提出和我离婚。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仔细再看，千真万确。我和丽丽虽然大半年没有亲热，也偶有口角，但我自认还没有闹到要离婚的地步。我印象中，夫妻离婚总是发生在大吵大闹、折磨双方很长时间以后。丽丽怎么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让我吃这个闷棍？当初她催我出国的时候，生我的气，也是先警告我，如果我再不来美她就要和我离婚。这次怎么来得这么突然？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震得我头晕目眩，我一时完全没了主意。我想抄起电话，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又忍住。丽丽的决定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她既然不和我直接谈，而是通过律师来通知我，我打电话，她也不会理我，何必自讨没趣？ 不妨问问好友方宏伟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不知道？转又一想，家丑还是不要先外扬吧，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去问别人，一是唐突，二来也实在有损颜面。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丽丽这么绝情，是不是有了外遇？凭丽丽的长相、气质、谈吐，凭她一口流利的口语和外向的性格，一定是被老美盯上了。我了解丽丽，她不会找各方面条件不如她的男人。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闪现出我和丽丽自火车上相识后的一幕一幕，从恋爱，到结婚，再到来美国一起打拼，前后加在一起，二十多年了。难道二十多年的亲情就因为一两年的疏远而被葬送？难道真的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来到美国，我们风风雨雨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眼下，她已经媳妇熬成婆了，我的事业也进入关键时期，离出头之日并不遥远，她为什么会突然如此心狠，置往日的旧情于不顾，是什么力量驱使她做出这么不可思议的决定？我怎么也想不通。第二天凌晨，我决定请假回家，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在机场租了一辆车，对丽丽实施跟踪。开始两天，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丽丽下班后都直接回家了，我家的门前街道也没有发现停靠别的车辆。第三天，丽丽三点不到就下班了，这回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方宏伟家。我心里纳闷，她去他那里干嘛？也许是借什么东西？我在外面等了快两个小时，还不见她出来，心里开始发毛。三个多小时以后，终于看到方宏伟把她送出来。两人临别前的拥抱、亲吻，告诉了我一切背后的故事。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我最信任的朋友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差点没忍住，从车子里冲出去，甩那家伙两个耳光：狗粮养的，老子让你照顾我家，你竟然干这种好事！我真恨不得有把枪，一枪杀了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但理智压住了我心头的万丈怒火，我没有从车子里出来。能做到这一点 ，我还要感谢美国住院医的训练。这两年多来，我时常遭受主治医师们的精神虐待，怒发冲冠何止百次？想揍对方的冲动，时常涌起。但在现实面前，又不得不低头，只好把火往下压，把气往肚子里咽。久而久之，理智和控制力得到了不断地强化，所以，我现在遇事往往冷静大于冲动，理智战胜感性。

　　七月的天说变就变，一阵狂风过后，黑云渐渐向下压来，不多时，电闪雷鸣，铜钱大的雨滴从四面八方朝车窗砸来。闪电间隙，周边漆黑一片。我把车缓缓开出方宏伟家的小区，漫无目的地在我熟悉的街道上来回兜着圈子，让暴风雨冲洗去车上的尘垢，也一并洗刷掉我的羞辱。

　　我不知道下一步应当去哪里。找方宏伟，当面揭穿他霸占朋友之妻的丑行，让他跪在我的脚下认罪，以便获得我的原谅？我不会原谅这种小人，和他的情谊，从此一刀两断。可万一方宏伟一口咬定，是丽丽主动勾引他，我怎么办？找他理论，不是自取其辱？不，不能和方宏伟对质。找丽丽，兴师问罪，骂她个狗血喷头，骂她过河拆桥，骂他们奸夫淫妇，骂得她无地自容，在我面前痛哭流涕，请求我的宽恕？是的，我会宽恕她的。她毕竟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是我两个孩子的妈妈。短暂的失足没有关系，只要她能知错必改，打消离婚的念头，我不是个心胸狭窄的男人，我会原谅我心爱的女人。可是这样做会不会火上浇油？丽丽还会在乎我怎么骂她吗？骂她，能让她幡然悔悟吗？丽丽又不是小孩子，相反，她个性倔强，很有主见，她做出的决定，别人是很难更改。也许，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丽丽，对不起两个孩子。我不该为了自己的虚荣心，非要去考什么医生，狠心自己一个人出去，把家的责任推给丽丽。我这是什么狗屁事业，自己在两年里吃尽了苦，现在连老婆孩子都丢了，我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或许我应当主动找丽丽好好谈谈，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她的原谅，决心给她和孩子补偿。我答应她，不再继续做什么住院医了，马上辞职，搬回东部，继续做我原来的工作。可是，这会不会太晚了？丽丽还会稀罕我的道歉，还会稀罕我回到她身边吗？如果有这个可能，她也不会对我采取突然袭击，根本不给我机会改正，就直接对我们的婚姻做了“死刑”宣判。当初我联系外地住院医，她也没有反对呀。说不定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乘着我离开，正好找到借口和别人鬼混。再说，我在丽丽心目中，还有以前的地位吗？我对丽丽是了解的，她很多时候是很势利的，从她对待那些混得不如她的同学朋友的态度，也能看出个端倪。别说我现在离正式当医生还早，就是顺利毕业了、工作了，一个病理医生的工资，也没法和方宏伟这样的麻醉师相提并论。“人为钱死，鸟为食亡。”谁能肯定丽丽不是为了钱才和方宏伟走到一起的？其它的理由都只不过是幌子……我的思路混乱不堪，两个不同的我互相打起架来，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不知过了多久，雨点渐渐变小、变稀，远处的天空已经出现一片透亮，和头顶上黑压压的乌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知不觉地，我的车子开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我停了下来，深情地望了望那座熟悉的红砖青瓦房，眼泪禁不住唰唰地顺着我的面颊流淌……

　　最后，我选择了悄悄离去。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错误，应当由我自己为之付出代价。我爱丽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和她大吵大闹，也不愿意找律师，和她讨价还价，把人间最肮脏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露出来。我曾经因为目睹方宏伟俩口子的离婚纠纷，事后也曾对丽丽感慨过，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丽丽不得不分手，宁愿好合好散。没想到，一句随便的感叹，竟然一语成谶。我愿意信守自己的承诺，和丽丽做不成夫妻，也不要成为仇敌。既然不能给她爱，那我就给她自由。我一生中有很多抉择，唯有这一次，我心情很悲壮。此刻，我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候都高大。

　　后记：

　　一个月后，我和丽丽按照她提出的协议平静地分手，我净身出户，不仅什么都没要，还拒绝了本属于我的十万美金现金。我把这笔钱分给了两个孩子，作为他们将来的大学基金。半年后，我顺利考过了第三部分。做完住院医，我又在专科培训了两年，然后在美国北方一座城市找到了一份固定工作。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一位会计师，和她组成了新家，并有了我的第三个孩子。我和丽丽的那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分别考上了两所常春藤大学。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得知，丽丽和方宏伟一直感情很好，生活很幸福。孩子长大后，对我和他们妈妈的故事多了一层理解，反倒对我崇敬有加，我和他们关系非常融洽，成了他们特殊的朋友，这一点令方宏伟很嫉妒。如果说有一点遗憾，那就是，我和丽丽没有能够继续保持联系，成为朋友，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是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