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肯定地阐明大饥荒的可能性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性”这个统计学术语的定义本身是困难的。客观地说，统计学的可能性是不科学的，缺乏重复性和确定性，尤其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等非理化现象时。比如说，抛硬币，正反面得到统计学的可能性或概率各为50%。但如果抛10次，得到正面的次数可能是7或概率 = 70%，而不是50%。抛20或30次，结果概率也不一定等于0.5 ，只有抛的次数逐渐增大至无穷，硬币正反概率才逐渐接近50%。 应该清楚的是，大饥荒可不是抛硬币。它发生的概率，可能性，发生时间，范围，持续时间，方式，对局部或大体的影响确实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它也许下个月就发生，也许是明年，也许大后年。但根据历史记载和目前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几乎可以肯定会有大饥荒。几乎？怎么肯定？ 1. 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也称马铃薯饥荒。是由于当时爱尔兰社会盛行的在外地主制和农民长期种植单一作物马铃薯所致。当时的地主多数是英格兰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他们大多住在英格兰，却拥有爱尔兰的大多数土地。佃农们则需要通过种植谷物和喂养牲畜以供其出口的形式来支付地租。爱尔兰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也未受到保障。他们对土地的任何改善都没有兴趣。地主出于追求土地利润的最大化，频繁向佃农提高租金，而法律却缺乏对佃农权益的保护，反而维护地主的特权。当时，爱尔兰还引进了中间承包制。在这种制度中，承包商（中间人middlemen）从大地主手中长期租下大片土地，将这些土地分割成小块，然后转租给各家各户农民，从中获得暴利。爱尔兰土地比较贫瘠，要获得稳定的高产，农民普遍种植马铃薯，差不多是唯一的主餐食物。可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庄稼得了免疫性疾病。该病是由于单一植物栽培中缺乏杂交的多样性，遗传变异而引起的 “瘟疫” 。最严重时有四分之三的作物无收成。由此导致一百多万人被饿死，近两百万人沦为难民，逃至美洲。 这种承包制可能会在近期内被推广。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有可能因转基因的退变或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而导致农业大规模地减产或绝收，由此引发大饥荒。 相关性 = 0.53 （最高 = 1，最低为0） 2. 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在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 “富农” 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 “富农” ，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的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同时，苏共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种子、余粮和口粮。1933年春天便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饿死至少300万乌克兰人。 这种农业集体化的悲剧在其他地方重演过，很可能会再次重演，取决于大大们要做什么。 相关性 = 0.45 3.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由于战乱，严重干旱，蝗灾，导致粮食绝收。加上地方基层诸多官员贪污腐败，乡绅富户们不肯出粮赈灾, 不顾百姓死活强征军粮。还有日军队进攻和交通瘫痪，使很多难民在逃亡临近省份的路上只能依靠步行 300至500公里以上的路程，并且大部分难民没有及时的得到食物补给。河南省政府压低粮价，导致粮商不愿卖粮给河南，饥饿的人有钱无粮买的局面，饿死300多万人。 严重干旱，洪涝，病虫害，地方层层官员贪污腐败，还是会不时发生，天灾人祸的事无常。 相关性 = 0.49 4. 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1958年大跃进，农民欢天喜地吃饭不要钱，载歌载舞大炼钢铁，没人下地去种田，但亩产到处都过万斤，上头按报告的产量征收公粮。与苏联断交，断绝外援，加重了粮食危机。统购统销，城乡双轨制，自由市场和自由迁徙被取缔，农民被困固。干部特供制是保障种种荒唐政策得以强制落实的主要原因。吹牛拍马的人那时和后来都没有对说谎负任何责任。三千多万饿殍似乎死也无憾。 现在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地方大搞山水旅游，高新开放，土地丢荒，欢天喜地的事难说啥时又重现。 相关性 = 0.39 5. 1994－1998年朝鲜大饥荒。朝鲜自1948年建国后，通过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盟国的外援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同时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特惠燃料粮食，人口持续增长。1991年苏联解体后石油粮食贸易顿时被切断。同时1992年中韩建交导致中朝关系恶化，朝鲜由此一度彻底失去外部支援而陷入经济困境。燃料和肥料的缺乏导致粮食大量减产，缺乏外汇，无力从国际市场购买足够的粮食，加上大规模的洪灾，遂出现严重大饥荒，饿死近250万人。 脱钩，外汇短缺加旱涝病虫灾害，仍是有可能的问题。 相关性 = 0.52 6. 80 ～ 90 年代非洲大饥荒。1984 ～1991年，已经持续多年的大干旱，战争，人口过快地增长，使大饥荒以惊人的速度在非洲大陆肆虐开来。其中苏丹、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索马里受灾最重，大约有100至300万饥民濒临饥饿与死亡的绝境。1992年旱灾从北到南，津巴布韦、南非、莫桑比克、赞比亚，受灾人口过亿，其中3000万人濒临饥渴死亡的边缘。独裁，腐败，各国政府效率低下，物流不畅，信息闭塞，也是大饥荒的助推剂，并断断续续延绵二十几年。 基层组织松垮，政府低能腐败，持续大规模的干旱，并不只是非洲专有。中原西北历朝历代时有发生。 相关性 = 0.55 如果把这些相关因子用SAS统计软件做多因子方差分析，以时间为横轴，可以得出大饥荒的可能性和形式。 但大饥荒不是数理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现象。影响这种现象的因子不随时间作连续函数变化，而更近似于量子运动。如干旱（河南），病虫害（爱尔兰），动乱腐败（非洲），脱钩（朝鲜），弃农（大跃进），两项或多项重叠，并不等于大饥荒的可能性是单项因子的双倍或多倍。各因子在不同时间获得的动能，产生的影响是不连续的，跳跃性的。 简而言之，大饥荒很可能在明年春天就发生，也可能是大后年，可能是朝鲜式的，也可能是非洲式的，更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但最可能初期是亚急性的，中后期转为慢性。最初在边远山区农村，特别是人口老化或近荒废的村庄，村民慢性的贫困饥饿是很普通平常的事。在都市的低端地带也是一样，饿死两三百万人不足引起社会的关注。直到整村整乡大片由于饿死而无人，或城市“铁西区”野猫野狗泛滥，才意识到有数以千万计的饥魂饿鬼。 天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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