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旁边便是岳阳，小时常去岳阳游玩，登岳阳楼而鸟瞰洞庭湖，观碧水荡漾而思范仲淹之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由得每为范文正公高风亮节而感动，但随着对历史的深入解读，看到王安石之名句“富国以报君恩”，则对范文正公这一名句产生了疑问。后又看到梁启超将顾炎武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梁启超先生认为，天下二字为封建思想的家天下，不如改为国家二字更为妥当。但这句话还是没解决一个问题，国家、天下是属于谁的，匹夫、民众怎样为国家担责分利？匹夫、民众又有没有能力为天下担责？

一、民众是可以被愚昧和欺骗的

近几年发表了很多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但很多文章提出的一个论点是那是一场全国人民的灾难与责任，需要全国人民反思。有些网站更是大字标题—甲午战争，举国浑噩的悲剧。看到这里我不明白了，当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商人，种地、行商是他的本业，交纳足额盐税、通关税、商税等各类苟捐杂税就是已经为国尽了责任，中上层收了税，养不好兵、管理不善打了败仗，与普通农民商人何干，又与绝大多数国人何干？普通国人不光交税，而且还要承担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他们不曾参与上层指挥管理的一丝一毫，但却成了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不是极度的荒谬可笑吗？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看到国内不少反思暴君与独裁的文章中，不少的文章将暴政的执行归结于民众的沉默，并号召民众挺身而出，进行反思。但这是不可能的，多数民众的学识与知识面都是狭窄的。对于一位普通农民来说，擅长农活是他的本业，但你要他去思考民主与专制就有点困难了。一位普通工人，他擅长手里的机械，但你要他去分辨媒介宣传的一件事是真还是假就有点困难了。

同时民众是分散的。他们对他们不认识的人即不了解，更不可能信任。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只观察到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或是他们生活中所能见到看到的事。导致民众只会反抗他们看得见的不公正，或者是和他们看到的不公正相同类的不公之事，而不可能质疑他们所看不见、也不了解的不公正。更何况欺软避硬是人类的天性本能，因此决定了民众容易受舆论左右，被居于强势宣传的人进行欺骗。故而有一句默认的俗话：民众是可以愚昧和鼓动的。在一面倒的舆论宣传下，多数民众只能观察到他身边所能观察的，进行愚昧的服从或愚昧的反抗。古希腊苏格拉底被民众集体宣判死刑即充分的证实了这点。

二、中层精英才是国家、团队的核心基石

国家、团队的统治就是个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是上层领袖，然后是中上层精英，再接着中下层精英，最后是下层民众。观阅历史，每一个暴君、独裁者都只是一个人，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暴君和独裁者，并祸乱一方的？细观历史上每一个独裁者的身后，都可以找出一群默默执行他命令的中层精英。上层领袖再怎么独裁，他的命令也不可能直接下到每一个民众手上去，他必须有一帮中层精英将他的命令转为指令去一一号动普通百姓与民众来实施，一个个暴政命令才得以最终实施。如果脱离了中层精英，独裁者就只是孤家寡人，他的命令再怎么独裁有力也不会有底层民众去执行。一个社会，没有中层精英的服从命令去发动基层民众，和对政策的沉默不反抗，那么一个独裁者是无法成为独裁者的。

同样，一个国家的上层领袖从何而来了？也是从中层知识份子精英中脱颖而出的。平民皇帝刘邦，原在家乡任泗水亭长，算是个小官吏。西汉刘秀，原为刘氏皇族后裔，东晋司马懿为官吏之家。唐李世民，为世家出身。宋赵匡胤，出身于军官世家。

没有中层精英的作用，一个国家就会轰然崩溃。清朝这个庞大帝国，为何在武昌的几声枪声中就轰然倒塌，究其原因，还是清朝的中层精英绝对大多数对清朝感到不满，因此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天下中层精英纷纷起来反抗，才迅速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因此，中层精英是一个国家的基石，他在国家这个金字塔结构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中国中层精英是先天下还是先主子

在中国的封建愚昧时代，天下是属于谁的，诗经中说得清清楚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属于王的，这个王又是谁了？写这首诗的是西周的一位士（官吏），即周朝的中层精英，王即为他的主子。那么引申开来，联系到与范同时代王安石的“富国以报君恩”，范文正公这句名句实质为“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无论是富国，还是富民，首要是让主子快乐。

中国历史上，普通民众基本是不读书识字的，他们知识或来于身边，或来于知识份子、中层精英所记录、记载的各类故事与讲野。基本中层精英的态度，决定了底层民众的态度。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层精英，他们是报着何种态度了？那就是“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秦桧在年轻时也是位主战派，但他到了南宋后，看出了高宗对武人掌兵权不受控制的忧虑，便积极主和。即使是著名的南宋主战派领袖张浚，在岳飞要求统领刘光世所属兵马时，他第一考虑的是主子高宗对武人的戒备之心，而非集中兵权利于北伐收复河山。因此坚决拒绝岳飞的要求，直接导致了刘光世原属四万兵马判离南宋投降金国，严重削弱了南宋兵力。这也充分解释了南宋冤杀岳飞时，满朝文武为何只有一个韩世忠挺身而出质问了一下，在当时的文武中层精英看来，高宗杀岳飞是主子的家务事。

纵观中国历史，无数的精英份子，纷纷以“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在他们看来，社稷兴亡，百姓生死，都不如主子高兴。甲午战争当慈禧坚决要与日本和谈以方便她高高兴兴过六十大寿时，满朝文武无一吭声，难道他们真的是惧怕慈禧的权威不敢出声吗？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为名死谏的中层精英，究其原因还是在历史的愚昧思想影响下，使中高层精英看来，割让国土、赔款都比不上让主子高兴重要。

中国历史上记述的奸臣不记其数，故有明人特作奸臣传。如北宋奸臣蔡京，他是位坚定的改革派，但为了皇帝开心又不得不乱采花石纲扰乱民间，以致留下骂名。这一切不能单纯的以奸臣追名逐利来定论，只能说中国历史的愚昧思想“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已经深入到他们骨髓里了。

纵观中国历史上无数灾难的背后，都有一群“先主子之忧而忧，后主子之乐而乐”的中层精英的身影，他们或是积极推动，或是被动推动，或是沉默不语，这一切导致了中国大地上诸多灾难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四、中国的民主前进之路需要一个有自我独立思想的中层精英阶层

近代的辛亥革命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即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军阀造反，更不是权臣逐步掌权夺位。而是中国中层精英阶层的一次集体起义，他们不再勇于做奴才，敢于做奴才。他们第一次集体站出来尝试自己改变国家前途和命运，虽然后来由于历史愚昧思想的影响，革命的成果被少数权谋者获取，但这丝毫不影响辛亥革命的伟大。辛亥革命之后的袁世凯试图称帝，同样也遭到了中国中层精英的集体反对，袁世凯的失败是辛亥革命这一中层精英起义的延续。

中国的民主前进之路必须建立起一个有自我思想，不做奴才的中层精英阶层，中国才能有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能自我思考的中层精英阶层，他们会自然分辨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去做领袖，而不是选择一个独裁者、压迫者去做领袖，他们能带动普通民众去避免愚昧行为。这样一个国家才能不断前进，更有希望。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国家前进之路寄托给普通民众，更不能把国家生死存亡的责任压给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