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救生員，他英勇的救起了七個落水者，然後他洋洋得意，一天酒後殺了三個人，他為自己辯護說：我救了七人，只殺了三個人，還有四個指標，因此我算無罪。或者說叫七分功，三分過。

各位是否認同他的辯護？
這位救生員他忽略了一點，作為救生員，救人是他的本職，而殺人是地道的犯罪。

沒有建國後的一系列滔天罪孽，沒有對自己醜事的掩蓋，沒有七功三過論出台，在言論壓制的情況怎麼會突然有袁世凱、慈禧、李鴻章的翻案？

空穴來風，必定有因。

我的前文中說過不同的歷史年代有不同的道德標準。
遠古時期，殺死一個人並將其吃掉是種當時的普遍愚昧行為，不叫犯罪。
但近代，你殺死一個人吃掉是殺人罪。

中古時代，是家天下，天下與臣民都是皇帝的。

皇帝殺人不叫罪，賜死，皇帝割讓國土財產是賣自己的土地，不叫賣國。
但是引誘、推動皇帝賣國的叫殲臣、賣國賊。
就好比現代，一個人不成氣敗家是敗自己的家，但引誘他敗家叫犯罪。

後來到了近代，隨着西方思想啟蒙，權為民所賦，國家為全民所有，掌權者必須首要為國家負責。
在這個時代，霸着權力不放，為自己的權力私利考慮出賣國家利益不管是皇帝、總統、首領或是大臣都叫賣國賊。

中國的時代稍落後於世界，是從什麼時候全面開始反思"家天下"思想？
是從慈禧開始，因此慈禧、李鴻章、袁世凱是賣國賊。

把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吳佩孚全部丟到中古時期去，他們都是梟雄人物，很多還是英豪。
但是把他們放在近代，為什麼當時這多人痛恨軍閥，很多英雄在近代立志打倒軍閥？

你在古代，把一隻軍隊變成自己的私軍，割據一方，審時度勢，保存實力是封建愚昧時代的一種正常行為。
而在近代，很多人認可國家概念後，當國家而臨生死存亡之時，一眾軍閥擁軍霸據一方，勇於內鬥，面對外國侵略者卻百般保存實力，只敢以空洞的言論和姿態愛國時，就叫賣國行為。

段祺瑞、曹錕、吳佩孚他們在身居高位、手掌兵權時是怎麼樣用實際行動愛國的？
北洋軍隊號稱當時中國最精銳的部隊，最多時擁兵數十萬，但是用放大鏡來看北洋軍隊，僅僅找到一個徐樹錚在外蒙古獨立時帶領一萬多人打了一下，但失敗後就從此放棄。
而在內戰中，北洋軍隊動輒出動幾十萬爭權奪利。

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在他們失去兵權時，是表現得無比愛國，堅貞不屈。
一位手握重兵的將軍，當他在位時害怕兵權受損而出賣國家利益來換取自己的位子。
當他失去兵權，身為平民無所顧忌時，再愛國有個屁用？

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在擁有兵權，身居高位時。

面對外國強權，時時擔心手中兵權受損，對外最多只敢以姿態強硬一下，手中的軍隊生怕與外國交戰受到損失，賣國喪權是當時民國的自由輿論給他們的統一稱呼，可不是後來才強行評定的。

當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失去兵權時，沒有了害怕兵權受損大權旁落的顧忌，再對日本強硬，有用嗎？

不要忘記了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張作霖、吳佩孚他們做為歷史人物，首先是作為執掌全國兵權的大將而記載的。如果他們沒帶過兵，一個普通文臣，會有如此之多的記述嗎？

我不光主張慈禧、李鴻章、袁世凱是賣國賊，而且韓復榘也是位標準的賣國賊，手掌十幾萬兵力，日本人打過來就跑，一心保存實力。
這些軍閥只知道研究中國古代封建愚昧史，不知道現在已經不是中古時期家天下的時代了。

如果當時蔣介石沒有果斷的槍斃韓復榘，就不會有台兒莊戰役中諸多雜牌軍閥的拼死奮戰，就不會有台兒莊戰役的勝利。

在一個輿論受限的環境，會有言論給袁世凱翻案。

正如我前面所說的空穴來風，必定有因。

認可了慈禧、李鴻章、袁世凱，便認可了封建愚昧思想的七分功三分過思想。

從此以後，會有N多的X國領袖退位時高興的說：我有八分功二分過，我有九分功一分過，大家都要好於七分功三分過。

但一個數億人的大國，領袖的一分過會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害？

奧巴馬退位時說我給美國作了貢獻，因此我可以交換利益，大肆公開的貪污，利益交換，建立一個奧巴馬權利家族，然後再退位，你問美國人答應不？

不同的歷史時代有不同的道德標準，這是觀閱歷史必須具備的一個基本要素。
脫離了這個要素，再去看歷史就會陷入封建歷史的愚昧中。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拿古代的罪惡來替現在的罪惡來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