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 2012平安夜，与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聚谈，每个人都得自我介绍，我倒背如流：“我是海南岛文昌县湖山乡茶园村人”，跟你们的父母一样，是中国的“新三届” （指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三届大学生。） 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的共同经历是，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就待业；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同读一本书”“同背一段话”“同喊一句口号”。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经历，那就是八十年代“背井离乡”，到欧美来留学，如今留而不归，留而不学。 我们从出生一开始，就切身记得清楚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不知道大人的“反右”“大跃进”是什么，我们却清楚地知道，没米了，没肉了，没油了，没菜了。我们在饥饿中爬滚，在爬滚中长大。 上小学了，我们听大叔大妈“忆苦思甜”，在没肉吃的年代，我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农村人正在饿死，我们倒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人号召我们，要解放全人类！ 再没过多久，我们的父母挨整挨斗，或斗别人的父母、或整别人的父母。读书人受辱跳河，知识者自杀，“文革”苦难全是“四人帮”造成的。到了七十年代中，我们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抨击时政，不骂骂江青和她的同伙，会显得太幼稚浅陋，尽管专制的残酷毫无松动。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弃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毛死后，“四人帮”旋即被抓。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但是，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又过了一年，我们陆续踏进大学的校门。 那时，我们梦想当科学家，在上课的路上背英语单词，在食堂等待打饭的时间里，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饭盒。大人号召我们“科技强国”，如今，国家强大了，而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汗水。 我们这些人，尽管离书本、离知识很远很远，但是，毕业后十年二十年，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博导、名教授。我们小时候，丢一支铅笔都会遭到责备，现在，中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 自费留学 我有一段非常了不起的留学资本，那就是我在坐火车到德国来报到。星期五早晨7 点40分从北京站出发，经过内蒙古二连、蒙古乌兰巴托、西伯利亚、苏联莫斯科、波兰华沙、民主德国东柏林、联邦德国西柏林，然后到达巴伐利亚的班贝格。整整一个星期。票价北京至东柏林：892.30元（人民币）。 我当时的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不同意放人出国。科长说，可以考虑调动到海南，她同意帮我到院长那里游说。调动成功。户口挂在我同学开的贸易公司里，说好的，他必须给我出具政审材料，以便申请护照。同学很铁，帮我帮到底，帮到拿护照为止。 拿到护照后到北京申请签证，递交上去后，让我回家等，说大约一个月左右。一周后，突然接到德国大使馆的电报，开心得要命，打开一看，原来自己高兴过早。 德国新总领事新规定，到德国留学者必须交保押金两万人民币，学成返回中国后归还。两万元，这在那个年代，再笨的人也明白，那是天文数字。 全家人为我着急，为我想办法。我舅舅把他的房子抵押给中国银行，贷款成功。背着一麻袋钱，前往北京取签证。在那里等，度秒如年。当秘书喊我的名字时，惊慌万分。先交钱！ 我知道。66元，有外汇券吗？若没有，交人民币也行。暗喜，不提两万押金。当然我谢盛友不会笨到那种程度，自己先提。我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是六万六，不是66。提心吊胆地把钱递上，他果真只收66。拿到签 证后，赶快背起麻袋，往外跑，生怕秘书想起那两万，又把签证收回去。（为什么不收两万，至今仍然是个迷。） 跑到外边马路时，还边跑边往回看，是否秘书跟着跑来追我。跑到蒙古领事馆后，放下麻袋，先歇一下，然后再递过境签证申请。我还是提心吊胆，害怕联邦德国给 我的签证是假的。休息好后，我想，如此提心吊胆不是办法，必须找办法壮胆。自己安慰自己，如果德国的签证是假的，蒙古人会发现，我外行，人家蒙古外交官内 行，人家尽管蒙古，不蒙人。两个小时后，获得蒙古过境签证。再然后是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一关过一关。 一万八邮寄回我在海口的姐姐，让她代替我还给银行。我留下两千。这么多钱，怎么办？买衬衣、买拖鞋、买二锅头、买牛仔裤，放下麻袋，背上二锅头，踏上北京通往柏林的国际列车。 同车厢里有两个协和医院的老教授，他们也为了省钱，到瑞典开国际学术会议，不坐飞机，坐火车。还在亚洲，老教授就跟我商量，他们需要一些卢布， 需要我帮忙。那年头，人人中意美金，个个抛弃卢布，美元黑市兑换卢布，是官价的数十倍。老教授年龄大资格老，不好意思下车上黑市倒换卢布，觉得丢人。所以 要我帮忙。 我问：“上黑市，丢人。老教授，丢不丢良心？不丢良心，我帮你干！我什么事都干，就不干丢良心的事。” 如数把卢布给老教授，他们对我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我说：“ 不用感谢。您喊我一声倒爷就行，我像不像倒爷？” “不像！”“那您到莫斯科就会见我功夫！反正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真的到了，必须在火车站过一夜，第二天才有火车开往柏林。我们存放好行李，先游览红场。在红场的感觉真爽。“啊，列宁1918， 啊，谢盛友1988，我站在红场指点江山！”。下午到一个集市当倒爷。老教授说我不象倒爷，我把所有的东西全卖光了，二锅头， 卖！ 拖鞋、牛仔裤、衬衣，卖！连我身上穿的衬衣、背心也被苏联老大哥看中，最后光膀子回莫斯科总站。谁敢说，我不是倒爷，我是赤裸裸的倒爷！ 老教授看见我光膀子，让我赶快穿上衣服，担心我着凉。其实，我身体不凉， 内心早凉。惜别， 我往柏林，老教授往瑞典。老教授握我手，拥抱我：“小谢，我们老了，心有体会，看得出，你有读书底气，到德国还是专心读些书！……” 我与老教授惜别：“感激在心。我没底气，全身都是气，人穷气不短。老教授保重！……” 到德国后通过医科院的朋友了解，两位老教授曾是黄家驷先生的助理，对老教授，我非常肃然起敬。 留而不学 我乘坐火车经过蒙古，前苏联，波兰，前民主德国，1988年6月8日早晨迷迷糊糊地到达了班贝格。第二天我骑着那辆破旧的黄色自行车到班贝格劳工局找工作。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劳工局门口前面的德国国徽，真是威严。我提心吊胆地走入劳工局，看门者叫我站住，问我干吗的。我说：“找工作！” “找工作？不可以！” “这里不是劳工局吗？”我刚到德国，自己判断，是自己的德语水平不够好，听错了。 “是，这里是德国劳工局。”看门人还不算很坏，知道我是外国学生，然后慢慢地为我解释道：“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必须有劳工许可。一个工作位置，德国劳工局先满足德国人，再满足欧共体 （现在是欧盟）国家的人，然后才满足外国人。您是外国学生，在假期里可以打工两个月（现在三个月），可以直接到 Bosch（博世）这样的大公司找假期工作，这里劳工局没有您的份。” 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看门人后，我懊丧地离开劳工局，再次看到那个庄严的国徽。我心里暗地发誓，德国劳工局，我终将再来，不是来找工作，而是作为老板，来要工人。 次日我去Bosch（博世）人事部门登记假期工，填表后，人事部门主管让我回家等电话，本来我这外国人，没有抱什么大希望，谁知道几天后竟然电话通知我去签约：可以工作4个星期，最多8个星期，每天8小时，每个小时18马克。 暗喜：我在国内时每月收入75元，现在可好，每个小时18马克，按照当时的牌价换算，每个小时有90元人民币。 早晨，我仍然骑着那辆破旧的黄色自行车上班，路上没人，我激动得用中文一路高呼“马克万岁！”当时心里想，反正我们喊“毛主席万岁！”喊了几十年，他老人家也没有活到一万岁，倒不如我的马克实在，更管用。若没有马克，我在德国就无法生存。不能活了，当然就没用了。 前面三年基本上是打工，以挣“壮胆钱”，后面两年读完德国人平均需要五年才读完的课程。 “海二代” 我们留而不归，留而不学。我把我们的后代称为 “海二代”。“海二代”的共同经历是，生来讲中文，上学讲德文（或英文），在家讲中文，在外讲德文；“海二代”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是长大后回中国，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忆苦思甜”。 “海二代”还认我们的老家为家乡吗？既使回去也不认这个家乡了，等我们这些“海不归”走了，他们也不会再回去了。 不信，你问一下早先的华裔，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有多少人回去过祖辈在大陆的老家？…… “海二代”与我们一样，都有身份认同的痛苦，只是挣扎的形式不一样。我们是坚持认同“中国人”的痛苦，他们是摇摆认同“中国人”的痛苦。 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我的压力下，我儿子可以倒背如流：“我是海南岛文昌县湖山乡茶园村人”，不论德国人或中国人问他，他都会本能地回答：“中国人”。如今，他开始摇摆，回答这个问题，他往往“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九十年代的时候，在我的压力下，儿子可以书写一千个字的中文，如今因为没有用处，几乎“文盲”。上回在电话里，妻子问儿子：“你读的是什么物理？”儿子本能地用中文回答：“说不出口！”（儿子是由于中文水平有限，无法说出了，无法表达出来。）后来他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是“Condensed matter physics”，我查了百科，原来是“凝聚态物理”。这几个字分开了，每个字我都懂，放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懂，现在轮到我说不出口啦。 昨天平安夜，儿子自我介绍中第一句话说：“我是班贝格人，尽管我长得不像，但是，我还是认同我是班贝格人……” 其实，我们都是“槟榔人”。我们像槟榔一样，表面淡黄棕色，内心滋味苦涩；我们像槟榔一样，表面有坚硬的“中国人”外皮，内心尽管不易破碎，但咀嚼时，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饥能使之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