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国内的朋友问我：“你在国外干啥子？”我总是回答：“混日子！”这回答看是调侃，但也真实。想想自己自1994年出国至今已是18载，时间差不多够打两个抗战加一个内战了，可在这18年里我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既没有硕士博士的文凭，更没有辉煌灿烂的事业，这么多年的全部“成就”就只有一个“饭碗”。

　　记得那一年为准备出国去商场买了两个大箱子，那时的旅行箱没有轮子，我吃力地拖着两个比我身躯大得多的特大号箱子，正好碰上了我大学的老师，后来的同事古教授，温文尔雅的女教授一边帮我将箱子搬上电车，一边轻轻地问我：“真走啊，华蓥？”看着她满是为我惋惜的目光，我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要出国，我也多次问我自己，或许是想看看到底什么是曾经令当年毛泽东“冷眼向洋”看过的世界？或许是为了年幼的女儿能摆脱应试教育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自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医学院、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五年里从住院医生做到主治医生。眼看副主任医师职称也就要唾手可得了，可自己偏偏要在三十大几的年龄时走了。前面一片茫然，遥远而虚无，可我到底还是走了。

　　走时两个大箱子塞的满满的，锅碗瓢盆样样俱全，铺的盖的，穿的一样也没敢缺。知道以后日子艰辛，恨不得将家中所有的东西能变魔术似地全塞进这两个箱子里。小到针线，大到被褥，能带的都要尽量带走。装箱、开箱，我赏试着各种组合，这道合理利用空间的组合题，在出国前的近一个月里，我不停地做着，不厌其烦地探索着空间的极值。临走时，母亲居然还在这已经做到了极限的“空间组合”里塞进八个青花小碗，令我惊叹了好久“姜还是老的辣”。就为了这“老姜”，有几个小碗至今我都还保留着。

　　刚来加拿大的我，感觉就像被抛入到一片茫茫的大地上，尽管前面有许多的诱惑，可面对的却是一片孤独——没有人能帮助你，那怕是你的家人，你必须学会自救和自立。

　　回想在我们成长和工作的年代，我们学会的是依赖“组织”，“组织”是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个人无需多费脑筋：大学毕业有“组织”安排工作，工作调动也必须要“组织”才能解决。个人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似乎缺了“组织”，缺了党，每天都不知干什么。我们从小很少有自我的感觉，也从来没受过“自我奋斗”的教育。相反的是，如果一个人自我意识太强，不仅会被别人视为异类，自己也会有寸步难行的孤立感。我们大家都是“公家”的人，都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而我们自己对这些早已习已为常，不觉得有质疑和探索的必要，甚至以为人人生下来就应该如此。

　　可到了加拿大，“组织”没有了，开始自己不免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自己多年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我不得不感叹到：同在一个地球上，同在一个太阳下，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却是如此的不同。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切得从零开始：得从另一个传统开始，改变自己，否则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那一年我已年过三十五，这个年纪离四十也就是眨眼的功夫。英语听说无从谈起，当时说得最顺溜，也最具杀伤力的一句话就是：Sorry, I can not speak English. 就是这句话，居然也可以一路过关斩将，将对方逼入“绝境”。

　　那时的我，花了极大的热情学习英语，四张打印纸裁成十六张订成一小本，上面记着英语单词，走哪背哪，不知用过多少本子，不知反反复复记过多少单词。在好多年过后的今天，我一想到当初记单词、学说话、练听力就犯恶心。从此暗暗发誓：“这辈子谁要再学一门语言，谁就是王八蛋（这里的谁是指我自己，没有骂别人的意思）。”

　　那时先生虽然还在大学里做  ph.D.，但他的专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比较热门的“计算机通讯”，拿到学位后要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估计问题不大。我也可以呆在家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古训。厚道，宽容的先生是不会有什么不满的。可自己到底有些不甘：我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我在不同的工厂打过工，差不多到了不惑之年才又回到学校。硕士、博士自然是读不成了，不只是年龄不允许，我自己也没那么高的心气，做不了那光宗耀祖的事。一想到读完那些“生理”、“生化”什么的，又要为找工作受折磨就泄气。人总是要吃饭的，生存比什么都重要，咱也就去读个“护士”算了。说实话开始真还没把这个专业放在眼里，心想那玩意对我还不是小菜一碟？可进去后才发现，这是个对“communication”要求极高的专业，要打交道的全是人，不是机器：病人、病人家属、医生、药剂师、实验员等等。尤其是那些光怪离奇的医学单词对那时的我仍然是大碍，不管你理论课门门是“A”，临床实习照样让你哭笑不得，通不过实习的危险时时存在。更要命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 ）是加拿大的法语区，护士专业的学生必须通过政府的法语考试才能拿到“licence”，而我自己从未接触过法语，这门语言对我是绝对慨念上的零。看来我是不要想在蒙特利尔拿到“licence”了。

　　很快先生 ph.D.毕业在渥太华找到工作，我们全家搬家到渥太华，到了渥太华后，我继续读书的心思已经没有了：想想都什么年龄了还读书，找个工厂打工吧。那年进了一家当时在全球赫赫有名的光纤公司，可工作不到两年，那家十几万职工的光纤公司说垮就垮，记得我刚进公司的1998年底，公司那时每天最忙的事是成百成百的新员工报到，那个专门为公司招工的人力资源公司怨声载道：“我们再也为你们公司找不到新职工了，渥太华已经没有人力储备了。”可不到两年功夫，高科技泡沫破裂，风起云涌的2000年到了，公司每天最大的事就是成百成百的“lay off” 员工。不过我心里暗暗高兴：“没有经历过中国大跃进的自己，在加拿大赶上了大跃进！”

　　被“lay off”后的我已是四十出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反正不是我不想工作，而是没有工作给我干。再加之先生的收入不错，呆在家里也还说得过去。可想想还是那几个字“心有不甘”，于是又回到学校修护士专业的课。没有了法语的干扰，加之英语十足的进步，又免去了不少修过的理论课，我很快轻松毕业，轻松的考过“licence”。四十好几的我，心早已不再热，面对着这张“licence”，我唯有的只是一声轻轻的叹息：“终于有了一个饭碗。”

　　从那时起，将近十年又过去了，到底也没弄懂出国的得与失，更没弄懂出国为个啥？

　　有一年回国遇见一老熟人，他开玩笑的问我：“在国外发财了吧？”  我淡淡地说：“发财谈不上，只是度日而已。”那位熟人说：“那又何必出国？”我一脸苦笑，什么也没说。

　　“是啊，为什么去国外呢？”我也反复的问自己。

　　日子在不经意中悄悄地流逝。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生活得很自在：时间似风一样轻轻地来，又像雨一样匆匆地去，惬意心情中的自己，下班之余，由着自己的性情和爱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时间过得也特别快：刚刚翻了一下书报，侍弄了一会花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更不要说下厨房，写博客，去各拍卖会，古董店淘宝，时间老是觉得不够用。

　　“自在”的自己用不着每天急赤白脸地去争名，昏天黑地地去赚钱，更用不着没有止境地去攀比。不用为钱去受苦，不用为名去受累，不用为情去受煎熬的人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云儿一样飘逸，风儿一样轻盈。

　　“自在”的自己也用不着每天挣开眼睛就盘算今天要去应付谁，交际谁；也用不着为保护自己时时去提防着什么而花费精力。挣脱了人际关系羁绊的人像茫茫草原上的马儿一样在蓝天白云下悠然自得，不知不觉就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夏天的阳光下，“自在”的自己站在窗前，看着不远处的人们进进出出，孩子们在草地上嬉笑，偶尔还能看见阳光中的小猫在追它自己的尾巴。映如眼帘的是淡淡的天空，如烟的云彩缓缓地在天空中浮动。不远处是蓊郁的树林，绵绵延延挥洒着各种色彩，荡漾着无尽的生命力。平常人家的日子过得宁静，它并不需要太多的钱财，只要有一颗安适而富有灵性的心。

　　“自在”的自己每当从外面回来，甩掉一身风尘，轻轻的打开家门，呼出一口气：“回来了”，身体和精神刹那间松弛下来。家就是一个调整自己心理和身体的地方：宽厚的丈夫是自己精神上的依靠；长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爱情和事业均有自己一片天空的女儿是我心灵的慰藉。这个家犹如一个城堡，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里面永远宁静，安详，时时回荡着音乐和欢笑，春夏的阳台上时常有小鸟和忘记归家的鸽子来作客。家无论何时都会给我舒缓和怡然的感觉，使我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滋补。

　　我明白了，这些就是出国的得与失。其实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显要，声名如何远播，财富如何巨大都只是一个包装，并不说明你是否快乐。自己能快乐的活着，还不够吗？

　　过去常听人说：要活出个“样儿来”，那“样儿”可能是出人头地吧？我自己这辈子是活不出那样的“样儿”了，自己既不是硕士博士，又不是大款大拿，活着不能光宗，死后也不能耀祖。但我想活出个“样儿来”，还不如活出个“味儿来”。“样儿”多是给别人看的，“味儿”是给自己享受的。在这片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活得有滋有味，这难道不是当年出国时想要得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