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起玩耍，长大的发小们，发起了一个发小空间，一下子把洒落在世界各地的几百人的大院发小联系了起来。发起人是一群60后70后的发小。当时他们是那么不起眼，我们都不宵一顾，没想到他们一鸣惊人，得到了大家的称赞。于是，这个空间就成了我天天光顾的地方，就像回到国内，回到了我们成长的年代…..。由此引来一系列的回忆…..。 
说到大院的孩子们，从40后，50，60到70后，时空跨越30年，一代人的时间啊！年龄相近的一茬人相互知道，岔开了几年，就不熟悉了。我们那一茬人，是在文革前，小学6年级到高中一年级间，所谓的老三届吧，我们从文革一起就跟着在“ 闹”从所谓的破四旧，红卫兵，串联，武斗，到上山下乡去插队，后来上大学，改革开放后，又有机会出国，来到美国“洋插队”。几十年过去了，自己都迷失了， 不知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什么人，喜闻发小空间传来的欢声笑语，惊叹“国家命运”隆隆雷声，明明白白告诉你，你是中国人。 比我们大几岁的那一拨人，有彭长沂，宋小鲁，马越等，你知道这些名字吗？那个马越可是北京市中学生银质奖章获得者。大院孩子中还有金质奖章获得者呢！ 说到马越，他还有一个光环，就是在50年代，中国有一张著名的画“我们热爱和平”，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抱着和平鸽的画面。马越就是那个抱和平鸽的男孩。我们这一茬的人都知道他，望活动纪念画册编委会一定要把这张画，收录其中。我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任何信息，但纪念画册不能没有这一页。毕竟，我们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吧，纪念画册一定要历史观。再过几十年，当所有大院的孩子们都到另一个世界报道而见面时，说到给我们给下一代留下的记忆，不会有遗憾。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篇博客文章，转载如下。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18-28624.html （ 秦国柱的博文 ） 和平鸽男孩”的幸与不幸 秦国柱 5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一幅题为《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应该还有印象，它的知名度普及度一度几乎能赶上毛泽东主席画像。
画面上的主角是一位怀抱小白鸽的男孩，有趣的是，画面上还有一个女孩与另一只白鸽，虽说他俩（包括那俩鸽子）在空间上平分秋色，但不论是人还是鸽子的神态与动作，都还是一眼便分出了主角与配角，这里头是否有性别因素存在，只能是见仁见智了。
我们从影片或故事里常常可以看到或读到，欧美士兵们在战壕里经常拿出来看的照片无非是两种：家人、恋人的；当红女明星的。但朝鲜战场上对阵的一方，当年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看的照片，这一类的极少，或者干脆就没有，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很多中国人一生都没有进过照相馆，漂亮演员的剧照嘛，应该也很罕见（这 里头还有个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有一张照片却人人都有，并且也经常在看，那就是这张《我们热爱和平》。战士们不仅喜欢这张照片，甚至决心为这两 个孩子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热爱和平》是1952年拍摄的。其印刷品不仅在中国大地流传，也传到了朝鲜。战壕里、指挥部的地图旁边、野战医院里……志愿军战士们几乎人手一张， 那是一种小型的印刷品。各种渠道送给志愿军们的慰问包里，一个时期都会附上这张小画片。“看到那可爱的孩子形象，战士们激动地宣誓说：不惜牺牲生命，保卫 祖国，保卫和平，保卫孩子们！为了这些孩子，我们死了都值！” 一张照片，竟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联想一下不久前地震废墟中抬起的“敬礼娃娃”，那个叫郎铮的三岁小男孩，便不难理解。据e闻，不久前，小郎铮与另外九位 灾区青少年一同被教育部评选为“抗震救灾（十位）优秀学生”，不知道他是不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获得类似荣誉称号年纪最小的孩子，比利时那个撒尿男孩，应该 不止三岁，何况那还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并不见于比国正史。
“和平鸽男孩”叫马越。
“我那年快6岁了，那天一大帮孩子每人抱了一只鸽子，我特调皮，老师怕我不听话，就给了我一个红蓝铅笔头，我就特兴奋，光顾玩这个铅笔头了，鸽子也跑了！ 后来到真拍的时候，我就没法了。可是阙文叔叔觉得我好玩，就跟另一个孩子说，能不能把鸽子“借给”我，我就这样又有了鸽子。现在从照片上还能看见我的左上 兜儿里还露着铅笔头呢。”这是马越后来的回忆。
宣传画（那时称招贴画）出来后，马越便出了名，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信件，还有许多人去看他。他所在的北京某幼儿园也名气大增，参观的国内外宾客络绎不绝。“马越经常被拉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坐上小汽车，俨然是个小超级明星。”
“我那时收信都是论麻袋的，回信都是老师给代写，我签个名。后来我太调皮捣蛋了，父母就在假期人家都玩的时候送我去挖煤！认为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要改造我。”
1956年，他的父母给共青团北京市委写信说：“我们的孩子马越10岁了，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了，学校里都不愿意要他，我们真 是没有办法。……请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吧！”团市委很重视，派了《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去了解。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刊登在报上，随后 《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转载，也算是一个“公共事件”。不久冰心还就此写了一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所有这 些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和大规模的讨论。
那是一个泛道德化的年代，“心理健康”还不是个公共话题。
用今天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这场讨论似乎有些跑题，因为问题并不出在“马越”或“李越”的父母身上，但冰心老人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的“我们”，毕竟也包括了那些能够派出小汽车去接马越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的头头脑脑们。
马越很幸运，得到了这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也最终算是“变好了”，但那也是他头上的光环彻底消失之后。据说后来凭马越的条件，考上北大清华也不成问题， 但他觉得自己在北京太“出名”了，应该到一个人们能够忘掉他的地方去。于是他报考了西北工业大学，学习直升机设计与制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国防基地 当技术员。当马越正在为自己是“坏孩子”还是“好孩子”而挣扎、而奋斗之时，直至文革爆发，《我们热爱和平》的招贴画依然随处可见，今天50至60出头的 中国人虽然年纪都比他小，但我断定这一代人都见过他，也熟悉他的（照片形象）。
马越“后来在贵阳市警察学校当老师，后任副校长。工作出色，家庭美满。”
这像不像一个中国版暨真人版的现代格林童话呢？真有点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