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随笔写的阿妞的愤怒后，说自己也怒了，觉得有些好笑，二位请息怒，愤怒啥？这时想起崔哥最近的名言，中华民族到了最该幽默的时候了，不必生气，有话好说。咱们也幽默一把。以我的意思呀，你说的判断大跃进和文革的荒谬需要智慧吗？我说需要。为什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么浅薄的问题，人们就就就是看不出来，非得需要高智商的人指出。而你指出来时又是马后炮，太晚了。只对后人有用，对当时没用。原因在于，中国人民都很愚昧，需要先知带领。不光今天需要，昨天，和前天都需要，甚至明天也需要。作为先知，一旦你曾经带领人民历经旷野，走过红海，你再带他们去跳火坑，去经历大跃进和文革，他们还真跟你走。我就经历过文革，当时跟着先知们，还觉得很幸运，不止是一个人这样想吧，是一代人都这样。若谁能把人忽悠到这份上，能不佩服吗？那时候的人没有你阿牛的觉悟，甚至觉得如果我早生20年，还能跟着先知赶上长征呢。我看到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很愚昧，不是什么六亿神州尽舜绕，不是人人都是先知。我看到，如果你不曾在一段的时期内掌握民心，你就不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控制民心。你现在埋怨太晚了。为了让中国人民觉醒，你还真得早说，老说，不怕说破嘴皮子，并付诸实践。这话说来长了，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初。
我们凭什么自认为比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更聪明一些呢？从清末民初，就有很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探讨如何救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问题，不断地在探讨。对道路问题也争论不休。中国那会儿的政府，走吗灯似的，短命的总理比今天日本国的首相换的都勤。政府讨论一个问题，议而不决，软弱无力。和今天印度似的。那是真民主。可不被国人待见。中国人想民主共和，想三权分立，工业革命，科学教育，向西方学。日本学西方很成功，于是也向日本学，想当个好学生。可发现老师想的和你不一样。人家不想让你和他一样。结果“最好的”没学来，学了个“最坏的”。学了个俄国的暴力革命。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当初那些好老师目光远点，把中国领上他们认为的正道，何必现在费那么大功夫围堵中国呢？ 在好和坏之间有那么多路你不走，为什么偏走这条路呢？100年了，怎么有回到了争论的原点了？在说争论的人吧。 当时主要有两种人，一种主张激进的，并奋而行动，付诸实践。他们深入民众，宣传民众，直至掌握民众。他们不怕牺牲，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牺牲也最大。
另一种人坐而论道，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没有行动，或者他们的行动总不成功。在最关键的时刻，当中国的最大多数人面临土地问题的时候，听到的，看到的只有激进的人的鼓动和学说，所以民众就跟着他们走了。
当时说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今天的一样，也是同样地慷慨激扬。的确，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在该如何去做的问题上就跟不上了，没有什么人愿意回国去带领民众，就是那些愚昧的草民，告诉他们具体要做什么，该怎样行动。那会儿的中国政府也不限制海外有先进思想的先知们的海归。所以，他们没有掌握民众。他们也牺牲的最少，后来抱怨，大陆沦陷了，共匪滔天了。真是不幸。从100年前，这一派就输了第一个回合。
当初打着解决农民问题幌子的先知们，一下子就吸引了民众，民众跟着他们走。最终掌握民众。怎么忽悠了一下民众，又把土地给收了回去。民众就跟着先知们走啊走啊，走到大跃进，接着就挨饿，走不动了腿都浮肿，有些人就倒下了，再也没站起来。能走的，继续走。先知们继续领着他们一直走到文革。这下子要受苦了。先知们说，我们和你们一样苦，你看我们忙乎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旁边不怀好心的，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都是先知，为什么这些先知就有资格领着草民去摸石头？而另一些先知只能站在旁边看，虽评判说，“瞧你这路领的，简直是乱弹琴，应该应该如何如何”。让我来试试。但是掌握了民众的先知说，凭什么啊？老子出了一身臭汗，流血牺牲，打下天下，你来试试?没门！
没掌握民众的先知说，你们没有合法性！你们窃国！ 掌握民众的先知说，你早干什么去了？当初你要和我一起回国，去争取民众，你不回。你光说不做。我回来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何况，我的功劳举世瞩目，你怎么就看不见？这就是资格！是枪杆里面出来的。你不就是怕枪杆子吗？当初不回来。现在中国的GDP都世界第二了，你跟我谈资格？想想当初你们鼓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也就是现在的印度的模样，也许还不如老印呢！你说我领错了，你还没领过呢？我把不可能都变成了现实了。可你说什么什么可能，你没有实践呢!凭什么说可能？你们就是一群清谈俱乐部的绅士，把可能只停留在口头碰上。所以民众不跟你们走。不是你说行就行，而要看你去行，还是不去行。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两派仍在争论。虽然问题不同但性质没变。 有的网友称他们是左左和右右，还大致划分了来龙去脉。我看大可不必了。干脆叫幽默派，不幽默派。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会是幽默派，一会又是不幽默派。因为你是人呀，人总是要变的吗。你能总幽默吗？你能总不幽默吗？情绪完了后，要有行动，别光说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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