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了3月25日那天在 Arber Hill 公園舉行的公益跑活動。印象最深的不是那天募集到了幾千多塊錢，也不是參加公益跑來了幾百號人，而是一個十來歲領跑的孩子。我猜想，那個名叫Joey（土土）的孩子一定跑得像他一樣。

他自始至終，在三圈接近4邁的路上，一直跑在了我的前面。而我也只能望其項背來觀察他了。

而這次公益跑就是為了一個孩子，一個叫Joey （土土）的孩子而跑的。

在Joey’s wing Foundation 網站照片裡，有一張這樣的張片。這表明，土土曾是那樣的愛跑。但是他的奔跑到了10歲就終止，因為他得了一種罕見的腎癌，從發現到去世只有一年多的時間。

奔跑是上天賜給人類的一種本能，是生命的體現。我們都是能跑一族的後裔，因為不能跑的都被猛獸追上吃了，能活下 來的才有後代。Joey一定很能跑，愛跑，你看他跑起來多麼的快樂。他跑的一定很快，就像長了翅膀。折斷他的翅膀的是無情的癌症。就是在天國里，小Joey也一定在跑步，在飛翔。

此刻，自然而然地，我又想起了剛剛去世的86歲的老艾迪（Ed Whitlock）。艾迪一直保持着眾多的老年馬拉松記錄。他68歲能跑進三小時，74歲仍能跑進4小時，到了85歲還能跑進4小時，簡直是馬拉松世界的傳奇人物。似乎給人一種印象，他能永遠跑下去，90歲，100歲人類的馬拉松記錄也是他的。

很多他的老朋友熬不過他，早早的去墓地安眠去了。而為了和老朋友對話他就到墓地去跑步。這裡十分幽靜，沒有來往的車輛打擾。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每天艾迪跑23邁，和老朋友足足談3，4個小時。跑的路程能繞地球多少圈了。但是，老艾迪沒能永遠跑下去，終止他的跑步的也是癌症，前列腺癌。老艾迪的去世，讓馬拉松人認識到，即使我們能戰勝一個個馬拉松，也不能保證不得癌症。看來，每一個認真的跑者都應該嚴肅地考慮， 為戰勝癌症我們能做些什麼？它看似和你沒有關係，誰敢肯定就真沒有關係？

就在幾天以前（3/23/2017），《科學》上的一篇文章，用癌症的發生關乎到好運氣，壞運氣，以及用了上帝擲骰子的比喻。不管比喻合適與否，總是告訴我們問題很嚴重。

文章作者貝爾特·福格爾斯坦 （Vogelstein）是霍普金斯大學腫瘤學教授。他說，近三分之二(約66%)的癌症基因突變可歸咎於健康細胞在分裂過程中發生的DNA（脫氧核糖核酸）複製隨機錯誤，而不是遺傳基因或環境因素。

“正常細胞每次分裂時，都會發生幾個錯誤或者說突變。這些突變大多數時候不會造成傷害，因為它們發生在垃圾DNA上、與癌症無關的基因上或者不重要的區域。這是通常情況，按我們的說法這就是好運氣，” “但它們偶然發生在癌症驅動基因上，這就是壞運氣。”

三分之二的癌症基因突變是“壞運氣”的結果，另三分之一歸因於遺傳和環境因素。成百上千萬人過着幾近完美的生活方式，不吸煙、曬太陽前擦防曬霜、飲食健康、經常鍛煉，做了我們認為可以防癌的一切事情，但他們還是患上癌症。我們希望這項研究能為這些患者帶來安慰。”福格爾斯坦說。“他們需要知道不管他們做了什麼，癌症還是可能會發生。”

而《自然》雜誌刊登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成果，指出大多數癌症的發生仍是受外界環境（紫外線、金屬離子、致癌物）影響的。 不論《自然》和《科學》如何爭論，癌症發生的原因是在DNA 複製階段出現了錯誤是肯定的。

而在DNA複製階段出現錯誤又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人類就束手無策了嗎？不是的。人類在認識癌症，治癒癌症的道路上走了很長時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今天在美國癌症的治療後存活率比起30年前，已經大大地提高了。

既然上帝給了人自由選擇的權利，我們選擇了科學技術，生產力的發展，而今天世界出現的問題又都是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做我們該做的事。什麼事是該做的呢？以人類行為的正確的排列組合去抗擊DNA複製階段出現的錯誤組合。積極地宣傳科學對癌症的認知，積極地鼓動人們參與一切和癌症做鬥爭的活動。包括我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今天的Joey’s Run 公益跑就是這樣的行動。

早春3月的達拉斯，天氣乍暖春寒。3月25日是個星期天。在Arber Hill 自然保護區公園，人聲鼎沸，熱氣騰騰。由達拉斯華人跑群DASH參與發起的一次社會公益跑活動正在進行之中。

從8點30分鐘開始，身着公益跑活動的黃色T-shirt與Dash 跑群的天藍色，流動在青翠山崗的綠茵之中，讓幽靜的自然保護區公園，生機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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