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来到同胞很多人都有被陌生人骗了的经历，尤其在火车站这种人流大、人员杂的地方，更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当我们出门的时候，父母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吃亏上当。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要找自己的朋友，有朋友帮忙吃亏上当的几率会大大减少。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都保持着对陌生人警觉的习惯，慢慢的尤其移民多伦多以后发现这里和国内完全不同。

在欧洲的时候就听说加拿大工作非常难找，很多移民加国的欧洲来的中国留学生最后又被迫去美国工作，许多的负面信息给我的加国登陆之旅多少都投下些阴影。登陆多伦多以后，我就立即开始找工作，尽管自己并不是很自信，但是努力还是必须的，万一碰见好运气呢！

我在国内是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心脏科大夫，出国后又在欧洲一所著名大学的附属医院心脏科做心脏病基础研究，本能告诉我还是必须去大学附属医院的心脏科找工作。网上查了些信息，发现大学医院好几家都在大学街。于是一个上午一早就到了大学街。这条街是市中心最重要的一条街之一，多伦多总医院，病童医院，玛格丽特公主医院（也就是多伦多的肿瘤医院）和西奈山医院都在这条街上。紧邻多伦多大学和市议会，而且离唐人街和美国领事馆很近，交通办事都很方便。

我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走进多伦多总医院巨大的前厅，这里人很多，路标复杂，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去心脏科。大家以后去医院可以注意一下，几乎每个医院的楼道都像迷宫似的，非把人弄的晕头转向不可，我一直感觉好像是设计者故意这样做的，这样就可使医院保持其神秘性，也让患者充满了敬畏的情绪。

正茫然间，一个高大的西服革履的白人男子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地问道：“能帮你什么么？” 我正在发愁找不到想去的地方，就一五一十跟年轻人说了我的情况，告诉他我现在要去心脏科找工作。年轻人说到：“这样吧，你跟我走吧，我把你送到心脏科”。于是我跟着他，三绕两绕，不一会儿就到了心脏科。

谢过了年轻人，另一个问题又摆在我的面前，就是我应该找哪一个大夫。国外的医院系统和国内不太一样，国内的科主任权利很大，负责整个科室；而国外医院很多医生相对独立，有自己的实验室，大主任的权利不是很大。我于是停到一个贴着主任标签的办公室前，医生叫Parker。我和门口的秘书说明了来意，秘书问我有否预约，我说没有。秘书是个四十多岁的白人女子，思考了片刻说到：“等Parker医生看完这个病人，我问问他能不能见你?”

大概十几分钟后，Parker医生走出办公室，和我一起坐在楼道的椅子上。他大概五十多岁，文质彬彬，典型的医院大夫形象。问明了原委，看过了我的简历，说到：“你的背景很好，多伦多有几个专家做类似的研究工作，我给你写个名单，你挨个去问也许会有好运气。

谢过Parker医生，于是我就按照他给我的名单挨个发简历，一星期后我就得到了另一家附属医院心脏科一个博士后的位置，我自己都没想到一直没有看好的加拿大，找工作竟然这么顺利，也为一路都有贵人照料深感欣慰。

父母来到多伦多后，由于他们一点儿都不会英语，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是陪他们办。父母年迈，身体不好，有一次要去城里看病，可我工作实在脱不开身没法陪他们看医生，最后他们决定自己去，我也没办法只好同意，不过一天都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他们能否把事办好，也生怕他们看不懂路牌走丢了。下班后赶紧打电话给父母，发现他们看病出奇的顺利。

听父母说在汽车站还真一头雾水不知该怎么走、该上那辆车，结果一个华裔女孩就一直带着他们并把他们送上地铁。下了地铁后又是一个白人小伙子一直把他们送到医生的诊所。爸爸说这里的人都可愿意帮助人了，特别是愿意帮助老人。从此父母有什么事都是自己去办，再也不让我陪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困难的时候几乎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是活雷锋。

时间长了我终于明白这里的人们愿意帮助陌生人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社会的缘故，人们信天上的父，奉主的名作好事，所以不求人间的赞誉报偿，只讨天上父的喜悦，于是会甘心乐意地帮助陌生人，让我们这些移民感觉多城到处都是活雷锋。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老多伦多人，也受洗成了基督徒，觉得也具备了些多伦多人的雷锋特点，看见陌生的人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愿意伸出援手。有一次在公共汽车站几个中东的新移民向我打听路，我仔细地给他们讲，最后还怕没说清楚，把我的公交图送给了他们。这样的好事我也做了不少，特别愿意帮助老年人，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有老人我是肯定会让座的。有一次在公车里上来个白人老头，颤颤巍巍的，我就赶紧示意可以让座给他。不过那个老人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看了看我就一直站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站起来，自己走到车的尾部，不一会儿那老人看见有空座儿就坐了下来。其实这样我感觉更舒服一些，一切都很自然，不然一个实实在在的让座就好像真给别人帮了多大忙似的。

虽然我信了主，但灵性尚须不断培养。之所以愿意帮助人尤其是老年人，说实话我觉得我的觉悟还真的没那么高。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帮助别的老人，老天会看见、会记在心里，他也就会不时照看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