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评谈之三浪漫民主的幻想

夏天的草

开篇小故事：孙雷屯是广州大学生中为数不多的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反对六四的大神，更奇葩的是，他不是党员，而且厌恶入党，这哥们对随后不久出现的发愣功同样蔑视。孙雷屯对六四镇压的评论惊世骇俗：学生就是一帮宠坏了的孩子，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理性，对于这帮躺地撒娇的家伙，狠狠地打一巴掌就是最好的教育，六四镇压就是让学生清醒的最恰当的巴掌。在六四刚过，这哥们就发表猛论，事实会证明六四这帮混蛋的荒唐行径的。虽然在90年代我从朋友处听到这般言论深为不快，但随后一系列的事件倒也证明孙的言论基本正确。

幻想产生浪漫，浪漫催生激情，激情滋生革命。发生于1989年的六四无疑是激情的产物，要理解这场革命，我们必须寻找它的幻想源头。前面谈过，全球民主大势是六四的外因，而对民主、自由的肆意幻想则是六四迸发的内因。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宣布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走错了方向，今后要重新探索正确道路，寻找正确方向。如何找到正确方向呢？显然要从经济成功的西方国家中找答案。这就为西方胡说八道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基础。当然经济是最本质的东西，回溯8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发展差距，就是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比较，中国也与这些资本主义小兄弟有不少差距。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西方遥遥领先的财富和社会发展水平优势自然对中国人有天然的话语领导力。在思想上，中国实际上又回到了19世纪末清朝知识分子的彷徨中。过去是以夷之技以制夷，现在是效夷之行以达夷。简单地说，就是大哥怎做我怎做。

财大气粗让西方对民主、自由有了巨大的忽悠空间，而人穷志短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不求甚解地将这种忽悠变成自己的坚定信仰。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的黄金时间，实际不如说是缺乏主见，享受强奸的精神麻醉期。

古希腊亚里思多德（aristotle）特别强调政治人以及公民的作用，认为这是民主的基础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首先要有足够的财产和职业保障，建立独立的人格，才能维系一个民主制度的运行。现代西方的发展也正是采取了这条道路，用小范围的民主完成工业革命和社会的重大发展，之后才过渡到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中国人看到的不是上述历史过程，而是历史高度进化后的一个片断，就以为这是整个西方文明、发达的核心。

用上述幼稚理论熏陶下的80年代末学生就用它来处理中国当时面临的腐败、以及社会不公问题。

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现实对比，80年代末中国的官倒腐败等问题实际上是小儿科的问题，但与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比较，却又是十分严重的了。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既想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又想经济迅速发展，还想民主、自由，是六四的最基本驱动力。很可惜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经济快速起飞阶段，既清廉、又自由、还民主。这就注定了六四的意义有限，特别地，到了发展到今天程度的中国，其财富和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周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于是，90%以上的中国人不认同六四，反而庆幸六四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