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流氓社會，搞政治的一批人沒有七分流氓氣是不成的。你看蔣介石，毛澤東。一個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個是農村的流氓出身------。中國的士大夫沒有氣節，沒有一點骨氣，讀書人一個個都變得這麼無恥，你看——黃老頭子（黃炎培）從前請秀才，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的政府，哪一個朝代沒有他的份；沈老頭子（沈鈞儒）表面上一副道學先生的樣子，其實他的要求最簡單，只要抓到他的癢處，一點小甜頭他就不講話了；再說譚平山，簡直更無恥了，過去領導過共產黨，以後被中共趕出來，就和我們一起組織第三黨，以後又參加國民黨，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最積極分子，現在一變而為‘前進’擁共的分子，開口閉口毛主席如何如何偉大。你想想，中國遇到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時怎能有辦法？”這段話是章伯鈞早年對中國民主同盟同志司馬璐剖心析肝所說的知心話。當時章伯鈞是民盟的主要負責人，帶領民盟與尚未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合作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但那時候他已經從自身親歷感受到來自中共方面的各種壓力和排斥，中共高級幹部徐冰曾經在司馬璐面前把民盟的領導人罵了個遍，然後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這批臭官僚，爛政客，黨棍子，你跟他們鬼混是什麼意思？”另一個共產黨幹部王炳南更曾經當面教訓章伯鈞說，“你們民主同盟，國民黨憑什麼要買你們的賬？還不是因為我們有五十萬大軍和一個強大的共產黨？”警告他要有自知之明擺正自己與中共的關係，不要想入非非，自以為可以居功在中共面前忘乎所以。如此情形之下章伯鈞在與中共合作時候，儘管背地裡牢騷滿腹，其姿態還是謙卑識相而小心翼翼的，以至於民盟同志實在看不下去而憤憤不平道，章伯鈞好歹也是一個黨的領導者，怎麼可以這樣對共產黨低聲下氣？
共產黨打敗蔣介石取得全國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章伯鈞作為民盟領導人身兼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民盟副主席，農工黨主席以及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等多項重要領導職務，一時風光無限，便有些忘乎所以，1956年章伯鈞作為副團長隨團長彭真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國家，有一次與赫魯曉夫會面時，章伯鈞竟然說，“見到赫魯曉夫同志我非常高興，我想對赫魯曉夫同志講幾句心裡話。我想講講壓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話，過去沒有機會，今天聽了赫魯曉夫同志談話，我非常高興，我要借這個機會講講。我過去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因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與有些同志不一樣，就遭到排斥。後來我離開了共產黨。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到現在沒有解決，還是個懸案……”，到老毛子面前去撒歡告狀，就算當時蘇修老毛子還是老大哥，畢竟也是外國人，把對黨的不滿到外國人面前去傾訴抱怨，單憑此事讓他做右派就算便宜他了。
更有甚者，大鳴大放期間，章伯鈞還真的一本正經要幫助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整風。竟然提出政治上應該要有個設計院，政治上的基本建設應該事先交給政協，人大，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充分討論，對大學黨委制也頗多異議，還說要檢查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要多聽聽多方面意見，不要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否則達不到預期效果之類。顯然此時的章伯鈞早已忘記早年王炳南要他知道自己幾斤幾兩的警告。他真把民主黨派當成可以與執政黨開誠布公平等相待的“戰略夥伴”了。

章伯鈞以要搞“政治設計院”的罪名，加上他的種種“前科”，加上他的地位職位高知名度和廣泛的影響力，符合“擒賊擒王”的條件，榮登右派榜首，可謂實至名歸。

有意思的是章伯鈞的多年老友和同志，同是著名民主黨派人士的史良女士在章伯鈞落難時候，落井下石，把章伯鈞私下裡對她發牢騷說的具有“反黨傾向”的話統統揭發出來，結果雪上加霜，加重了章伯鈞的罪行，使得章伯鈞的處境更加不堪，精神倍受打擊。

1980年黨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為了證明反右鬥爭本身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只是一不留神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需要多少保留幾個右派不能摘帽。中央統戰部把章伯鈞的夫人李建生（李淑賢）和女兒章詒和找去談話，據章詒和回憶說，談話大意是，“既然中央給反右定性為擴大化，那麼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頭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頭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鈞先生。”這樣章伯鈞不僅榮登右派冠首，並且配合黨對反右鬥爭性質所做的決議，在死後多年依然保留五大右派之首的榮譽，以這種形式實現和完成與黨的最後一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