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鳳陽的大饑荒記實

轉發《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的按語：

1960年代的大饑荒已經過去了65年，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中青年人，對大饑荒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經歷過那段歷史的老年人也幾乎把它遺忘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人造饑荒，確實不該被遺忘。慘痛的教訓如果不很好地吸取，歷史的悲劇就可能會重演。如今在中國的許多農村，農民被強迫並村，世代居住的村莊被鏟為平地，這就是大躍進時期幹部們胡作非為的重演。

毛澤東是製造全國大饑荒的罪魁禍首，這一點毋庸置疑，因為所有重大的荒謬決策都是他的發明（比如大躍進、人民公社、農村大食堂、反右傾、反瞞產私分、反盲流等等）。但是在全國各地，受害程度（主要指餓死的人數）是不同的，這取決於各地的主官思想左的程度。各個省、縣、公社，哪裡的主要領導幹部思想越左，執行錯誤政策越賣力，對農民越兇狠，那裡的農民就被餓死得越多。當時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就是這樣一個大惡魔，所以安徽餓死人的比例是全國最高。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小溪河公社（區）書記繆堅（副縣長兼）、李清義（縣委委員）等人，就是中小惡魔，在他們管控之下的農民苦難深重，大量被餓死。小溪河公社餓死人的比例全縣最高，占26.9％，超過總人口的1/4（見陳振亞的報告）。

在1960年年底前後，曾希聖發現全省許多地方的農民被大量餓死之後十分驚恐，自知罪孽深重。他一方面對中央封鎖消息，不讓上面知道安徽大量餓死人的實情，一方面整治各縣以及縣以下的幹部，把責任全部推給下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也是省農業廳廳長）作為欽差大臣被派到鳳陽，擔任鳳陽工作組組長，負責調查和懲處鳳陽縣各級幹部的犯罪行為。所以他在1961年2月1日所寫的報告具有極大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因為所使用的都是剛獲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列舉的各個公社的餓死人數精確到個位數，這不是象某些學者那樣推算出來的，而是他要求各個公社和生產隊報上來的（當時陳振亞兼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當時餓死人的事剛剛發生，各個生產隊上報的數字基本上一個都不會差。所以說陳振亞的這個報告是很難得的研究大饑荒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楊繼繩等學者都引用過。

在山東省大量餓死人的情況被中央知道以後，省委書記舒同被撤職，中央任命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直到1962年1月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後期，蚌埠市副市長馬騫給中央寫信反映安徽的真實情況，劉少奇到安徽組坐鎮，讓大家說實話，才揭開安徽的蓋子，原來安徽的問題比山東嚴重得多，曾希聖也因此狼狽下台。

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摘錄)

1961.2.1 陳振亞(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 鳳陽工作組組長)

縣委書記趙玉書到府城公社長塘生產隊，揀一塊長勢好的黃豆單收單打，並以此為標準來確定全縣畝產，推算總產，再往下套定徵購任務，誰要不依，就是“右傾”。

面積報大了，產量估高了，不僅不向上承認錯誤，進行糾正，相反，用層層下壓的辦法硬購過頭糧。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縣正當缺糧、疫病、外流、死亡嚴重的時候，還錯誤地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於是就規定各公社每天糧食入庫數字，一天要下面三報:上午報打算，中午報行動，夜裡報實際。不問實際情況，不分青紅皂白，多賣的表揚，少賣的批評，不賣的指責。逼得賣了種子，賣了口糧。搞不到糧食就認為是資本主義思想作怪，進而召開全縣生產隊隊長以上幹部大會，進行反瞞產鬥爭，亂鬥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傾”。由於聲勢大，壓力重，會議期間，小溪河公社就邊斗邊打基層幹部。縣召開會以後公社開、大隊開、小隊開，年三十晚上也開，一直開了40多天。並且規定，公社散會要經縣委批准。散會後，把所謂“惜售餘糧”的幹部留下來反省鬥爭。幹部被斗得無法，造成全縣到處翻箱倒櫃，東搗西戳，搜查糧食的局面。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據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揭發統計，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人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人，占農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腫病達27,735人，婦女子宮下垂6,932人，閉經8,237人。最嚴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發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門台子電灌站有一個60名婦女的民工隊，閉經的就有58人。此外，全縣還有營養不良、身體瘦弱的17 482人，他們目前大部已失去勞動能力。

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隊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縣死絕的有2,404戶，占總戶數的3.4％。死跑而空的村莊27個。小溪河公社曾有21個村莊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20戶，死絕4戶。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着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一夜同時死在一張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沒有抬埋。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獨苦的老人和孤兒。據初步統計，全縣現有孤老1,580人，孤兒2,289人。

去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況，(縣委)不向上匯報，發病最嚴重時期，全縣有病員10萬多人，只向地委報1千多人，下面缺糧斷炊，餓死人，他們還向上匯報“吃得飽，吃得好”、“一干兩稀”、“兩干一稀”。

隨着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勞動力也大大減少。1958年全縣勞動力158,272人，現在只有106,025人，減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調等)，占36％。

土地大量荒蕪。據統計，1959年荒田310,696畝，占耕地1,446,991畝的21.47％。1960年荒田537,976畝，占38.1％。最嚴重的是武店公社，去年(1960)荒田25,247畝，占總田畝的48％。劉府公社萬塘小組原有600畝耕地，去年荒掉300餘畝。小溪河公社喬山大隊荒地連片，甚至有的地方6,000畝不立苗。山河、新華等大隊也都出現幾里路不種莊稼的荒涼景象。插秧失時，種下不管，收割不盡，這是普遍現象。

產量下降驚人。鳳陽去年(1960年)是個風調雨順基本不旱不澇的好天氣。但是，因為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社員勞動情緒低落，各種農作物卻下降到驚人的程度。去年全縣糧食產量為99,041,100斤，比1957年的271,610,000斤下降63.5％。生豬去年飼養量81,666頭，比1957年飼養量145,839頭，下降到43.4％。家禽家畜的生產也都下降到驚人的地步。

耕畜大量減少。1958年實有耕畜37,619頭，兩年來減少13,763頭，占36.6％。剩下來的28,178頭中，尚有一部分由於管理不善，缺草少料，身體瘦弱。還有一部分耕牛，呵了鼻子不能使用。劉府公社原有耕畜6,063頭，死去2,818頭，占46.5％。武店公社山王大隊兩樓生產隊原有牛驢49頭，死掉35頭，占71.5％。有的地方扒房取草餵牛，有些地方牛無人管理，到處散放，家牛變成了野牛。山河大隊三管廟小隊原有12條耕牛，一夜被偷走11條。仲莊子耕畜45條，全部死亡或失蹤。

農具大量破壞。1958年全縣原有犁、耙、車等共32 882件，兩年來共減少14,071件，占34.5％，約價值70萬元。武店公社原有5,004件，減少2,717件，劉府公社原有5,947件，減少3,024件，總鋪公社原有2,611件，減少1,364件，都在50％以上。劉府公社萬塘大隊小朱家原有犁耙18件，現僅有3件。農具不加管理，損壞、破爛、丟失相當普遍。由於農具大量減少和破爛，到了大忙時期，在一部分地區就成了你偷我，我偷你，亂拉、亂拖、亂偷現象。

房屋大量破損倒塌。房屋由於年久失修，破爛倒塌，殘垣斷壁，少門無窗，到處可見。1958年底共有房子224,143間，兩年來共扒掉、倒塌39,555間(其中倒塌25,266間，扒掉13,400間)，占17.7％。全縣有29個村莊的房屋扒、拆、倒光。小溪河公社原有房子33,088間，現有23,023間，減少13,380間，占31.4％。總鋪公社原有房子15,781間，現有12 441間，減少21.8％。劉府公社小嶼莊原有房子118間，現有34間，減少71％。在現有的房子中，一大部分破漏不堪，斷梁缺柱，傾斜露天。群眾反映說:我們住的房子有三怕:一怕夏天太陽曬，二怕下雨挨淋，三怕被風颳倒。颳風下雨搬家到處都有，倒房子砸死人的現象也有所發生。

去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同志，回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裡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書記)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一次爭吵。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連去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使潘康同志在部隊遭受鬥爭。當部隊第一次派人來鳳陽了解情況時，小溪河公社黨委還以欺騙手段，供給假材料，繼續掩蓋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鬥爭。在潘再次要求領導到鳳陽調查時，雖弄清了真相，但縣裡還多方尋找死人原因。

去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同志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1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阻止群眾起運。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讀者註：正是這個馬騫，在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期給中央寫信，揭發省委書記曾希聖捂安徽的蓋子，引起劉少奇的注意併到安徽組坐鎮，才揭開安徽省大量餓死人的蓋子，從而導致曾希聖下台。）

電灌站經常加班加點，增加勞動強度，剋扣民工口糧12萬餘斤。縣委書記張道厚還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飯，工效還要翻三番，下雪還要光着脊梁干”的口號。縣委委員、副縣長杜思儉，對民工一貫態度蠻橫，出口罵人。他看到民工不脫衣服幹活，就罵人家沒有幹勁。同時還規定一些“殺人”制度，如：多勞多吃，少勞少吃，不勞不吃，照出勤人數發口糧，炊事員、勤雜、病號不超過10％。民工請假非經指揮部批准，否則不給飯吃。攆病號回家，因不發口糧或少發口糧，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隊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兩個民工架着他去抬土，結果被折磨死掉。據統計，電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總數14,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電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隊上電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眾叫杜思儉“杜閻王”，把電灌站叫做“閻王殿”。

漠視群眾疾苦，生活特殊化。對前冬去春發生的嚴重問題，熟視無睹，充耳不聞，以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對待人民的疾苦。縣委書記趙玉書去春到武店公社趙樓大隊檢查工作，有謝學蘭等幾個社員哭訴，在他面前要求處理壞人壞事，他無動於衷，走開不理。去年4月，趙玉書居然在一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去春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去年趙家不見了一隻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一隻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一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龍華，去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着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藉以取樂。生活特殊化的另一個表現，是層層請客成風，大吃大喝。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時，一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一頓。

違法亂紀，壞人當道，這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違法手段多種，有捆綁吊打，扣糧扣飯，罰款罰物，翻箱倒櫃，搜糧查糧，私設公堂、牢獄，攔路搶劫，姦淫婦女，殘害人命等。據揭發，生產隊長以上幹部違法亂紀的有1,920人，占幹部總數的34％。被體罰的群眾達28 026人(包括扣飯的15,001人)，占農村人口的12.5％。因體罰扣飯致死的有441人，殘傷383人。趙玉書曾在一次電話上布置說:“凡吃山芋種、油菜苗的，給我打!”楊有聚在總鋪公社時，對完不成徵購任務的大隊幹部不給飯吃。縣委候補委員、原檢察院院長陳世富，親手打人17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清義、板橋公社的季文祥、總鋪公社的宋兆銀等縣委委員，都目無黨紀國法，私打手銬、私設公堂，擅自關押群眾，成立勞改隊。去年全縣逮捕和拘留2,078人，經過正式批准手續的只有300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1,076人是小偷小摸。由於人犯過多，牢房擁擠，關死的就有382人。

山河大隊總支書記陳榮付，去年麥收時，叫社員苦戰三晝夜。有一天魯殿發在場上打磕睡，被陳用開水澆頭，頸子上麵皮都燙爛了。喬山大隊長鄧凡珍，去年春天以勸阻外流為名，將一個過路的搞到大隊吊打，從身上搜出12斤糧票和12塊錢，自己入腰包了。總鋪公社鳳興大隊生產隊長王雲龍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鐵火叉燒紅了烙嘴，烙爛流血。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韓付田，去年逮到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個手指。黃灣公社淮豐大隊小隊長張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員王小腳，用鐵絲穿上耳朵，並用鐵絲捆着手吊在木樑上。三小隊支書黃開俊，指使親信餘往和胡作非為，將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偷青)用鐵絲把兩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並對小孩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星火大隊支書鍾克昌利用婦女小青的過錯，在田裡強行姦污。板橋公社浙塘大隊長孫玉昌，逮到一個偷青婦女，打倒在地，用鳥槍搗婦女的陰部。所有這些殘害人命，慘無人道的做法，無不令人髮指。

縣委書記趙玉書和武店公社黨委書記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醫師王善身，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什麼藥，王醫生說：少一味糧食！結果，趙、董二人決定將王交大會批鬥後，當場逮捕。

……同時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殘酷事件63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8歲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

去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趙玉書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

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紅！

資料來源：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見《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

2025.10.27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