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與中國道學起源的比較
人類的文明走到了今天我們都在享受其成果，如互聯網，手機，汽車的方便等，這在既使二三十年前，都不可想象。我每天開車上下班，在汽車裡用聲音發指令給家裡人打電話 - Iphone 4S - 的新功能，根本就不影響開車。我毫不懷疑，在幾年內恐怕家裡的一切手工勞動，都要被聲控軟件代替了，文明的發展似乎正在加速度的前進。
但它是怎麼來的，為什麼有些國家但任主角，其他民族只是跑龍套？我們知道，科學發展的背後是哲學。但為什麼四大文明古國，只有巴比倫文明產生了西方的哲學和科學，而其他文明卻沒有，如中國的道學？那麼，西方哲學和科學的產生是偶然造成的嗎？我帶着這些問題，作了一些調查，總結出來供參考和討論。
我總結出6點，來進行一個簡單地比較，由於時間倉促，請專家們指正。它們是：
1 民族理性的成熟
2 宗教與人的關係
3 商業社會的要求
4 個人素質的要求
5 理論的傳播方法
6 政治制度的影響
在下我對每個要點簡明解釋如下。
1 民族理性的成熟
中國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認為一個民族，有文化就有哲學，所以他斷定中國也有哲學，儘管他承認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是根本不同的。我不同意牟宗三定義的“哲學”的觀點。我認為，哲學是人類抽象思維成熟的結果。哲學不是隨文化與生懼來的。可以說，有了民族的產生便有文化，因為文化包含一切，而哲學不然。如同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我們不能說這個孩子是個真正的“人”，直到孩子有了作為人的本質，既理性思維，成熟以後，我們才可認為孩子長成人了。對一個人是這樣，對一個集體也是這樣。一個民族在最初聚集到一起時，在岩居穴處茹毛飲血的時代，人們只能發展出樸素簡單的“形象思維”。例如，想象“天公”的慈善，或“地域”的烈焰。這些形象思維的畫面，構成了宗教的起源。人們由游牧民族的不安定，成為農業民族或商業民族時，生活資料有了保障，有了閒暇時間，才可能發展自己的宗教理論。
作為一個體系，古希臘的神話所反映的多神教，由公元前八百年的一個叫荷馬的詩人的二部詩史性的著作記載了下來。很顯然，民眾的宗教信仰這時在古希臘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成熟時期，從他們多神教的神話所反映的故事完全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如著名的故事“奧德賽”中所表現的，“生命的真正意義”的探求，“伊阿宋和金羊毛”所展現的驚心動魄的情節，人們敬仰的英雄形象和進取精神。
中國的道家創始人老子也大概生活於這個時期。老子只有一部“道德經”留下。雖然此書是深明大義，畢竟給後人的解釋帶來各種歧義。老子的中心思想是“無為而治”，既，等待客觀時機成熟再行動，也就是要“以靜治動”，這和古希臘神話中體系的積極進取的精神，完全相反。老子的這種思想，更通常會使後人甘願“無為”和懶惰，而不是抓住“時機”，伺機而動。“老子”一書，其對後人的學術意義，遠大於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指導和影響的意義，因而根本無法和古希臘神話對社會中普通人的影響力相比。
另一方面，由於沒有老子與同時代(春秋戰國)的其他人交流，即使老子個人思維成熟，也不能說中國人作為一個集體，抽象思維能力的成熟，因為中國的讀書人與社會的其他人的關係非常淡薄。他討論的概念也與希臘神話中的概念有別。老子多在人的行為，方法上探討，古希臘重在如生命的意義，價值，英雄的品質等，抽象出的原則上進行探討。作為學術，老子的思想也不能構成一個體系，因而影響力不如當時的其他學說活動，如孔子和學生們。其他人，如孔子本人，對社會自身以外的問題，是“避鬼神而遠之”，與老子的思維不是一路，所有更談不上是抽象原則的思考，最多只能是社會倫理學的範圍(孔子談道德和亞里士多德也有本質的區別，以後再談)，很難算作抽象思維。
2 宗教與人的關係
古希臘的宗教的神是人性化的神，和人沒有本質的區別，除了他們不死之外。他們也有常人都有的弱點和嫉妒心，惡作劇等。他們的神的系列有新舊兩套人馬，第一個神是主管“混屯”世界的，然後管“天”和管“地”的神再由他生出。神和人這種密切的關係，使古希臘人關心神的故事，眾神在奧林匹克上閒的無事，也經常關心人的活動。這種神人交融的宗教，為後來哲學家對神的行為和能力，以及所為進行考察和追問，與哲學理性的探索的產生有直接的關係。
在中國這邊我們有盤古開天地說：“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但我注意到盤古的故事是後來(三國以後)產生的，而且中國的神話絕沒有神人交融的部分，如希臘神話一樣。古人如現代人一樣，不會拿神話當真的，當然也就不會有象古希臘哲學家那樣去考察是否神話故事是有根據的。
另外一點的區別是，中國古人對世界本源的猜測，最終就到“天”，“地”，“氣”，“道”等，一般也就“到頭了”。沒有人再會認真地追究，這些自然現象是如何來的，是否其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除了神話故事外。而古希臘的眾神和自然事物的關係，被證明在以後的哲學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不同的宗教因素的比較，對哲學的產生有深刻的影響。
3 商業社會的要求
古希臘的社會經濟主體，既不是農業如埃及，也不是牧業如游牧民族，而是商業，依靠貨物的交換來致富。具體地說，是橄欖油等的貿易。這些貿易要沿海到許多大小城市，因為油比較好保存所以可以很長時間海運而不壞。作貿易的首要因素是，要弄清“真偽”的貨物和交換條件。這些經濟要求在客觀上促進了人們追求“真實”，“價值”等的概念。這就給哲學的最初開始探討“真理”的問題創造了條件。對於貿易中如嘴上講的，和心裡想的的區別，演化到哲學上變成“表面”和“本質”的關係等等。
反過來看中國，老子所在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處在農業社會的穩定狀態下。農耕經濟社會的簡單性，是人與物打交道，基本是靠天吃飯，人的經濟活動受制於自然四季氣候的條件。所以農耕經濟中，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比之商業經濟關係中人與人的交往繁雜性，自然要簡單多了。這就在客觀上沒有產生類似古希臘從事商業貿易方面的概念的可能性，所以也不可能人為地將農業經濟中生產關係的概念，提升到學術探究的高度。這些都是比較抽象思維的哲學所能產生的社會經濟的因素。
4 個人素質的要求
我們在考察哲學的開端時，不能忽略個別人物的天才作用。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當一個催促偉人誕生的時代已經形成，偉人出現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英雄造時勢”和“時勢造英雄”，是相輔相成的。當這個偉大的哲學家出現之後，由他所第一此推動的哲學雪球，能延着歷史的延伸越滾越快和越滾越大，最終形成人類精神文明大樹上的主幹，結出自然科學和其他學科的豐碩果實。
古希臘哲學史上公認的第一個哲學家，古希臘7賢之一，泰勒斯，就是這樣一位天才。泰勒斯是古代的菲尼基人(發明字母語言符合的民族)的後代，曾到埃及學習過，擅長天文學和幾何學，成立了自己的哲學學校於米利都城，一個小亞細亞的沿海城市，位於今天土耳其的愛歐尼亞一帶。泰勒斯作為第一個哲學家，他遵循了探究世界的根本問題，要終究從一個，唯一的一個，最高的來源，如同古希臘神話中的族譜階梯一樣。他提出了水是萬物唯一來源的哲學思想, 不再依賴古希臘神話，而是給予自然合理的推理性解釋。他不僅理論擅長，而且會親自動手，他教過埃及人如何測量金字塔，如何測量船隻離海岸邊的距離，預測月食，在幾何中使用推論的方法等。泰氏的多才多藝，使其學術思想影響遠大，很多學生從各地慕名而來，形成桃李滿天下的局面。
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是春秋戰國的時代有諸子百家。他們中，有探討類似哲學問題的老子和莊子，也有探究樸素自然科學方面，如物理，幾何，等知識如墨子，但沒有一個類似古希臘泰勒斯似的集大成者，既有理論，又會動手，教出的學生也是同時具備二方面的能力。
中國的諸子，首先在探討的哲學問題與古希臘的哲學家有類似的內容。但其後沒有形成系統，沒有伸入下去，也沒有廣泛的繼承性，這樣也就造成了對後世學術上有限的影響力。與古希臘的哲學家相比，中國古代的哲學疑問，沒有再進一步追究“究竟是什麼在控制自然規律(道)？”的問題。也沒系統地探討“道”與天，地萬物的關係問題。所以對哲學的根本問題上“什麼是世界的本質？”，中國古人既沒有“向內”往深處走的更遠“到頭”，也沒有“向外”將“道”的概念與人周圍的自然萬物緊密聯繫起來。更不可能看到“從一點出發”進行推導，這種古希臘人的幾何公理體系的思想萌芽，應用與世界觀上。
5 理論的傳播方法
泰勒斯在年輕時曾到埃及學習數學和幾何。當他返回米利都時他己是經倫滿腹，他對人們顯示出他學到的幾何知識和天文知識，使當地人很吃驚，但他在經濟上並不富餘。他有時甚至不能及時交房租，而惹來人們笑話他的哲學和數學知識沒有用。泰勒斯想到根據星座計算出秋天橄欖豐收的時機，遠在其他人預料之前。他因而用最便宜的價錢簽下了當時城裡所有軋橄欖磨坊的合同。他的計算是正確的，豐收的時刻到了，人們瘋狂地抬高軋橄欖油價格的合同。泰勒斯幾乎隨心所欲地定價出讓自己的合約而發了大財。他其實對發財並沒有多大興趣，他不過是象人們顯示，知識是可以轉為財富，如果必要的話。泰勒斯的學識和威望大震，使遠近來學習的弟子以後也非常傑出，如畢達哥拉斯，阿力克曼德等。
相比之下，在中國春秋戰國的諸子中，老子沒有見到記載收過學生。孔子雖然收了學生，但自己和學生們惶惶不可終日，到處乞求當權者的恩惠，從經濟上的窘迫，導致政治上的依賴，幾乎永遠無法逆轉。中國讀書人這種理論和實際脫節的作風似乎到今天仍未改變，尤其是學習文科專業的。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從古到今，敗壞了文人對待研究自然宇宙的根本態度。將研究理論和創造財富對立起來，變成書呆子，和一心只讀聖賢書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畸形人材，一些即是天材又是白痴的雙重人格。哲學的研究是需要傑出人材的事業。如果最聰明的腦子都轉向能掙錢的行業，中國哲學理論的發展必然要落後於其他文化。
6 政治制度的影響
古希臘哲學的發展分為前蘇格拉底時代，蘇格拉底時代和後蘇格拉底時代。哲學派別的興起，林立和發展，都是在民主制度的成邦自治時期。這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學術派別的百家爭鳴局面類似。當希臘的自治成邦被斯八達克人攻陷遭到破壞後，學術團體和學校遭到破壞，學術的進步自然停止了。待到羅馬人攻入希臘的城邦，則不但沒有學術活動，而且已經有的學術資料也丟失殆盡，因此古希臘哲學成果流傳到阿拉伯國家的原因。
同樣，中國在春秋戰國時的百家爭鳴時期，如果沒有發展出象樣的哲學體系，在以後也喪失了機會。因為大一統的政治制度，不鼓勵自由的思想和個人精神生活的獨特追求。大一統，或集體，對政治和強權最有利，但對學術和創造，最有害。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沒有一個人類的傑出精神成果，是集體創造的 - 一切偉大的精神產品，都來自個人。而中國的主要文化支柱，儒家，又壓制了任何自由精神脫穎而出。“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等文化意識，是今天中國山寨橫行的文化根基。
結束語
比較西方文明的核心，哲學，產生的歷史淵源，對照中國同期和後來的歷史文化的發展，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地源政治學”的可能原因。古希臘是地中海的國家，而中國是一塊大陸，多高原和多山的國家。相比之下，水，對中國人一向是寶貴資源。而且作為農業國，靠天吃飯，水的利用至關重要。相比西臘，他們有無窮無盡的水源。他們的宗教，生活，習俗等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與“洗滌”，“乾淨”，“洗禮”等有聯繫。在這樣的所謂“海洋文化”或“藍色文明”下，影響到哲學上，對條理，區分，邏輯等思想，都要求“一清二楚”，毫無含糊，不論是在意識形態，世界觀，還是商業行為，都受影響。反觀我們的“黃色文明”，也許是我們文化先天“缺水”，我們更多講“難得糊塗”，“得過且過”，“混日子”等。總之，“清清楚楚，鑽牛角尖，不會變通”等，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褒義詞。它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生活，習慣和文化的一切領域。在科學技術已經如此現代化的今天，也許我們需要去掉傳統文化中遺留下來的陰影，才能使自己的新文化與世界文明接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