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认识一位大夫，是位加拿大白人，虽然名字不叫白求恩，但它有许多白求恩大夫的精神，那时候在熟悉的朋友间我一直把他叫白求恩大夫。

他的名字叫莫里，是一位退休的放射科医生。他的一大爱好是对中国有关的人和事都充满热情，热心帮助。八十年代早期，大陆的留学生不多，莫里常找机会在附近的大学叫一些华人学生去他家里聚会，节日或非节日都有，基本上是一旦有机会就召集大家在他的住处吃喝聊天，除问寒问暖外，一定要问大陆的发展变化。他算是一个幽默大师，听他聊天十分开心。每当他讲到动人的片段时，表情生动，常伴有优美的手势，真诚地表现出他为中国的近代发展十分骄傲（比如说当时的运载火箭等等）。

莫里早年出生在中国，其父是上世纪初的传教士。虽然他幼年生活在中国的时间极短，中文也就只能说那么几句，但那块出生地的标记却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他的室内装饰和柜子里摆着的多是中国工艺品，多是他频繁的中国旅行时亲自选购的。在那个开放初期的年代里，笨重的SONY摄像机还不普及，莫里主要还是使用他更早年装备的电影胶片拍摄系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他每隔一两年做一次中国行，转几个城市，尽量记录在电影胶片上，随后向更多的人宣传播放。人毕竟上年纪了，后期的小电影能看出他手抖得很厉害。

他每次访问中国必定要捐钱给他出生地的本地学校或教育机构。但他感到最容易，最直接的帮助莫过于对他身边的大陆留学生的关照，因此也就有了这么多发生在他家的聚会，或者在中餐馆的聚会。刚开始上学期间，我们几个学生一般不会想着去餐馆吃，多数情况下，我第一次去的餐馆都是莫里带着去的。平时更想不到，或不舍得花几十刀去听音乐会，所以前几次的交响乐的票都是莫里好心劝说后塞到手里的，当时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好像那种个人不富裕的经济状况让人十分丢面子。他住宅到我的大学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距离，这一地理条件给了他做白求恩式大夫的便利。他的语言魅力很容易让我上当。他常常说，我顺便来看看您，有没有时间把这张票帮忙给消费掉。

莫里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那种非常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本地新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他的党，他的思想在北美并不太主流，特别是30年以前或更早。他们的小党派，当时力量十分薄弱。我所认识的他们这个团队，大家都是业余的政治家，各有自己的日常工作，除几个退休者外。有意思的是入他们的党非常容易，很容易被批准，基本上是交几块钱就可以了。

当年的老留学生们有些人想的多，常有人问这问那，只怕被不太明白的党派拉去干可怕的事，或耽误太多的宝贵学习时间做无关的事；不少人常会为莫名的好处感到不安，当然要问很多为什麽。大概多数情况下我们大陆长大的可能更容易问起这类问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受左的负面影响太大，一听说新民主党是加拿大左翼党派，有人躲得很远，可以理解。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担心。莫里真没有图过什麽，他只是想与留学生套近，就想看到大家，帮助大家，想让大家过得快乐一些，仅此而已。

除业余的政治外，莫里的业余爱好多着呢，人家自己装过两架小飞机，抽空飞一阵子，另外多出的时间还要负责管理皇家天文学会的许多事务。再有多余的时间，他在旁听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退休之后）。其实政治只是他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纯属个人观念的追求和坚持。我是个没脑的人，不太思考别人给予好处会有所图一事，也没有担心过被所谓加拿大左派人士影响会有什么后果。因为习惯了在莫里家吃吃喝喝，干脆把他当所我的 Host Family. 我就像他们收养的一个学生孩子，尽管我们都从没提起过Host Family这个词。

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在这个省，其执政党就是当年的这个小党派。虽然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被某党派彻底改变，但就私人感情而言，我真为莫里他们那帮人当年的辛苦努力而高兴。有些遗憾的是莫里早在临近上世纪末辞世。

莫里是我北美生活中的一个难忘的人物。他对我的影响不在于是关于那个党派，那类思想，而在于怎样在社会中思考与文化交流，坚持一种信念，在娱乐中工作，政治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怎样去帮助他人与社会，或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人或团队怎样给大家创造欢乐。他的晚年生活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小规模的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很庆幸自己有这个福分，能够遇到，认识与交往这样一位杰出的有性格的老前辈。抛开那点儿政治以外，我学到更多的是语言，文化，人文精神，和他这样一位充满活力的乐观人物。

临近感恩节，现在向一位已故的老人感恩。莫里，非常感谢您对我，以及许多华人朋友，的启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