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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1966-1976年間發生在中國的文化改造運動，其運動隨毛澤東逝世而結束。六四則是發生在1989年4月到6月4日間的北京市大學生抗議和示威活動，其遊行示威一度擴展到中國的其餘省、市、自治區，遊行主體仍然是學生，這個活動到6月4日以中國當局鎮壓而結束。不可否認，這兩場運動都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間接地促成了中國的騰飛與崛起，給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帶來了深刻的變革。當前，中國底層要求重新評價文革，而西方世界則要求重新正名六四。通過對這兩種運動簡單對比，我來分析今後中國社會及官方的輿論方向。

中國政府對兩次運動的評價是不同的，對文革是徹底的否定，認為它是十年浩劫；對六四則是忽視且不願評論，認為它不過是一場風波而已。中國民間特別是左派認為文革成果卓著，特別是科技方面，許多世界一流成果都在文革期間產生，而最近獲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貢獻攻關的青蒿素更是文革期間的成果。相反，民間對六四則基本持否定態度，普遍慶幸中國政治沒有受到六四左右。

兩場運動的起因有相似之處，均部分的由人民群眾對腐敗和官僚主義的不滿而生，當然文革前社會的腐敗和官僚主義問題要遠輕於六四時期。而兩場運動之所以能持續較長的時間，在於中國上層分裂並有意讓群眾運動延續下去。文革是毛澤東為打倒劉少奇和進行全民思想改造而推動的學生群眾運動，六四則是趙紫陽挑戰鄧小平而鼓勵的學生運動。但是，毛澤東能基本控制群眾運動的進程，能讓洶湧澎湃的群眾運動逐漸冷卻下來；相反不論是趙紫陽還是鄧小平對於學生運動基本無法控制，被趙紫陽釋放出能量的學生運動猶如脫韁的野馬，變得十分幼稚與倔強，最終只有靠坦克、軍隊來降伏。

兩場運動的影響都是世界性，但文革影響更廣、對思想界的觸動更深刻。文革影響遍及全世界，特別是對資本主義世界影響深刻，直接引領了世界左翼運動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流行，在社會、經濟上促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刻變革，實現了真正的一人一票制，使西方社會更加關愛弱勢群體。在學術上，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左翼化迅速成為主流，我想只要在歐美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學一定會體會到這點。左翼運動對西方社會的改造也延緩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必然腐朽、滅亡的論斷，成為事實上的腐而不朽、滅而不亡。有許多人質疑毛澤東，我認為僅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世界性影響，他就是20世紀當之無愧的最偉大思想家和政治家。我遇到過不少國際組織的歐美同行，他們許多是曾經的左翼，多次和我主動談起他們當初曾憧憬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至今仍對中國和世界有着巨大影響，例如：我在去年寫了中國大媽舞掀起了舞蹈文化大革命一文就是其中一例。

六四影響主要局限在社會主義世界，它直接促成了蘇聯的解體和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的消亡，使這些國家走向民主、自由。不幸的是，社會主義的消滅並未給相關國家帶來多少直接的好處，反而使許多國家經濟發展停滯、遲緩，人民生活陷入困境。這與中國的經濟騰飛、崛起形成鮮明的對照，而且中國的政治不斷變革、人民自由不斷進步。現在，除了少數流竄在國外的部分異議人士、輪子、五毒分子和曾經想在中國耍大牌卻被無情驅逐的人權機構外，沒有人能夠否認在中國發生的史無前例的社會、經濟、政治包括自由的巨大進步。這種結局一方面在中國人和世界普通民眾中消滅了六四的道德合法與高尚性，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深刻反思。

文革的參與性十分廣泛，全中國社會各階層都或多或少參加了。文革也掀起了不少文化和思想革新運動，如樣板戲和對傳統思想的批判等。但這種文化、思想運動在國內缺乏足夠的理論深度，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有明顯的教條主義色彩，這與文革中毛澤東健康狀況逐漸下降，其思維逐漸缺少理論創新有關。六四的參與者則主要是青年學生和部分青年教師，社會其它階層主要是作為看客。在理論上六四沒有貢獻新東西，更多是促進了民主理念的傳播。

文革的受害者是一大群老幹部和知識分子，文革後老幹部的權力恢復是否定文革的主要原因。而六四的受害者是在鎮壓過程中死亡的三百多名學生和普通群眾。學生運動領袖一部分跑到了國外。作為曾經的六四學生運動的領袖，孔慶東在最近採訪視頻中透露，部分激進的學生領袖事先取得國外簽證、護照，有意將學生運動激化來謀取個人或支持其組織希望獲得的好處。六四的受益者是當時在國外的歐美留學生，他們均順利地取得發達國家的良民卡，這在當時的年代是非常令人嚮往的。在共產黨內，幾乎沒有人因為參加六四仕途受到影響，我認識的就有好幾個人雖然參加了六四，但都被提拔到了地、市級的領導崗位。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內沒有為六四正名的迫切性。

兩者都對中國社會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文革後的中國吸取教訓，步入改革開放階段，充分地利用了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經濟獲得迅猛發展。而六四則促成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全面改革，在全民中傳播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特別地，蘇聯的解體使得中國政治改革更為穩健。用中國人熟悉的術語來說，當前，中國總體上正向有中國特色的不斷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演進，但這種民主絕對不是我們熟悉的西方民主制度。請大家參閱我不久前寫的西方民主崩潰文章。中國的進步、發展和崛起使人民群眾越來越疏離六四，一方面人民同情六四中不幸死難的解放軍和普通學生，另一方面人民不認同六四的激進做法。事實上，六四後期學生的激進已經為當時的普通群眾所反感，這也是由當時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1989年正處中國改革開放十年之際，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較十年前有明顯的改善，因此社會缺乏激進變革的基礎，儘管有腐敗問題，普通群眾對共產黨統治是廣泛認同的，所以多數群眾看到學生對中央領導咄咄逼人的電視對話後對學生運動有反感情緒。我曾同情、支持學生運動，但我曾被一個青年同事當時的公開言論所震驚，他聲稱，遊行學生是寵壞的孩子，是需要狠狠地打一巴掌才能讓他們清醒的。

所以，在今後30-40年內，或者說在每一個讀到本文的讀者有生之年，中國為六四重新高評的機會為零。相反，如果延用我在前面斷言西方民主崩潰的文章中的邏輯，中國社會的主流將對西方民主形式持批判態度，這種批判將越來越深入，並且逐漸占據輿論的絕對話語權、贏得民心，而且將輻射世界，全面影響第三世界並反饋到西方世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民眾對西方政客的六四言論日趨反感，對近期發生的台灣太陽花和香港雨傘的民主運動持嘲諷態度。再有就是我前面文章中披露的《紐約時報》悲嘆西方民主的全球化衰退現象，我認為這一世界大勢將徹底粉碎西方世界對六四的浪漫認識。不過，六四後出國的民主人士還是對中國發展作過突出貢獻的，正如金燦榮所言：一大批中國學者出走海外，唱衰中國，他們是如此的真誠、如此的執着，以至於大大迷惑了美國，從而在戰略上掩護了中國的崛起，使美國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就突然面對一個強大的對手。

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路線帶領了中國經濟騰飛、崛起，有效地指導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但是，鄧小平缺乏毛澤東的哲學和思想家戰略。20世紀八十年代對文革的否定是出於實用主義目的，沒有有效的理論作為支持，用孔慶東的話就是不能瞻前顧後，這種否定與當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顯得格格不入。因此，中共對文革的重新評價就顯得十分緊迫。目前中國官方對文革的日趨中性化稱謂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據。

不過，文革和六四都有恐怖主義色彩，前者，不消說，文革武鬥使普通群眾生命受到威脅。後者，在示威期間不說，有恐怖分子襲殺解放軍士兵，而且後期的少數學生領袖喪失人性，在自己找好退路的情況下，鼓動他人流血，來鋪就自己的未來輝煌。因此，用理性的視角深入研究、剖析文革和六四十分必要。

當前，儘管存在一大堆眾所周知的問題，中國經濟總體上正穩步擴張、崛起，社會繁榮，個人自由空前提高，已經成為所有陸上鄰國的嚮往地。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成千上萬來自非洲和南亞的自由民主國家青年蜂擁進入天朝淘金，歐美等西方自由世界的進步青年也不例外。正如我在“紐約時報悲嘆西方民主的全球化衰退”一文中談到，天朝滯留數十萬逾期不歸的西方人。許多人相信，一旦中國的人均雞的屁股達到美國1/3，中國和西方各國將出現和以前方向截然相反的移民潮。西方的所謂愛好自由的藝人會迅速忘記他們對西方自由的追求，紛紛湧入中國社會淘金，以遠超妓女的姿態出賣自己的靈魂。歷史將再次大規模地驗證：人為財死是現實（除毛澤東外，世界歷史上無人能改變此鐵律），不自由勿寧死是謊言（實際上對自由者而言從來都是因為你不自由我可以幹掉你，即死道友不死貧道）。輪子和五毒派人士的日子將面臨最重大的挑戰。我們將看到人類世界最具滑稽性、最具感染性、最具震撼性的一幕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