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背景：【十九大之前敏感时期，马云拥有100%股权的《南华早报》突然揭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近平的大管家、中办主任栗战书的家庭涉嫌贪腐，非常蹊跷。政商精英悄悄行动，隐约形成“反习联盟”。肖建华、吴小晖被抓、郭文贵爆料都牵涉该行动。以郭文贵为例，他爆料多次提到“老领导”，同时，给郭文贵提供资金支持的金主同时支持捧郭媒体。】中国仍然需要一场反封建革命，但革命却始终不见大的规模，其关键在于真正的革命离不开中产阶级的强大支持。最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500年前，就早已肯定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一些曾经和红色权贵紧密结合的草根资本家的反抗和决裂，标志着中国反封建革命已经具备了现实基础。一、中国仍需进行反封建革命中国目前的状况类似法国大革命前夕，草根和权贵、草根资本家和权贵资本家的矛盾已经高度尖锐，一场反封建的革命正开始萌动。打败败日本收复国土，在国际性潮流的携带下，中国获得了反殖民的成功。但是，中国在反封建方面从来没有真正成功。事实上，封建体制及其遗毒，仍然深刻而长期地存在。军阀专制、蒋介石独裁、毛泽东极权、红二代跋扈，血缘继承权力的邪恶，仍在剥削和压榨可怜的中国人民。毫无疑问，中国仍然需要一场深远持久的反封建革命。二、草根政客对决权贵政客十八大之前，腐败成灾、环境破坏、道德堕落、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矛盾异常突出，危机空前扩大，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寻找出口和退路。红二代权贵政客薄熙来，在重庆发起了“唱红打黑”反腐运动，以复辟文革的伪革命方式，拉拢怨气冲天的下层人民。这场运动试图以中产阶级中草根资本家为牺牲品，如果实现其政治目标，中国将非常可能变成惨绝人寰的朝鲜。由于大开历史倒车，而酷吏方式的运动式反腐招致天怒人怨，加上一些偶然性事件，最终宣告了其失败。草根政客汪洋则处于和薄熙来竞争一个常委资格的地位，这是一次草根和权贵的政治对决，也是新一轮反封建革命导火索的点燃。汪洋的背后是共青团体系和国务院体系，可以叫胡系和技术官僚系，这两个派系中多数人是来自草根。事实上，军队、警察、国务院、共青团、公务员、教师等各个关键机构或阶层中，都有草根和权贵，区别是比例不同。一些权贵依仗权力的傲慢而肆无忌惮，而他们对草根资本家产生两个影响：一个是带坏草根而加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一个是威胁和封死了草根资本家的发展空间。当人民的不满发展到极端，权贵试图以草根资本家为替罪羊，但这总体看违背了事实，权贵的封建专制才是中国各种危机的根源。薄熙来虽然惨败，但胡系的令计划也出事，双方大体打了个平手，草根和权贵的对决仍在激烈延续。三、草根和权贵的特殊混合物吴小辉和王岐山，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红二代，他们是草根和权贵的特殊混合物。前者从商而后者从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王岐山出自技术官僚系，但和温家宝、汪洋等开明派不同，他的脑袋中充斥着极左思维，这或许部分和他的资深红二代女婿身份有关。作为一个草根和权贵的双重身份角色，他被政治潮流的非理性推上了中纪委书记这个实权最大并仍在膨胀的位置。王岐山在技术系中，其实是一个投机者和伪装者，可以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必须看到，同关注其双重身份相比，关注其思想才是最关键的。王岐山和薄熙来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虽然还不至于高调到敢直言复辟文革，但其规模式反腐、黑箱作业和内部讲话，证明了其仍然是个僵化保守的毛左分子，仍然是个不讲法制的酷吏。如今，王岐山的面具已经被郭文贵撕下，无法再欺骗更多的进步人士。但仍有部分知识分子还沉迷于惯性的欺骗中，为王岐山、胡舒立等所谓的“开明”蒙蔽。令完成和郭文贵的出走成功，其实不完全是偶然，这是胡系和技术系中主导政治力量的安排，也是对王岐山这位叛逆者注定的惩罚。四、草根资本家开始绝地反击有人错觉地认为，郭文贵事件的性质是“一场改革反腐和反改革反复之间的斗争”。这显然是违背逻辑和事实的。其实，这是一场草根和权贵的斗争，是一场反封建革命的延续。薄熙来和汪洋之争是政治之争，但薄熙来的重庆唱红打黑运动，已经严重冲击了草根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最近二十年来，草根资本家正在被迫沦红色为权贵的“白手套”或等待被权力宰割的“肥猪”。但没有人愿意成为刀俎上的鱼肉，薄熙来和汪洋之争、郭文贵事件、马云事件等，是草根政治家和草根资本家的一轮最猛烈的反击，其目的在于保障经济财富和谋求匹配的政治权力。有人以为郭文贵的身后是江系或者红二代，其实，郭文贵的身后，是草根出生的政治“老领导”的支持，是草根中产阶级的强大背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群可能的革命者在活动。五、反权贵联盟开始逐步显露马云《南华早报》出手攻击大内总管栗战书，其实质是剑指习王为首的红色权贵。这是因为从吴小晖、肖建华等曾经和红色权贵紧密结合的草根资本家被抛弃，尤其后者在香港的超常规方式抓捕，让马云等（其它如郭广昌、王健林）感受到了自身深刻的危机。这次看似大胆而狂妄的举动，其实是无奈的绝地反击。有些媒体将郭文贵等及其背后政坛支持者，定性为“反习联盟”甚至“腐败利益集团”，这并不十分恰当。少数中产阶级确实曾经和权贵勾肩搭背以谋求经济利益，但在一种极权主义统治下，总体看中产阶级和权贵的合作是被迫的。正如郭文贵的揭露，正如海外媒体的长期广泛共识，红色权贵才是最大的腐败利益集团。五、革命需要现实基础和偶然性没有中产阶级准备反抗的现实基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产生。但是，即便有了基础没有偶然性，革命也不会发生。必须看到，极权主义统治是人类最严酷的一种统治。它不仅是经济的统治，政治的统治，更是思想的统治。在和普罗大众一样接受长期洗脑教育的情况下，草根资本家敢于奋力反击，固然是出于保护身家性命的无奈，但确实也是偶然性。没有人敢说必然会出现郭文贵事件、马云事件，也可能他们会束手待毙，也许他们会选择远遁规避，也许他们的反击没有这么强烈大胆，也许还来不及反抗就被抓捕了，这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特例，也就点燃了中产阶级反抗的导火索。从少数最富有的中产阶级的绝望反击，到大量中产阶级的觉醒，到普罗大众的广泛觉醒，这一速度往往取决于媒体扩散的力度。而恰好现在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更具备过去人类历史不具备的条件。亲爱的读者，也许你还在怀疑，但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场真正的革命正悄然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