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垃圾人說起   好人壞人是從哪來的？

原創 2017-07-15 孫立平 孫立平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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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只是一個討論。孫老師試圖通過這篇文章引起討論，在討論中深化認識，並且，也是一種社會調查。

2.      《那個縱火的保姆：與其說是貧富，不如說是階層》中的解釋過於牽強。自有人類以來就有階層，這樣的“垃圾人”古今中外都存在。《冷酷祭典》就是很好的例子。

3.      基因很重要，是內因；家教更重要，尤其是父母的言傳身教，是外因之一。中國人講“三歲看老”就是鑑於這兩方面的因素。

4.      至於社會環境，則可以說是誘因。每個人都有善惡，都是天使和魔鬼雙重人格。就看社會的獎懲制度的執行鼓勵哪種人格體現。

5.      不再有犯罪行為不是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有人類就有罪惡。社會學研究的是犯罪的社會原因，從而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減少犯罪。

6.      這位保姆的律師有包庇之嫌。他教給她：說是無意的；說她後悔了，精神崩潰了。。。不外乎想博得法官的同情，減少懲罰。可是別忘了，這是4條人命-一位母親，三位可愛的孩子！！如果她是無意的，為什麼不在第一時間報警？為什麼不馬上給物業打電話？為什麼不向鄰居呼救？哪怕到院子裡大聲呼救，也比逃之夭夭更像“無意”。

在前些天發的那篇《那個縱火的保姆：與其說是貧富，不如說是階層》中，我試圖從階層和認同、習慣的角度來對那個保姆以及那場慘劇進行解釋。

當時的目的是，想擺脫一種狹隘的貧富觀，從一個更豐富、更有彈性的階層的角度來對這個問題提供一種解釋。

但老實說，當時內心裡的着眼點，與其說是對這個事件的解釋，不如說是揭示社會中的一種變化，即貧富差距開始在定型為一種社會階層結構，由此，會導致社會各個層面，包括社會心理層面的一系列重要變化。而這些，都是我們在今天所要面對的現實。

比如出行，在改革開放之前，除了極少數特權者外，絕大多數人的出行方式有階層的含義嗎？沒有。當時，你是騎自行車，步行，還是坐公交車，主要取決於客觀條件和個人偏好。但在今天，不同的出行方式中似乎有了鮮明的階層色彩。

但如果就對保姆縱火這個事件本身的解釋來說，僅僅到這一步，似乎還沒有說到位。同樣的階層，甚至是同樣的境遇，能發生這種極端的罪惡行為的能有幾人？所以，不少網友說，這根本就不是一個貧富的問題，也不是一個階層的問題，就是一個善惡的問題。

其實，不僅僅是在這個問題上，在很多時候我們都經常遇到這樣的分歧：

對於某個人的某種行為，是從其某種社會特質的角度來解釋，還是從其個人的人格甚至善惡的本性來解釋？人的行為僅僅是由某種社會特質決定而與其自身的人格特徵沒有關係嗎？或者反過來說，人的行為僅僅是由其人格特徵決定而與其社會特質沒有關係嗎？如果兩個因素都存在，其相互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樣的？

就在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看到了有關評論中人們使用的垃圾人的概念。對了，就是垃圾人這個概念。這個概念雖然原來聽到過，但在思考保姆縱火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確實沒有想到這個概念。網友們的評論提醒了我。在有關的評論中，不止一位網友乾脆說，那個保姆其實就是一個垃圾人，與貧富無關，與階層無關。

也許垃圾人的概念可以為我們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提供有益的線索。但一查有關垃圾人的研究，卻非常的失望。對於這樣一個很有意義的概念，幾乎沒有任何像樣的研究。有的只是對這個現象的簡單描述，以及提醒人們在遇到這種垃圾人的時候如何應對。

有關垃圾人，最經常被提到的是這樣一個例子：一對情侶在餐館吃飯，漂亮女友被隔壁桌醉漢吹口哨，他說反正吃完了咱走吧。女友說你怎麼這麼慫啊，是不是男人，男友說犯不上跟流氓較勁。女友急，罵完男友又過去罵那群醉漢，結果醉漢圍上來開打，男友被捅三刀，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了，臨死問了女友一句話：我現在算男人了麼？……。那群醉漢就是垃圾人。

也經常被引用的對垃圾人的解釋是：許多人就像“垃圾人”。他們到處跑來跑去，身上充滿了負面垃圾：充滿了沮喪、憤怒、忌妒、算計、仇恨；充滿了傲慢與偏見、貪心不滿足、抱怨、比較；充滿了見不得人好、愚昧、無知、煩惱、報復、和充滿了失望。隨着心中的垃圾堆積又堆積，他們終需找個地方傾倒；有時候，我們剛好碰上了，垃圾就往我們身上丟....。

有關垃圾人的有用信息大體就這麼多。

但這種垃圾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現象？我們如何對之進行解釋？這僅僅是一種心理層面的現象嗎？與社會結構的背景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下面，我想以這個保姆為案例，努力從學術的背景，對垃圾人現象做一點理解。

 1、                       善惡，或者說好人與壞人，有沒有生理學意義上的基礎？或者說，有沒有天生的好人或壞人？

善惡是否先天的，這個問題人們可能爭論了幾千年。應當說，直到現在為止，我們人類對自己的認識是很有限的。對於上述問題的回答，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猜測。首先，在常識的層面我們就知道，有人生下來就是一臉兇相，有人生下來就慈眉善目。雖然我們不能說，面相就決定了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但卻無法否認其中有一定的關聯。

接着，我們可以看看醫學特別是體質人類學和犯罪心理學在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就開始懷疑犯罪有沒有生理的或遺傳的因素。在這方面有兩個很有意思的研究。一個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許多男性暴力犯罪者身體中多了一個雄性染色體，其性染色體的構造為XYY。另一個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幾位學者的研究發現，近90%的極端暴力犯罪者有大腦缺陷。

類似的研究還有許多。但這些研究的都遭到廣泛的質疑。特別是這些研究很難直接證明其發現的生理因素與犯罪的關係具體是什麼。但儘管如此，至少在犯罪與生理因素之間的關繫上，人們還是可以繼續懷疑和研究下去。我們知道，有的人生下來就比較容易衝動，有的人生下來就不太容易衝動。這當中難道沒有一定的生理因素？衝動與一些壞事的發生就沒有一定的關係？

可以作為佐證的是有關同性戀的研究。雖然現代社會對同性戀越來越持一種開放和接納的態度，但大多數人對之還是至少有一種“怪怪的”感覺。而現代醫學的研究表明，性取向的差異，是有其生理基礎的。如果是這樣，對有惡的傾向的人，對垃圾人，也許不能完全排除其生理的甚至遺傳的因素。

2、垃圾人的形成即使存在生理或生物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與經濟社會背景有着密切的關係。

雖然人們現在對於生理、生物因素與人的善惡關係還處於初始研究甚至猜測的階段，但多數人傾向於認為，即使這個因素存在的話，也不能視之為決定性的因素。這當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對於同卵雙胞胎的研究。這樣的研究表明，遺傳特徵並不是導致犯罪的顯著因素。

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表明，犯罪甚至善惡更多是一種後天的特徵，是一種學習和接受影響的結果。在這當中，家庭、個人經歷、周圍的社會環境、所具有的經濟社會地位起着更主要的作用。以縱火案中的女保姆為例，雖然對其生活環境和經歷披露的材料還不多，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有關的蛛絲馬跡。多次到澳門賭博，欠下大量賭債；為了逃避躲債，遠走他鄉做保姆；丈夫與其離異，其見孩子也不容易。

哈佛大學教授穆來納森(Sendhil Mullainathan)曾主持過一項很有影響的跨學科追蹤研究：

在貧窮的情況下，人的思維方式會發生何種改變？追蹤過的數千例報道表明：貧窮的人注意力會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引起認知和判斷力的全面下降，更會導致人格的不完善，在爭奪資源的過程中會出現發生各種無理智的暴力傾軋或其他負面行為。

前些天流傳過一篇網文《我為什麼要拼命爬出底層社會？》。作者用親身的經歷說明：人均資源越少的地方，人越難淳樸。他說，在生活的最底層，無知、愚昧、嫉恨、使壞，是絕大程度上的事實。有人說，生死線下，相殘相傷，貧富線下，慘澹艱難。真的是這樣，即便是親兄弟姊妹，在底層的生死線上遇到利益瓜葛，也會魚死網破，甚至骨肉相殘。

那是不是說，越是底層的人越壞？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作者很清醒地說到：底層社會之所以不值得留戀，就是因為物質上的匱乏需要不斷面臨人性的拷問。是誰說過，永遠不要拷問人性，因為人性，經不起考驗。

我的意思是說，這種經歷或這樣的社會經濟地位就一定會導致縱火的惡行，但其間形成的心理定勢和性格取向，與最後的行為結果之間的關係，恐怕也是不能否認的。這同時也告訴我們，對於經濟社會因素與犯罪或善惡之間的關係，不能做簡單的決定論的理解，其間的心理和性格因素應該是重要的過渡性因素。

3、認知和心理是社會性的，一個社會解釋個人處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什麼至關重要。

上面所說，一方面是強調經濟社會因素這樣的社會特質對心理、性格和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想努力避免將這些因素的影響絕對化，避免對這兩者關係的機械式理解。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這些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如何解釋個人的處境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背景的？

記得若干年前，哈佛大學的幾位學者曾經對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做過一次很有意思的研究。這個研究的結論，最簡單地說就是：在有關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上，中國人的價值觀更接近於美國而不是前蘇東地區。也就是說，中國人的價值觀，有點像美國人一樣，把個人所處的不利處境更多地看作是個人的原因，即個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像前蘇東地區的人們那樣，把個人所處的不利處境看作是社會不平等的結果，是社會的因素造成的。

不過，在諸如此類的解釋中，不僅需要注意整個社會的層面，同時也要注意小環境、群體、階層的層面。在社會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副文化，也就是存在於特定群體、並與社會中主流文化有明顯差異的文化。縱火的保姆，人生經歷複雜，交往的涉及各色人等。因此，我們不難想見，這當中特有的副文化對其心理和思維邏輯的影響。

在此前的《那個縱火的保姆：與其說是貧富，不如說是階層》一文中，我曾引述鳳姐是如何講述在上海遇到的底層人民是如何快樂地報復他們的主雇的：一位婦女把腳皮包進餃子裡，給主雇夫婦和孩子們吃。被問到你自己也會吃到啊？她回答說，我吃最後一鍋，但即使吃到了，那也是自己的腳皮啊。這一具有羞辱性、控制力、風險意識和平衡機制的行為，在她的朋友當中被當作英勇行為，贏得了讚揚。

這就是特定群體或階層中副文化的影響。

4、相對剝奪感與劇變社會中的心理失衡，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

在查找和分析那個保姆的資料的時候，有兩點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來自一位親自探訪過受害者家庭的朋友。她提供了這樣的一些信息：

犯罪嫌疑人之前的人生路，起點並不比女主人低。女主人曾經只是服裝店的營業員，而她自己，也有過年收入20萬左左的小白領的日子。但如今，女主人養尊處優，與丈夫相敬如賓，大兒子帥，女兒漂亮，小兒子可愛，要什麼有什麼，過着王子與公主般的生活。反觀自己，為了躲債，捨近求遠，從珠三角跑到長三角工作，因為賭博，老公跟自己離婚，孩子想看看不到，像個窮人家的留守兒童。

還有一個情況，是這個保姆是廣東東莞長安鎮人。長安鎮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時候就去過。長安鎮是中國最早發展起來的地方之一，2015年全鎮GDP達到400億。在過去這些年中，迅速爆發起來的富人不計其數。

提及這兩點，也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有不少網友說，如果把這個事件與貧富的問題聯繫起來，那個保姆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窮人，更很難將其行為歸之為貧困。這當然是不錯的。但對這種惡、這種犯罪行為與貧富的關係的理解，不能是這種僵硬的、線性的。

社會學中有個重要的概念，“相對剝奪感”。它是指當人們將自己的處境與某種標準或某種參照物相比較而發現自己處於劣勢時所產生的受剝奪感，這種感覺會產生消極情緒，可以表現為憤怒、怨恨或不滿。無論是那個保姆所處的經濟發達（暴富）地區的環境，還是過去小白領的經歷，都很容易滋生這種相對剝奪感，從而形成極度的心理扭曲。為什麼那麼多人成了富人而我不能？為什麼你一個服裝店營業員，現在過着如此優裕的生活，而我要做保姆伺候你？這一點，從其賭博行為、偷盜行為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也正是這種由相對剝奪感形成的心理扭曲，造就了上面所提到的垃圾人的心理特徵：沮喪、憤怒、忌妒、算計、仇恨、傲慢與偏見、貪心不滿足、抱怨、比較、見不得人好、愚昧、無知、煩惱、報復、失望等。

行文至此，我想援引一段媒體發表的莫煥晶的辯護律師黨琳山在看守所會見莫煥晶的情形：“她目前關押在看守所里，狀態非常差，我感覺她整個人情緒是崩潰的。”黨琳山透露，莫煥晶告訴他，林家一家四口葬身火海的結果，是她始料未及的，火勢蔓延至那麼大，完全超出她的意料，“（那場大火）是一場意外，她說自己並不是蓄意謀殺林家人。”她在看守所，每天都被強烈的負罪感所折磨。“她的狀態不是特別好，連最基本的求生欲望都沒有。”黨琳山回憶起一個細節，關押在看守所已經半個月的莫煥晶，還沒有與家人見過面。臨走時，黨琳山問她有沒有什麼話要帶給家人時，莫煥晶只是淡淡地擺擺手，說：“沒有，讓他們別管我了。”律師黨琳山回憶說，臨走前，莫煥晶突然叫住自己，問他：“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在林家人的靈堂上，獻一束花？”黨琳山點了點頭。

我傾向於相信這樣的解釋：她偷了雇主家貴重的手錶，雇主發現了，很生氣，並可能有解僱她的表示。她想通過縱火再救火，博取雇主的好感，以挽回這種局面。但火勢不是她能控製得了的，最後造成這場慘劇。

這讓我再次想起前面提到的哈佛大學那項研究中的一個結論：貧窮的人注意力會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引起認知和判斷力的全面下降。雖然貧窮會不會直接造成判斷力的下降，也許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但由上述種種因素組合在一起的情境會導致情急之下的蠢行，應該是確實存在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人們經常見到垃圾人那種種非理性愚蠢行為的原因。

那個縱火的保姆算不算一個典型的垃圾人，我不想下結論，這個結論其實也並不重要。但我想，通過對垃圾人的討論，我們可以多獲得一些對這個事件的認識。當然，也不僅僅是對這個事件，更主要的是對社會的認識。

這篇文章是開通公眾號以來寫得最辛苦的一篇，因為這篇文章要回答的是一個人人關心，但又很難弄清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