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是悲天悯人的和平论调者，更不是什么动辄标榜人类共同体的天真自由派，但是，作为一个真正负责的民族主义者，我深深地为中国竟然能够涌现出这些愚昧肤浅的舆论而感到悲哀，因为这些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好战言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走向自我毁灭的源头。

战争的参与者不是金刚不坏、神挡杀神的战狼，而是互相残杀的人与人，那里没有英雄与畜生，只有死人和活人

这种狂妄到脑残、自负到愚蠢、跋扈到白痴的好战论调，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其每一次出现，每一次得势，对于言论所在的国家都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

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自信地对自己出征的军队说，“到了秋天，你们就可以回家了”，然而，这些士兵却扎进了一场持续四年毁灭所有的漫长战争；

1937年7月11日，日本帝国陆相杉山元指着兵精将锐的日本军队，向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做出保证：“中国力量不值一提，只需要一个月，足以平定中国军队，三个月，足以解决中国的反抗。”令人遗憾的是，这仅仅是这个好战民族走向毁灭的开端；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向苏联进军，他狂妄地表示，“苏联不过是一桩破房子，我随便踹一脚，整座房屋都会倒塌。”不过，百战精锐终究在四年之后被永不枯竭的俄国士兵所淹没。

为什么这些好战言论的标榜者，会犯下重大的战争失误，并使得整个国家走向毁灭？

因为，他们只看到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只瞧见了飞机大炮的数量，却未能真正理解或者刻意忽视了现代战争的实质。即真正现代化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兵器的现代化，还包括了战争主体的现代化——从君主间的争斗变成了民族间的战争。

而战争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消灭君主的军队赢得胜利了。战争持续的时间规模，战争造成的破坏，战争蔓延的深度，也因此得到了无限的延伸。

一次大战的著名军事统帅鲁登道夫，在结束战争卸下征衣之后，曾这样写下他对那场持续四年炼狱的理解，"随着民族主义理念和动员机制的完善的深入，战争已不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调拨……战争的本质已变成一个民族潜力的展现"（《总体战》）。

他的这句话，实在是对现代战争的精妙解析。这一点，在人口庞大的现代大国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战中，1.7亿人口的俄国动员了1200万名士兵投入战场；3900万人口的法国动员了866万士兵投入战场；4500万人口的英国动员了800万士兵投入战场；6600万人口的德国动员了1300万士兵投入了战场。

在二十多年后的二次大战中，现代国家的动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大国间战争的持续时间、规模和痛苦也得到了扩大。苏联在二战中动员的军队超过2000万，美国达1200万，德军超过1100万，中国受限于发展水平，兵力亦一度超过800万。

如此庞大的军队投入战场之后，实际上无异于一场对各个民族年轻人口的绞杀，任何试图迅速消灭一个大国的战争企图都将在无尽的消耗中迅速破灭，除了让整整一代的年轻人变成灰烬。

1915年，德皇的精锐兵团以凌厉地攻势扫荡了一支又一支协约国军队，但协约国很快就补充了更多的士兵投入战场；1937年，强大的日军在中国战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但中国军队的数量却日渐庞大，丝毫不见减少；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当时不堪一击的俄国陆军仅有450万人，截至该年11月，这支军队实际上已经德军被消灭殆尽，但无穷的俄国人力迅速使这支军队的数量变得更为惊人。

1916年4月，当多次和谈尝试被拒绝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对自己的皇太子说道，“如果我知道结束一场战争这样困难，就绝不会发动这场冒险”；1917年8月，德国首相乔治·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望着街头因战争而失业的暴民们哀叹，“这场该死的战争肯定会结束，但我们都将被绞死”；1940年9月，面对看不到尽头，永远不能结束的中日战争，日本近卫首相表示，“战争难，但和平更难”；1943年8月，拥有无穷兵力储备的俄国军队再一次在德军的夏季攻势后重新复活，杰出的军事家德军将领曼施坦因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噩梦”。

无数现代人口大国间的战争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大国，无论在外国看来，其人民有多么愚蠢，军队的日常水准有多么低劣，都是不可能被一场“快速、坚决、勇猛”的全面战争所打败的。

日本人笑话中国人麻木不仁，鄙视中国军队的战术水平，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为了鼓吹侵华，甚至嘲讽华人不过是蚯蚓式的动物，由此断定中国可以“一鼓而下”；希特勒则嘲讽俄国人只是群“愚蠢的傻驴”，被肤浅的统治者肆意骑乘，而“勇武的日耳曼人也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俄国”，“这是民族性决定的”。但是，当残酷的战争变成两个民族间的较量之时，这些肤浅的言论仅仅见证了偏见是一种灾难。历史已经表明，两个民族间的全面战争，除非一方把血彻底流干，否则永远看不到尽头。

真正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够意识到：结束战争永远比开启战争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而一个觉醒的愤怒民族永远比一支狰狞的精锐军队更加难以对付。

1871年，俾斯麦赢得了普法战争，但他知道他只是不过打败了一个君主（拿破仑三世），所以他迅速乘法国内乱，与对方签订和平条约，以防范民族战争的出现；1937年，精明的日本军人石原莞尔力劝日军将佐切勿发动对中国内陆的入侵，否则日军将不得不承受一个巨大民族的反击；1941年6月，粗劣的苏联红军在德国面前固然不堪一击，但俄罗斯民族魂和东正教的信仰，却动员了无穷的人民止住了德国精兵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攻势；同样，1962年的中国打败的，不过是婆罗门的尼赫鲁，如同1895年日本打败的也仅仅是李鸿章，都未能激发永不停歇的民族战争。

永远不要轻易轻估一个庞大国家的战争能力，绝对不要盲目嘲讽宗教迷信的军事动员力量。任何奢谈“一月灭印”的军事爱好者和专家，不要忙着显摆武器数量和军事储备，请睁开眼睛看一看青藏高原绝域之境的后勤补给线，以及印度无穷的人力储备和国民志愿团遍布基层的民众动员体系，就能够知道我们有可能面对一场怎样的战争了。

我了解历史的残酷，更理解民族战争的无情。现代大国间的全面战争是头啃食人间一切血肉的巨兽，当杀戮的仇恨浸润它的双目之后，即便是最高贵的人也不可能抗拒他的本能，也难免不为其所吞噬。

所以，为了中国，请多一点耐心，不要轻言战争。

“德国外交之最大阻碍，不在于英法俄奥诸国之谋划，而在于吾国以好战言论为荣之报刊，以及无视利弊却极其好斗之三百位在座议员。终有一日，德国的未来将毁于其手。”——俾斯麦

“回溯一战前的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德国舆论之最大问题，即无俾斯麦之见识和狡诈，却极力推崇其武功。不能不说此乃一个民族后续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