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民主兩黨恐怕沒有坐下來討論過“共識”，而是幾十、上百年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灌輸的結果，哪怕持有保守思想的人也無可避免地被洗腦，而趨同於“新美國”的理念。

當今世界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一個主權國家保護自己主流文化和價值觀是天經地義的。任何移民只要來到接受國，認同這裡的文化也是天經地義的，否則，你可以回到你的母國文化中、或者去到你能夠認同的文化中去，而無權要求借居國改變文化。比如，中東移民無權要求接受國-- 歐洲諸國和美國的學校不允許供應豬肉，後者能夠供應清真食品就已經是對他們的照顧了。

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不能多元的。文化當然有優劣，文明也有先進落後之分。先進文化可以包容不同文化，對少數非主流文化可以保護，這是信仰、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就像納粹、三K黨也是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結社自由的一部分。但是被保護者不能試圖取代主流文化。主流文化的載體的自我放棄就是一種背叛。為什麼西方國家的記者到一些國家，女性要包頭巾，進寺廟要脫鞋，要膜拜？這是那些落後的、野蠻的文化將來占領了西方國家以後的前景，他們是不可能給你信仰自由的。而且，隨之而來的種種自由派所宣揚的平等、自由、博愛都會湮滅，他們連同宗同族不同派別的人們都要趕盡殺絕，更何況異教徒？歷史是會倒退的，中世紀的黑暗就是對羅馬希臘文明的反動。

川普就是這種古典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不是文化精英，不是教授，專家。但是，他有常識。他不是從那些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或什麼政治正確出發，而是從基本常識出發。當人類處於這種被虛妄的宣傳所迷茫疑惑的歧路時，就需要文化常識的回歸，去找回屬於自己民族的初衷和根底。

川普就肩負着拯救和捍衛西方主流文化的責任。他這個具體的人也許會有很多瑕疵，但並不掩他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的光輝。也許，他個人無法完成這個艱巨的任務，但這是一個偉大的覺醒和開端。

在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蓄奴是很普遍的。至少林肯的岳父家就有不少奴隸。南北戰爭爆發時，北方的格蘭特將軍就還有奴隸，而李將軍則早已解放了自己的奴隸。

種族主義是奴隸解放之後發生的。奴隸主和奴隸之間是不存在平等與否的爭論和分歧的。

種族主義和李將軍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是那些人的藉機尋事—藉此羞辱南方的精神象徵。而南北戰爭後的100多年間，這種對南方當年信念的尊重恰好是反映了美國文化的大度和自信。

美國建國200多年來，總統每4年的和平換屆就是美國文化的偉大包容的實踐。當然，也有自信。無論哪一方敗北，他們相信時間將要證明自己的信念的正確性，相信4年後他們會使國家按照他們的理念進步。而今年，民主黨的支持者們失去了這種自信，民主黨也失去了自信，因而出現了全國範圍的暴亂—這已經是外來落後文化侵蝕的結果—這不是美國建國的初衷和信仰。當年亞當斯和傑弗遜可是用14年的通信各自闡述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沒見他們大打出手。。。

按照“政治正確”的理論，文化沒有先進落後之分（其實也是有的），但文明確實是有高低之分的。當今世界，西方文明就是一種高級文明，而大部分外來移民文明，尤其是第三世界文明相對就處在低級階段。夏洛茨維爾及全國其他城市的暴力騷亂就是落後文明的標誌。高級文明的寬容對願意承認自己落後的文明的進步有榜樣作用。但卻很可能被侵入的低級文明吞沒，歐洲就是明證。還以為美國是上帝留給人類的最後一塊淨土，不幸也被攻陷。東歐的脫俄入歐本來是嚮往舊歐洲的文明和進步，而新歐洲使他們失望—當然，現在的歐洲仍然比俄羅斯文明要進步，所以，他們說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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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兩套敘事：“老美國”vs.“新美國”｜約翰·奧沙利文

原創 2017-02-11 萬吉慶 譯 保守主義評論

按：約翰·奧沙利文（John O’Sullivan，1942～） ，英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上世紀80年代，擔任過撒切爾夫人的演講稿撰寫人。1988～1997年間，曾擔任美國保守派期刊《國家評論》的編輯，目前是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主席，也是國家評論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本文譯自《國家評論》，英文標題“Notes towards the Redefinition of a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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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你只能在兩種對立的敘事中選其一。（也就是人們失去了思想、言論的自由）

專欄作家羅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多次精明而不失敏感地指出，兩個美國——不是富人的美國與窮人的美國，而是老美國和新美國——正在爭奪主導權。不過，據我所知，這是杜塔特第一次預言：新美國將取代老美國，並將自己樹立成真實的美國。不過，取代過程以何種方式呈現，以及此過程是否會伴隨暴力，杜塔特表示一無所知。

點評杜塔特的文章並非易事，因為它們篇幅甚大，不適合整段引用。為此，筆者把杜塔特對兩個美國以及兩套對立敘事的描述，重新做了編排。

不久之前，老美國依然無可爭議，誠如杜塔特所言，至今它依然是數百萬計的美國人所理解的那個美國：

他們自視為定居者而非移民，他們認同清教徒先輩和建國先賢，認同劉易斯與克拉克（Lewis and Clark）（注1），認同大衛·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認同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他們接受圍繞南北戰爭形成的伊利亞特神話，贊同“（種族）大熔爐”而非文化多元主義，他們認為猶太—基督教是公民宗教，區別於那種“有信仰但不信教”之人。

而新美國則拒斥上述傳統：

它（新美國）接受了左翼的敘事，認為美國的過去是種族主義的、厭女的（misogynist）、強盜貴族的歷史，同時也接納了主流自由派的敘事，這種敘事在林-曼紐·米蘭達的《漢密爾頓》歌劇，在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那裡展現地淋漓盡致（注2）。儘管，其他美國人未必接受這種敘事。

正如杜塔特所言，兩大政黨及其黨政精英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老美國將逐漸讓位於新美國，一個全新的美國將會出現，儘管該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不過最終，各主要社團將會實現大體的寬容。

因此，兩黨認為有責任確保美國國家認同的漸進轉型，確保其免於暴力和不必要的衝突。為什麼不會（產生暴力）？難道不是必然的嗎？所以，這要求兩大政黨之間實現某種程度的“合謀”，比如不能強硬地反對“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不能發動民間力量反對大規模移民，以及在這上述議題上，不對選民兌現競選承諾。

這一切似乎進展順利，直到川普出場，把這些（心照不宣的）議題拋到台前。據我個人推測，川普可能無意中撞到了這些議題（譯註：原文如此，不過，從川普和班農的老交情看，川普似乎對這些問題早有關注），結果競選初期，在選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川普在之後的黨內競選時，強力推銷這些議題。此舉引發三大後果：

其一，川普力挫群雄，當選為美國總統；

其次，他激發了老美國的自我意識，現在老美國人決意捍衛自己的利益、價值觀和傳統——一句話，捍衛老美國的認同。

第三個效果，它激怒和嚇壞了美國認同轉型中的受益者，如少數族裔、女權主義者、同性戀群體等等，更主要的是，嚇壞了（轉型的）發起者和主導者，這批美國精英把任何表達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共同體自豪感、宗教信仰或禁慾的觀點，統統解讀為美國正在走向法西斯主義。

現在，兩個美國認同之間的衝突已經公開化（在伯克利及其他地方引起騷亂），哪一方將獲勝？哪一方應該獲勝？

對二者是否能夠達成和解，杜塔特並不確定。在其專欄文章的最後一段，杜塔特頗為感傷地承認：

這兩套敘事可能誰也無法說服誰。兩套敘事——一方是英雄的國父—拓荒者敘事，一方是黑人和印第安人信奉的真理——之間的鴻溝，很可能無法彌合。

其次，他斷言，在一個民權革命的時代，在國家身份僅僅淪為一項“主張”的時代，在大規模移民已成為既定事實的時代，川普主義者關於老美國的“排他主義”和“復辟主義”敘事，不可能戰勝新美國的“普遍主義”敘事。

不過，如果近距離考察這兩套敘事，我們會發現，未來的圖景可能更撲朔迷離。

由於其缺陷在大選期間暴露無遺，新美國的“普遍主義”觀念（儘管主導了美國的文化機構）日益削弱。舉例說來，在它眼中，1960年代以前的美國歷史黯淡無光，儘管在此後的歷史潮流中，這種觀念並未占到主流地位。而且它還逐漸地把美國初期的英雄請下神壇，導致其能引以為傲的美國英雄只有馬丁·路德·金。

白人、西班牙裔以及亞裔固然仰慕馬丁·路德·金，不過，作為一個英雄，他遠沒有達到林肯之於非洲裔美國人的程度。他很可能承擔不起維持整個國家認同的重任。按照新美國的觀念，貝拉克·奧巴馬可能算第二號英雄——他強烈呼籲建立一個包括白人在內的“彩虹聯盟”——但是他的統治，派性十足，很難被視作成功的總統。誠然，他的個人魅力有助於解釋其經久不衰的聲望，不過隨着時間流逝以及遠離政壇，其魅力將無可避免地消褪。

新美國的第二個缺陷在於：其支持性力量“彩虹聯盟”，由於種族和意識形態的深刻分歧，註定無法持久。從理念上講，穆斯林和女權主義者，西班牙裔和亞裔，同性戀和黑人基督徒本應該團結一致，但現實中，它們齷齪不斷，而且隨着彼此的熟悉，這種分歧會愈發明顯。

舉例說來，如果奴隸制的記憶依然是這一聯盟的黏合劑的話，那麼，非洲裔美國人無法迴避這一事實，即穆斯林參與奴隸貿易的時間比歐洲人和美國人更久（在穆斯林文化內部，遇到的阻力更小）。其次，亞裔在“平權行動”上，和西班牙裔、非洲裔以及白人女權主義者的分歧愈發明顯，這對其配額產生了消極影響。此外，長期看來，馬丁·路德·金虔誠的宗教信仰，使其在同性戀群體、女權主義者和咄咄逼人的（各種族的）世俗自由派那裡，成了一個“問題”英雄。

從某種角度上看，團結這些少數團體的唯一理由，便是對美國白人的共同仇視。

第三點缺陷：在這套“普遍主義”敘事裡，美國白人尤其是白人男子沒有立足地，除了對1968年之前的美國歷史悔罪。在“平權行動”之下，他們是唯一需要做出犧牲的群體，而且隨着移民持續湧入，這種犧牲變得愈發沉重。此外，在種族玩笑上，只能拿白人（男子）開涮。人們在學術課程上，時不時得要求他們為“白人特權”懺悔——這種課程無異於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再教育。此外，在通常情況下，如果你接受了這種簡單的、無條件反白人的種族主義（在討論外交政策時，接受了反美主義），那麼你會發現理論和現實是脫節的。

這種反白人的情緒，事實上從兩個方面削弱了新美國的觀念。

首先，它遭遇到這樣一個尷尬的現實，許多被界定為少數族裔的美國人，尤其是西班牙裔，自認為是白人，而且他們的鄰居也這麼認為。許多人，特別是亞裔，已經融入到白人／西班牙裔／亞裔／非洲裔種族混血的主流，種族和民族差異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再那麼明顯。儘管官方、學術界和文化界的權威，仍然在重提這種差異性，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得手了；但是族際通婚和柔性的社會融合，已經克服這些壓力，結果導致“白人”在美國人口中雖仍占多數，但比例逐漸下滑，由此，很難再對白人妖魔化或是很難再將其排除出“普遍主義”敘事。

其次，這種美國觀將白人標籤化為環境掠奪者、種族壓迫者、資本主義的食利者，或者是受虐狂的自由主義者，這種觀點不僅在歷史上是荒唐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相悖，也和普通美國人對其鄰居的感受格格不入。這個新美國，除非為最初定居者（譯註：即清教徒）的後裔提供一席之地，否則它要麼徹底失敗，要麼得訴諸於變本加厲的恐嚇、反向歧視乃至無止境的宣傳——他們去年就是這麼做的，結果在全國引起巨大爭議——來達到目的，儘管這樣越來越難做。

老美國的觀念更有可能勝出。因為，它崇敬“那批白人—男子—清教徒—歐洲裔主人公，儘管他們犯下過罪行，但瑕不掩瑜，我們虧欠他們甚多”，但是並沒有因此賦予其排他性或特權地位。今天最富裕的美國人，不是白人清教徒，而是亞裔以及亞裔／白人混血的家庭。

這種觀念更有包容性，因為它囊括了一系列種族和宗教團體（貴格會、天主教和摩門教），儘管這些團體一開始遭到反對，但後來，他們憑藉端正的品行和經濟成就（他們是否接受了美國憲法和自由？）均被認可、接納。

這種現實主義的觀念，沒有將美國歷史上的族群劃分為“英雄和惡棍”，而是一些人（有好人也有壞人）如何不得不通過改變，使自己和美國取得成功。

這是一種進步的觀念，人們（不論是拓荒者先驅還是後來的移民）都曾經歷過艱難險阻，但是，他們——被賦予了機遇和機遇感——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成為美國人。

在我看來，較之於新美國觀——過多的基於不滿（grievance），老美國觀更適合充當友誼的基礎。唐納德·川普將其重新帶回政治議題，這一點值得稱讚，不過他的脾性和技巧似乎不足以團結國人。我們——或者說我本人——最終面對着這樣一個矛盾。數百萬計的美國人生活在這種老式的美國夢中；他們相信它；踐行它。但是，有哪些人願意站出來進一步支持它？

譯註1：劉易斯與克拉克探險（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傑斐遜任總統期間，從法國人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地區。不久之後，傑斐遜授命劉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對西部新獲得的領土做測繪工作，探險活動從1804年持續至1806年；大衛·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國19世紀的民間英雄、西部拓荒者、士兵、政治家；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國女作家，代表作是《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講述了西部拓荒生活。

譯註2：林-曼紐·米蘭達（Lin-Manuel Miranda，1980～），美國演員、劇作家，知名代表作為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和《在高處》（In the Heights）。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1849～1887），美國猶太裔女詩人，代表作是十四行詩《新巨人像》（The New Colossus），後來被鐫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