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宪政”和民主素养          10/16/2017    

民主需不需要在人群中有一些特定的素质。这是在中国人中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

我讲的是在一个社会大范围、陌生人尺度上实践民主，这个人群是不是需要有一些素质的基础。不是熟人社会小圈子里咱们搞自治。小圈子里搞自治比较容易，因为互相了解，有信任的基础，有温情的纽带。吵架也有底线，也能忍一忍。行动上也有底线，不忍心伤害对方。

我讲的是在一个社会大范围、陌生人尺度上大家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的人群是不是有一个素质门槛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现代后发民主国家的共同面临的挑战。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原发性和后发性。

        民主有“原发”和“后发”之分。西欧北美属于前者；以后随着民主大潮而实行民主的是后者。

        原发民主是在西欧，包括北美。其他的国家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多少是有点被动的政治上也走向民主化的。

1. 原发民主是在“封建宪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实在近代民主原发的西欧这些国家，民主真的是从熟人社会小圈子里一步一步玩起来的。先是在各种规会、行会、贵族领地内的自治城镇搞自治，以后再一步步扩大到更大的空间范围。中间的过程经过了好几个世纪。

欧洲近代的民主制度是在所谓的“封建宪制”的土壤下成长起来的。封建社会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权力会受到普遍约束的社会。这个“封建宪制”是苏格兰大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英国史里面非常强调的。封建制度这套体系，只要想稳定地要延续下去，国王、贵族和附庸之间，客观上就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契约关系。

所谓封建就是一级级的土地分封。每一个级别的领主在自己这块土地上都是说了算的，都有独立的行政权，都是在自治。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国王虽然是最大的一级领主，但他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项政策，或者取消什么，就不像中国的皇帝，一纸诏书令行禁止，而必须取得贵族们的支持。因为这些贵族手上都是有钱有兵的，都是自治的。最起码要取得大贵族们的同意。所以欧洲历史上，定期召开贵族议会。在贵族议会的博弈过程中，说服对方就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所以就必须在讨论的过程中不断强调自己的合法性，宗教上的、血缘上的，就要强调你为什么要服从我。从而发展出若干法律观念。也就是彼此需要不断把权力和义务关系明确化。而且还得通过谈判、协商、妥协这种方式作出事关王国整体命运的决策。

只不过历史上这种封建宪制是极不稳定的。贵族们一旦有了钱，武力强大了，就藐视王权；国王也经常利用贵族领地的继承权问题上下其手来打击贵族。贵族继承祖辈遗产时，新伯爵没有任命之前，按照法律、习俗，这块领地的所有权就是国王的。贵族为了早日得到领地就会贿赂国王。如果伯爵有不止一个继承人，国王能拿到的贿赂就更多了。有时要拿出一部分领地献给国王，作王室采邑。

也就是说，在这个博弈中，“封建宪制”是不完善的、不稳定的，矛盾重生。但是，它在治理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上和现代宪政是一脉相承的。是这个逻辑延续下来的。

早期国王议事会就是贵族议事会，平民是没有代表权的。随着历史的演进，主权就从国王、贵族手中转移到平民手中。平民进入了议会，就成了民主社会了。

所以，在民主的原生国家，它有一个历史上的、比较平滑的切换过程。把议会里的人一换，就民主了。议会本身早就存在在那里了。它的整个规则秩序都已经很完备了，存在了几百年。你如果是生活在17、18世纪这个民主的转型期，真的不见得觉得有什么翻天覆地的感觉。因为整个社会的玩法和原来变化是不大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特例，这里主要指的是英国。只不过这个原来拍板的主人换了，你就觉得改天换地了。但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而且这个主人翁的改换在英国也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而是渐进式的。也就是说，英国不是把国王和议会里面的贵族撤掉，换上平民，换成市民。贵族议会还得留着，这是传统，成员还得都是贵族。贵族议会之外新搞了一个平民议会，叫议会下院。英国的议会下院英文名字叫House of Commons，即平民院或庶民院。下议院的议员就是通过普遍选举产生的。议员的身份也以平民为主。而不是说，议会下院一成立，大英帝国广大贫下中农、市民、商人就翻身做主了。没这回事。权力从议会的上院逐渐转移到下院，也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将近600年。

议会下院从14世纪就有了。那个时候，英国的城镇就开始逐步兴起。这些自治的城镇在王国赋税当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城镇里的市民、富裕阶层、商人阶层在议会里得有代表权。只不过他们的力量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不及贵族，所以，贵族议会的权力，贵族院的权力远远大于平民院。得等到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工业革命，贵族权力逐渐萎缩，下议院的地位才逐渐提高。下议院在法律上明确取得高于贵族院的地位，要等到1911年《国会法令》（Act of Parliament），在这份法案当中，平民院才取得了高于贵族院的立法权。

在近代民主的原生国家，以英国为代表，真的就是从熟人社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走到近代，在陌生人大范围尺度上，在实践民主。民众有通过协商妥协解决问题的习惯。在英国，是在封建宪制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在这个历史中一代一代人所积累形成的民族性格。在封建宪制之下，很少有乾纲不乱的执行力。那个时候君主只能叫作最大的一个领主，其他大贵族力量也很强。他得去说服别人支持他。他很难有强制的执行力，强迫别人去配合他。所以他要做大事必须得到大部分的贵族，教会，甚至是市民阶层的同意，他才能做到。都铎王朝亨利八世这么强的君主，说想砍谁的脑袋就砍谁的脑袋，英国在一千年当中的9个王朝里，这样的君主还真不多见。所以议会政治这一套，在人家那里已经玩了好几个世纪了。他也是有客观原因的，他不得不这么玩的。但是他形成这么一种传统以后，大家的行为和思想就都在这个框框里面。议会里面的人换成平民这就是民主了。其实，就是想说这个道理，就是原生态的民主国家。

2. 后发的民主国家

他就缺少这种民主性格的积淀，就没有办法从熟人社会玩起，你的民主化进程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程才到来的。这个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打破原来熟人社会的小圈子。人们不再一辈子呆在一个手工业行会里，或者有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村落里面，想干点缺德事还不好意思。资本主义社会是所有的社会关系围绕着交易这个目标进行重组。人们离开了由亲戚们组成的小村庄去大城市里面工作。稳定了几个世纪的人际圈子被打破了，资本主义是大范围的陌生人协作的经济关系。只不过在西欧、北美，他们有得天独厚的好处，就是人际关系被改变之前，他们的民族性格当中就已经积淀形成了这种妥协、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后发性的民主国家，他们面临着这个挑战。就是民主制度是突如其来的，像一股汹涌的浪潮冲进了你家的大门，你在经济上接受全球化的同时，你在社会的治理方式上，你也是不得不顺应这种潮流。可是你却没有像欧美这些国家一步步从熟人社会的自治这个层级玩起，那你的民族性格当中就缺少这种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行为习惯，突然间在大范围的陌生人尺度上实现民主，肯定就存在着若干断层，摩擦、磕袢就少不了。

3. 民主素质

说了半天，这个民主需不需要素质。很多人说只要智力正常都会玩民主，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进行计算，来参与公共生活。道理上是成立的。但是民主还是需要一些素质。有人说，美国刚成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有啥素质。人家200多年玩民主照样风生水起。我说的素质当然不是指文化学历这些方面，而是指在观念和行为习惯。需要在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陌生人群的潜移默化当中建立起一些大家能共同遵守的行为习惯。

具体一点，

（1）民主社会要求公民个体必须有比较强的自律性，这个民族还得有爱好秩序的品格。

说到这儿我要强调一下，咱们讲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主要是从比较成熟的民主社会体现出来的。至少这个社会要有一定的成熟度，你在里面运行民主，你才能看得出它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来加拿大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个特别惊奇的场面（停电，交通灯不亮，十字路口大家都自觉按4个stop sign 规则行驶）

这就叫公民的自律性和爱好秩序的习惯。还有在北美，在公路上有一条标有菱形块的车道，是给多乘客车辆运行的。就算那条路一辆车也没有，而正常车道堵车，也没有一辆单乘客的车转入那条菱形标识的路。

（2）通过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的习惯。

重点是妥协这个习惯。你得自己往后退，得习惯于不能完全实现你的目标。没有妥协，民主是没法玩的。妥协是不是没有原则呢，当然不是。妥协是一门学问，我们很难用理论来描述它。它纯粹是一个实践问题。其实它实际是一个艺术类的话题。得在实践中磨练你的技巧。研究古罗马艺历史的学者会纠缠于罗马人的政治成就，他们既能对外族持续不断用兵，从这个国家外部看，你可以看到它军国一体，保持极高的行政效率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公民的自由又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秘诀之一就是当罗马社会出现比较大的纷争的时候，他们总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就达成重大妥协。最起码在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能做到这一步。

我们今天说美国社会的割裂，实质就是不同意见之间的妥协度下降了。左派和右派都向极端发展，都不能够再包容对方了。

那么现在中国是一个后发性的国家，它没有经过英国人的熟人社会自治玩起来的民主化历程。在国民的习惯里面也缺少自律性和妥协性的精神的积累。那我们是不是就玩不了民主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已经有比较短的时间内社会的民主素质就锻炼成熟的先例。比如，日本和台湾。而且他们都是和大陆文化相接近的东亚文化社会，也都是后发性的民主国家。相对来说，台湾的民主社会成熟度要弱一些（因为有台独的极端思潮的影响），但它也算是民主转型成功。

刚才我们讲到英国的历史，在封建宪制的框架内孕育出宪政的种子。在长期封建自治的环境里，培养出协商妥协的自律的民族习惯，也许很多人要感叹，那么咱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土壤。其实还是有的。

4. 中国的民主土壤

中国的封建宪制比欧洲成熟得早得多。就是“周礼”。周礼是中国版的“封建大宪章”。在中国的传统信仰里面，礼教是天道的反映，它是自然秩序在人世间的体现。所以，礼教的道德权威是高于王权的。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周礼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普遍的约束作用，包括对天子。所以，我更习惯于把周礼叫作中国的“封建宪法”。毫无疑问，它是具有宪法意义的。秦朝以后废除了封建制，废除了分封建国的制度，改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其实，就是中国版的行省制度。但周礼的影响一直在延续。

礼仪制度只要变成了民俗，内化为民族内部的潜意识，它就有助于养成整个民族的自律和爱好秩序的习惯。就是通过礼教的约束，它能够形成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东亚社会民主转型比较成功的原因。你觉得中国大陆的人很不自律，以破坏秩序为乐事，那是因为原先的民族性在G 的几十年被严重破坏的后果。有人觉得中国2000年的帝制搞的是中央集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自治、学不来民主。其实像你理解的那种一杆子到底的专制只有G时期才有的。其实，在此之前的很多年，很多个世纪以来，乡村自治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中国2000年的帝制时间虽然长，但是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大背景下，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很独特的现象。所以也可以说是不太正常。这种状态维持的时间久了一点。

我们从人类文明的一般逻辑来讲，这个阶段不算很正常。因为世界上别的地方统一的大帝国都崩溃了。中央集中指挥的这种行省制度在世界上别的地方都被封建制度所取代。这些自治的小邦小国之间联合就发展出休谟所说的“封建宪制”，由封建宪制发展到近代宪制和民主。这条路是比较符合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逻辑的。欧洲的小国林立，发展出了很多民族和语言。它对于文化传播是不太有利的。

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它最大的文化成果就是只讲一种语言，为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从人世间的常理来看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要跨过秦朝以后2000年，在思想的脉络上接续《周礼》所开创的这种“封建宪法”的余绪。用若干现代化的观念内容替换、改造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个星期要讲百代宗周。有人说，你是开倒车，是复古，是搞复辟。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创新的事物，都是用复古的方式来进行的。最著名的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作为有几百年历史的思想运动，它和文艺的关系只是很小一部分。更主要的内容是在政治思想上全面开倒车，向古希腊和罗马回归。它这个开倒车还是跳跃式的开倒车，它就是跨越了从5世纪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世纪中间这一千年。只不过我说的跨越度又大了一点。欧洲只是跨越了一千年，我主张跨过2000年。当然不是说把秦以后这两千年的历史都否定了，抛弃了。文艺复兴也不是这么干的。秦以后2000年在宗教、哲学、艺术方面，中华文明都有很辉煌的成就，政治上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我是主张从封建宪法的角度重新认识周礼，看到其中符合人类政治文明一般逻辑的因素，意思是价值观体系的重建。中国历史上商周之际是一大变，周秦之际又是一大变。从晚清到现在又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是一大变。只不过，这一轮改变的过程一直没有完成，沿往到今天。

关于民主的素质，我最想强调的一条就是，民主社会是一个正派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