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范例-中国文化的死敌

中国人不善于创新，只精于模仿，或“山寨”，早已为世人诟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似乎在这方面探索不够，本文是这种努力之一。

华人的家庭教育，这是社会结构的细胞，第一重要的概念就是“服从”。小孩子被教育要“乖”，大孩子要“听话”，成年人要“安分”。除非你能将所有对手都打下去，作了“皇帝”，你最理想的“位子”目标，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作一个“驯服的工具”，上面不会亏待你。不论自己当老板还是打工，你会发现都是如此。我称这种思维方式为“太监思维”。

太监，是中国人发明，应该申请“世界非文明遗产”。太监思维，直到今天，仍然在统治中国人的头脑，什么“长江，黄河人才计划”，都属于这一类把戏。让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尤其是理工科的“工具头脑”，都尽收入“万人之上”诱惑的网里。太监被“去势”，连性的冲动都丧失了，还敢犯上吗？这就是“中国圣人的智慧：除弊病于未燃。当了太监，丧失了“根”，身心被扭曲，必然只会应酬上面，连个正常的“人”都不是，何谈“创新”呢？在中国社会，这种吃“态度饭”的人很多。而凡是有思想，有本事的，都是单位的“刺头”，即使在学术部门，如大学，都是如此，大家大概都有体会。在创新问题上，中国人问题，我认为远非如此。

如果将“诺贝尔奖”作为世界公平的“创新奖”，世界各大国按人均比例，中国恐怕应该被逐出联合国安理会席位。我认为，中国在创新问题上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态度问题；二，文化问题。

对创新的态度问题，其实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它是人类普遍的恶性之一，嫉妒，在华人中的公开表现。美国人嫉妒不用说，但只有悄悄暗地里来。如数年前闹的轰轰烈烈的“花样滑冰比赛”两个女星，一个被打伤了腿的事。美国人生活中竞争是天天都有的事，尤其在政治生活中，每个人都想无所不用其极，想将对手打掉。出格了，如选总统，就遭弹劾，也是不客气的。因为美国有一套制度，保证基本的公平竞争。

中国人的嫉妒呢？是将对手“干掉”，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政治上，如“薄熙来”的遭遇。平时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你要讲一个新观点，就会有国人立刻告诉你，你在“山寨”。这同单位里要提拔你之前，领导会接到一个匿名检举信，说你有“乱搞女关系之嫌”一样。中国人没有“重证据”的概念，一切都凭印象，所有你的梦想半年以后再说吧。

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与创新对立的文化。如果你想培养你的孩子有创新能力，请千万不要教他学中国字开始。学了中国字，你就沾染了中国文化。学了中国文化，你就被灌输了“如何作奴才”的思维方式。除非你有非常的排毒能力，否则不要轻易尝试这种“毒品文化”。

如果说中国文化反对创新，它推崇什么呢？中国文化仅仅关注“现世”的，可见的，物质的，有利益的，有成果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爱山寨”的原因。中国人一切行为，都是要“短平快”，只顾眼前“当年红现得利”。抱着这个目的，中国人要“一考定终身”，攀“藤校”，比奢华，比任性，比虚浮。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时髦的说叫“三观”。

从哲学上看，中国人所追逐的“存在物”，不是西方哲学的“存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猜到了世界“一为二，二为三，三生万物”。可中国人从来没有深入的对“一”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不是“现象”，不是结果。中国文化对“原因”从不感兴趣。研究事物的“原因”，就要提问题，中国文化反对提出问题，反对深入思考，而要你接受圣人，权威，的定论。

再往前走，西方的理性所研究的一，是现象的“物自体”，即使康德也仅仅提出，没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康德证实了自己的“理性的界限”。踩在巨人肩膀上如牛顿，五年后我仍然诚实地说，“范例体系“的思想更进了一步，而且是最后的一步：既“哲人之石的狼来了”。范例体系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存在“，而是深入到”存在的原因“，既“在”，或称为”潜在“的范畴里研究。还不止如此，范例体系找到了终极的真理“绝对的绝对”，既，“背景”。

从中国文化感性本能喜欢的“结果”，到西方理性研究的因果，“现象和存在”，最后走到潜在和背景，是一个”哲学的三级跳“。创新，这个概念还在西方理性的范围。如果不是为”有用“，是不用考虑继续前行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天性。只有你以此终极目标为人生，你才需要明白什么是“范例体系”。否则，好好享受“感官的刺激”和理性的心理需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