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阿麗 女，重慶市人。紅岩村民中高 66 級 1 班同學。1964 年 8 月下鄉到達縣宣漢峰城區鳳林公社社辦林場。1977 年返城在重慶北碚建築公司當工人。當過該公司的知青帶隊幹部，搞過財務會計。1982 年頂替退休父親，被商調到重慶北陪區房管局。任過房管所長、產權科長、房屋交易所所長等職。1985 年入黨。1987 年獲得四川省幹部函授學院畢業的大專文憑。 1987 年曾當選為北陪區第十三屆人大代表。1992 年十四屆人代會上，當選為北陪區法院的人民陪審員。1999 年通過全國統考，獲得高級房產經濟師職稱。2000 年初退休。享受副處級工資及政治生活待遇。現任北陪房屋交易所退休黨支部支部書記和退休管理委員會主任。

陽雀老林建林場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我由於家庭出身問題，1963 年於重慶市二十八中初中畢業時，儘管是班上的班長，學習也不錯，但就是沒能升入普通高中。對於不讀書又不服氣的我，於是便考入了當時可以不計較出身成份的重慶市沙坪垻區化龍橋的紅岩村民辦中學高中部學習。入學後因成績和表現尚好，被推選為該校學生會副主席。

由於家庭出身問題的沉重十字架一直壓着我，在紅岩民中學習了僅一年，1964 年 8 月，在學校和街道的動員下，自己抱着到最艱苦的農村去“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脫胎換骨改造自己，爭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決心，與同校的高、初中部的十三名同學一道，到了當時的宣漢縣峰城區鳳林公社林場當知青。十四名同學中最大的當時十八歲，最小的只有十四歲。此時與我們同批到達峰城區的共有四十多名知青。分別在鳳林、廟壩、南坪和東升四個公社林場。

峰城區當時屬於宣漢縣的貧困高寒區之一。這裡離縣城 120 華里，沒有公路，沒有高樓，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每年冬天都總是要積雪。山里好多農民一生都沒有到過縣城，沒有見過汽車。外地的城裡人也很少到這裡來。我們 1964 年 8 月份剛到鄉里時，有幾個穿着裙子的女同學竟被這裡的老人和小孩攆上攆下圍着象看什麼稀奇似的議論個不停。當時這裡的閉塞落後程度可見一斑。

我們所到的鳳林林場位於距鳳林公社五里多山路的一個名叫“陽雀老林”的山坡上。所謂林場，我們見到的除了雜草叢生滿目的荒涼外，就只有一座土牆茅草房。公社從生產隊抽調了三個老一些的農民，一個當指導員，一個當場長，一個財務會計，我們統稱他們為“老場員”。我們就在他他們的帶領下，從事林場的開荒、種地、養豬養牛等農事勞動。

按當時的政策，下鄉的知青兩年內由國家每人每月供應 45 斤大米，2 元零花錢。由於林場地處不挨鄉不靠隊的偏僻“陽雀老林”中，無一塊熟田熟地，我們的生活勞動之艱苦就可想而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干着有生以來從未幹過的開荒、種地的重體力活。每個知青都經歷了手上打起無數血泡，肩上又紅有腫，最後磨起了繭子的痛苦。高強度的體力活，吃的就是一碗白乾飯外加一碗玻璃湯(米湯里加點鹽巴)，住的是土牆茅草房。

林場裡十四個知青中，我雖然也才十七歲多，但已算年齡較大的，加上下鄉時就下定了吃苦磨練自己的決心，因此總是要求自己克服各種困難、忘我的勞動。什麼種地、栽秧、擔大糞、背牛糞、打連蓋自不必說，連當地的女社員都未幹過的犁田、搭田坎這樣既費力又帶有一些技術性的苦重活，自己也跟老場員和一些男知青一樣地干。“女知青能犁田”這在全公社當時還被傳為佳話、奇事。

為了改變住茅草屋天上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夜裡幾個知青擠在一床不能入睡的狀況，我們又在老場員的帶領下，顧不着手、臉被劃出血，衣服被掛破的疼痛，在藤纏刺繞的山林中披荊斬棘地砍窯柴。柴自然曬乾後又通宵達旦地燒窯瓦，累得熬紅了雙眼，睏乏得站着都想睡覺。這樣艱苦奮鬥了三個多月，才終於住進了自已燒的瓦蓋的土牆瓦房中。

為了改善一下每天三頓“玻璃湯”下飯的伙食狀況，我們常到二三十里外的公社下屬的各個生產隊的社員家中，背些南瓜、青菜、鹹菜等回來。為了能有點菜油吃，我們常在雨天或雪天公社榨油房炒菜籽缺柴燒的時候，冒着雨雪寒冷，去山上砍上一些樹枝，背上一百多斤的拉拉子（最重時我背過二百零幾斤，而當時我的體重也才一百斤不到。“拉拉子”即將一人多長的樹枝砍下來後，堆在一起，用葛藤將兩頭一捆再用兩根葛藤分別兩邊上下一系當背帶，也顧不着柴棍梗背，就往背上背。）到五里路外的公社榨油房去換些菜油。為了怕冬天下雪後，路上有凌冰，腳下打滑，就學着老場員在鞋上腳板中心捆上幾圈草繩，儘管這樣，在高低不平的崎嶇山路上，還是免不了有連人帶柴滾出好遠，弄得一身雪泥和傷痛的時候。

為了解決耕田和肥料的問題，林場還餵了豬和牛，最多時餵了六頭豬、三頭牛。每天都得有人打豬草、割牛草，“陽雀老林”土地貧瘠豬牛草很少，為了打上一背豬草，常常要跑七八里路遠。春秋天還好.一到夏天，雨水、露水使得衣服褲子常常是濕了干、幹了濕。早上出去，常常要到下午三四點鐘才能回場吃午飯。

一年 365 天，除了冬天積雪時和去公社、區、縣開會外(那時一年一般要在縣裡召開一次先進知識青年代表大會。120 里的山路，我們從來都是一天走去，開完會後又一天走回來。回來後，第二天馬上就出工)，在我的記憶里，幾乎從未有過休息。唯一的一次，我一天沒出工，都是因為常穿濕衣褲致使腳關節疼痛得下不了地，才不得已在床上躺了一天。當時我還以為腳從此要殘廢了呢。在艱苦的勞動和生活中從未掉過淚的我，這回卻悄悄地哭了。哪知老天保佑，第二天，在沒有經過任何治療的情況下，竟又奇蹟般地能起床幹活了，但從此落下的關節炎毛病，卻伴隨了我的一生。

由於吃苦耐勞的忘我勞動表現，一年後，在那個“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年代，我竟被鳳林公社共青團組織吸收批准為一名光榮的共青團員。單純幼稚的我，感到自己大概應該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範疇了吧，心靈上得到了莫大的滿足和安慰。

處於那樣艱苦環境中的林場知青，當年最大的快樂又有些什麼呢？在我的記憶中，那就是能在殷殷的期盼中，收到鄉村郵遞員跋山涉水送來的重慶親友們的來信；偶爾到公社街上唯一的一家小食店花一角錢吃上用隨身帶去的三、二兩米換得的一碗有些鹽巴和油星的小面，或者是有點甜味的米發糕及白糖包子；偶爾到熟悉相好的附近社員家中吃上一頓有些葷菜的雜糧飽飯；或是等到七八月份雨過天晴大家嬉笑着到山坡上、樹林中去撿野生蘑菇。撿回來洗乾淨後熬上一大鍋山珍蘑菇湯。那撿蘑菇和吃蘑菇的過程，現在回想起來，都讓人感到回味無窮。總之回城後，我是再也沒吃過那麼鮮美的蘑菇湯了。

再有一件快樂的事，就是每年冬季積雪時，不能出工，知青們就在林場排練一些文娛節目，唱歌、跳舞、短劇、小品、相聲、車燈、三句半等各盡其能，人人參與，練好後等到春節期間，便到公社和各大隊去輪流為社員演出。在給社員們送去歡樂的同時，也使我們感到莫大快樂。

對於我個人來說，還有一件快樂的事，就是在 1975 年年底結算兌現分配時，我由於工分做得多，在當時一個勞動日 10 分並且僅值一角二分錢的情況下，我全年結算下來，居然分到了 43 元錢，這是在那麼低廉的勞動力的條件下，獲得的讓人一輩子都難以忘懷的第一筆勞動報酬。也許正是這筆收入，養成了我一輩子都節儉不驕奢的品性，教會了我懂得珍惜自己的勞動，同時更加珍惜別人的勞動。

從 1964 年 8 月到林場，直到 1968 年底林場解散為止，我們共在林場艱苦生活了整整四年多。林場的這段勞動生活，給了我最大的磨礪，也成了我人生的一筆財富，使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

快樂的知青樂園——知青三姊妹之家

1968 年底，隨着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我們六四年下鄉時所在的林場被砸爛了、解散了。我只得與六五年也下鄉來到宣漢縣峰城區鳳林林場的妹妹一起，落戶到了離林場較近的一戶張姓農民家中，住在他家用來堆柴火用的偏棚里。那年冬天，特別冷，雪下得很大。堆柴的偏棚就是幾根松樹棒斜靠着牆支撐着，根本無法遮風擋雨。記得有一天早上起來，睜眼一看，外面到處一片白茫茫，床上還撒着一層白雪花。就在我們對這樣的日子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公社通知我們原林場的知青自由組合，自己選擇到所在的公社的生產隊去插隊落戶。於是我和妹妹張華，還有在六四年初中畢業後已下鄉到樊噲區三墩公社林場的弟弟張向，一起插隊落戶到了鳳林公社三大隊二生產隊。

該生產隊地處白岩灘溪河的半山腰上，距公社十五六里，距峰城區二三十里，出門不是爬山就是下坡。若到區上經過白岩灘河，沒有橋，就只有大着膽子從立在河中已經傾斜的幾個石墩子上跨過。如若背上背着東西，過河時無不提心弔膽。曾記得，1972 年公社在大隊修堰塘需水泥。時任民兵排長、年富力強的社員陳仕周，背水泥過河時，遇下雨溪水猛漲，石墩打滑站立不穩，竟連人帶背夾、水泥跌入溪河中，最後連屍骨都未找到。這樣的悲劇給他的家庭和鄉親們留下了永世的傷痛。由於交通不便，這兒絕大多數農民世世代代沒有出過大山，沒有見過火車、汽車、高樓、電器。世代相襲，臉朝黃土背朝天，過着沒能解決溫飽的生活。一年干到頭，也是在秋天收了穀子後，吃上兩頓白米乾飯，其它時間都是洋芋、包穀、紅薯等雜糧為主，特別是過了年之後，農曆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不少人家就只好半飢半飽熬到五、六月間洋芋出來才吃上一頓飽飯。

我永遠記得，在一次傍晚收工回家的路上，當時隊上一個姓劉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仰天長嘆：“老天啊，何時才能讓我們天天有飽飯吃喲！”也記得我們同住的院子裡，鄰居家的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由於家裡沒米，頓頓吃洋芋，一怒之下，將全家人吃飯用的小桌子掀翻，哇哇大哭的場景。這個小男孩如今已在外地落戶安家並打拼出了一番事業。已為人父的他和他的父母，至今尚不忘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為他們家送過去的一碗洋芋米飯。

山村的人們雖然很窮、很苦，但卻格外的純樸、善良。我們剛插隊時，除了隊上給我們特別準備了農具、家俱外，不少社員還給我們送來了青菜、鹹菜，以及自己都捨不得吃的豬油。之後，又手把手地教我們做活、做家務，什麼煮飯種自留地、做鹹菜、碾米篩米、熬高梁糖，他們教什麼，我們就學什麼、幹什麼。

由於有在林場勞動鍛煉的基礎，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很快學會了農村的一切農活和家務。每天和隊上的社員一起出工，干挖地、薅草、栽秧、割谷、背糞、打把、背土、修堰等各種農活。不多久，我們與生產隊的社員們完全打成了一片，融為了一體，彼此親密無間，相處友好和睦，同時，我們姊妹三個齊心協力、不辭辛勞，將家裡的生活也安排得井井有條。

我們不但將自留地種了能熬糖的甜高粱、油菜、青菜、蘿蔔、西紅柿，還種了當地當時沒有的冬莧菜、藤菜和包包白菜等。除此外，我們還餵雞、餵兔、餵羊、餵豬。家中的副業搞得比當地一些社員還好。這樣，不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每年兩次請社員幫我們砍柴火時，我們就可以好好招待他們吃上兩頓可口的飯菜。

1970 年大隊小學缺教師，我便去代了近兩年課，每月除了記工分外，還有幾元錢的津貼。我弟弟又專門自學了剃頭的手藝，幫社員剃一年的頭不收錢，由社員劃撥工分給他。這樣，我們這個知青三口之家在當地社員和知青的眼裡都認為日子過得還不錯。區內原林場的老知青，六八年以後插隊落戶的新知青，前前後後的知青們也經常來我們這兒剃頭和串門。知青們聚在一起，圍着火兒坑，擺擺龍門陣，談談心裡話，然後吃上一頓自己做的臘肉加洋芋和新糯米，在火兒坑上用吊鐵罐煮的香噴噴的糯米飯，也算是打牙祭改善生活了。此時，我們三姊妹的知青之家，也恰似個知青的樂園。儘管苦中作樂，其樂也無比。時光如流水，一去永不返。

知青的生活已成為了過去的歷史。然而宣漢鄉村的山山水水、風俗人情給我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與我們結下了永世不解的知青情結。那兒有我們付出的無數汗水和心血，我將人生中最寶貴的十三年的青春年華，留在了大巴山的那片熱土上，那兒永遠是我魂牽夢縈的故鄉。

2002 年金秋十月，我們姊妹三人結伴，專程回去探望了那兒的父老鄉親和我們曾經的家園，受到了鄉親們的熱情接待。我們看見從縣城到各個區都已通了公路，從區到鄉村也修了毛坯公路，村村通了電；農民們吃上了水泵抽的水、機器打的米，有了電視，有了電話，家家糧食有餘，生活有很大改善，溫飽已不存在問題。我們感到無限欣慰。

當我聽說有一個當時我們同院鄰居家的小女孩家庭比較困難，讀了小學二年級馬上就要輟學時，我立即鼓勵她堅持學習，並願主動為她資助學費。現該小女孩學習及表現均不錯，已就讀於峰城中學。能為家鄉盡點力，也是我晚年的幸事。

難忘的教書生涯

我1964 年下鄉，1977 年返城在，宣漢縣峰城區整整十三個春秋。十三年裡，有七八年的時間是在當地教書。

記得第一次是在 1965 年的秋季。那時我還在峰城區鳳林公社林場當知青。那年各地農村陸續開辦了“耕讀小學”，顧名思義，即教師和學生都是一邊耕作，一邊教書或讀書。我被派到離林場約五里路遠的公社五大隊獨山耕讀小學教書。在學校教半天書，回林場出半天工。教書、出工都是記工分。所謂的耕讀小學，也就是一個教師，一間農民的舊瓦房作教室。教室裡面有一張黑板和十幾張桌凳。第一學期有十幾個學生，有一、二年級，後來最多時有二十幾個學生，有三個年級。學校所有的學生都在同一個教室里上課。教師很辛苦，必須交叉着給不同年級的學生上課。當給一年級學生講課時，就安排二年級學生做作業，三年級學生則預習或複習課文。音、體、美則同時一起上。

山鄉的學生，儘管想學習知識，但因生活貧困不得不兼顧家務和勞動，因此仍常有學生缺課。為了讓這些窮孩子多學一些知識，我常在下午二點左右放學後，去沒來上課的學生家補課。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我發現姓孟的弟兄倆個學生，老是今天這個來缺那個，明天那個來缺這個，問是咋回事，兄弟倆都低頭不語。一天放學後，我踏着雪到弟兄倆家裡一看才知道，因為天太冷，弟兄倆卻只有一條完好的褲子，只好輪流穿着來上學，致使每天都有一人缺課。當時，若不是我親眼所見，確實不敢相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我們國家還有這樣貧困的家庭。

之後，我用當時林場知青一月僅有的兩元錢，扯了四尺藍布送去該學生家。他們全家人不勝感激。此事，我終生難忘，在我腦子裡長時間揮之不去。在耕讀小學任了兩年多的教，直到 1967 年底文化大革命進行中提出要停課鬧革命，學校停課為止。

學生和家長對我都很愛戴和敬重。記得那年選鄉人民代表，獨山所在的五大隊很多群眾都要推選我作為候選人。雖因當時唯成分論，對我這種非“紅五類”子女，上級不可能批准，但卻說明了群眾對我工作的認可。

1969 年初在文化大革命“砸爛李井泉辦的黑林場”的造反聲中，鳳林林場也解散了。我插隊落戶到了三大隊二生產隊。1970 年初大隊小學缺代課教師，我又在那兒代課。兩年後，區里又將我調到峰城中學去當代課教師，教初中一年級的語文並當班主任。

作為六四年就下了鄉，僅僅有高一年級學歷水平的我，要去教初中學生，剛開始自己也怕不能勝任，經試講了兩節課，校領導尚為滿意，我也就充滿了信心。在那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教學參考資料極少，我除了虛心向老教師學習外，還想方設法搞到了一本《新華字典》、一本《成語詞典》和一本舊的《辭海》，將它們也當成自己的老師，有空就看，不懂就翻，唯恐因自己的差錯，貽誤了學生。這樣我邊學邊教，直到將學生教到初中畢業。1975 年鳳林公社完小實行戴帽初中班，我又被調回鳳林任教。直到 1977 年 9 月被招工回城。

在農村七八年的教書生涯，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農村孩子對知識的渴望和那種艱苦生活環境所磨練出來的吃苦耐勞的精神。

住家離學校稍遠的學生，每天來回要走二三十里的山路，天天早出晚歸，只能吃上兩餐飯。冬天，雨雪交加時，很多學生仍然是單衣薄衫，有的甚至還光着腳板在雪地里走。手、腳、臉蛋凍得像紅蘿蔔似的，有的腳、手長了凍瘡，甚至潰爛了，仍然堅持到學校學習。讓人看了無比心疼，也由此加深了對他們的愛和教好他們的責任心。

而今時過境遷，我想，當年的學生和他們的孩子們現在應該早已告別了貧窮，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了吧。祝願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插上知識的翅膀，越飛越高，越飛越好。

難忘的知青戰友

1964 年 8 月與我一起同批到達宣漢縣峰城區的知青中，有三位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他們三位中，當時一位女知青被分配在鳳林公社林場，另兩位男知青被分配在廟壩公社林場。

鳳林林場姓高的女知青，在林場經歷了一年多艱苦的勞動生活磨練後，可能對那種開荒、種地、砍柴、擔糞等大強度的勞動及經常是 “玻璃湯”(鹽米湯)下飯的生活堅持不住了，於是便嫁給了離鳳林公社四十里路遠的峰城公社某大隊的一個農民。但沒過幾年，該知青便在貧病交加中悲慘地去世了，是知青中最不幸的一位。

廟壩公社一位姓蔣的男知青六九年林場拆散後，插隊落戶到了廟壩一個大隊生產隊。自己拜人為師，學了獸醫技術，成天不辭辛勞地奔波在公社各大隊的崎嶇山路上，為社員們餵養的各種牲畜、家禽防病、治病和煽豬、煽牛、煽狗（煽：給家畜絕育）。開始是為生計奔波，後來卻深深地愛上了這一行，愛上了他為之付出勞動的熱土和這兒的人們。1980 年他父親在重慶沙坪垻區化龍橋房管所退休，讓他回去“頂替”接班，他都舍不下自己的這份事業和這兒的山山水水及鄉親。因此而斷然拒絕了父親的好意，放棄了“頂替”回城的機會，一心一意在那兒當獸醫。後來又和當地的社員結了婚，把家一輩子安在了宣漢縣峰城山區。現雖已從畜牧獸醫站退休，仍繼續不懈地在為山鄉的人們貢獻着自己的獸醫技能。

再一位廟壩林場姓肖的男知青， 1969 年插隊到廟壩公社一個大隊生產隊後，愛上了當地一名女青年。兩人結婚後生育了四個子女。為了紀念上山下鄉運動，他們為四個子女分別取名為“上”、“山”、“下”、“鄉”。現在四個子女都已長大成才，並各自成家立業。上山下鄉是他們家庭抹不掉的記憶，也將是我們這一代人和走向繁榮昌盛的國家世世代代刻骨銘心的記憶。該知青現也已經是峰城區食品站的退休老職工。

2004 年 9 月，我們在重慶組織了一次峰城區 1964 年下鄉老知青的上山下鄉四十年聚會活動。蔣、肖二位特地從峰城趕來參加了。他們的精神面貌和身體狀況都很不錯。他們真正是在農村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紮根農村一輩子的知青代表人物。作為我曾經的戰友，祝願他們身體健康，合家幸福，充分安享晚年的天倫之樂。

曲折艱難的招工經歷

1972 年初，母親為了讓我回城，提前辦了退休手續。知道這一消息後，我立即回電給家中父母，將此回城“頂替”工作的機會，讓給了只比我小一歲多的同住一個生產隊的弟弟，之後同住一個隊的知青妹妹辦了病殘手續也回城了。直到 1977 年，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在四川內江插隊落戶，按當時的政策，家中凡還有三個知青的便可被招一個回城工作，兩個弟弟把這次機會讓給了我。可萬萬也沒想到的是，當 1977 年 6 月份招工單位的人員來到了區上，還沒到公社就被給卡住了。這種情況就是在表現極差的知青中也是極少見的事。

後來區上一個幹部和公社一個領導找我談話，要我交待清楚和某校已婚的某老師的不正當兩性關係，才能為我辦回城手續，這下才使我明白了其中的緣由。那是1975 年，我在峰城中學代課時，區里一位女幹部為了給我介紹一位她的死了妻子的同事，遭到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絕而對我採取的打擊報復行徑。當時這位女幹部就明目張胆地對我不止一次地說過，如果我不答應她，我的工作將永遠不能解決。這使一貫潔身自好的我十分氣憤和震驚，但我並沒有屈服於邪惡勢力的種種威脅，一直不屈不撓地與其展開了近三個月的抗爭。在招工單位的大力支持和同情下，我衝破他們的禁閉、看守(當時把我關在公社信用社樓上，白天晚上專人看守着要我承認他們的誣陷。) 跑到縣城，找到縣知青辦、縣法院和縣醫院。因為當時知青在招工過程中遭到的類似被迫害的事情已有不少報道。這樣在縣醫院的體檢證明和法院的干預下，區、社才不得不趕緊為我辦了返城手續。重慶招工單位 1977 年6 月 10 日到區上，先後來了三批四名招工人員，到 1977 年 9 月 7 日將人招走歷時近三個月，可謂艱難曲折。

一個下鄉十三年、表現一直不錯的知青，在招工時卻這麼長時間地被卡住不放，在當時的峰城區內和知青當中產生過不小的轟動。

現在想來，任何時期都難免有陰暗角落，都難免有卑劣齷齪的小人，所以也就不足為奇，只把它當作是在農村對我人生的又一種錘鍊。

下面是我當年離鄉返城途中寫下的一首打油詩《離感》，讓它作為此次回憶知青經歷的結束篇吧。

離感

一步一回頭，兩步一停留。回家時喜事，思親情更稠。思緒千萬段，難止淚水流。今朝一別去，何時再回首。漫長十三載，歲歲露崢嶸。有歡又有樂，有苦更有愁。廣闊天地里，經風又沐雨。鬥爭長才幹，紅心烈火煉。樁樁尋常事，件件刻心間。山水潤我心，糧米供我生。叢山峻又秀，人民更純真。貧下中農好，相互手足親。教我十三載，恩情難忘懷。政治到思想，生產到生活。大事到小事，樣樣有學問。件件他們教，樁樁他們幫。教我學犁田，教我做鹹菜。急我之所急，助我之所難。

老的像長輩，小的平輩間。改天換地同戰鬥，彼此熱汗流一處。大春小春忙收割，共同享受豐收樂。閒時有空火炕坐，擺談家常做鞋墊。

夜晚開隊會，月亮升又落。節日搞宣傳，同喜又同樂。下鄉十三年，教書七八載。出入學生間，工作不知倦。熱心育新人，師生感情烈。可恨饞佞人，離前把我迫。大雪融化後，青松更挺潔。可愛大巴山，美麗鳳林場。記你永難忘，把你永銘刻。

上傳者說明：

2021年12月，疫情中經常封城的重慶江北，某茶樓上，重慶40中、6中老三屆同學商量“吃螃蟹”，發起編寫《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

2022年3月始，仍在疫情中，更多的老三屆同學，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的十餘所中學，踴躍參與了“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編。

他們的文章基調與中國老三屆精神一脈相承，巴山蜀水的人文風貌，重慶豪爽的地方特色和感染力極強的韻味躍然紙上。

2023年5月，疫情解封后，《重慶市老三屆回憶錄選》正式出版。作為《中國老三屆回憶錄·重慶卷》，置身“中國老三屆史”之下，猶如路面上鑲嵌的一排碎石，花展中編織的一簇薔薇，文明的火炬實現了接棒相傳。歷史需由參與者來書寫，《老三屆回憶錄》就是參與者的親筆記錄，任何試圖掩蓋歷史真相的齪劣行徑，必在此昭然若揭。

173篇文章，篇篇皆真情。好文需分享，若束之高閣，實在可惜。作為回憶錄的參與者，我將陸續轉載其中的一些文章，預料共鳴者必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