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懷冰 前幾年，我家二十幾年的老鄰居，我父親的忘年交楊穎嘉給我來電話。 楊穎嘉曾任重慶市委紀委副書記，市人大副主任，已退休十多年，對重慶的歷史極有興趣。 楊穎嘉說，渣滓洞的烈士許建業（《紅岩》中許雲峰的原型）的革命經歷中有與我父親的關係記載，“據史料記載，許建業和周致遠共同參與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七七事變後，……鄰水縣黨組織的……周致遠、許建業、……等同志商議，決定抽出骨幹人員織成移動宣傳隊，深入鄉鎮村落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推動全縣抗日運動。在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中，許建業和周致遠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許建業積極投身其中，憑藉其出色的組織能力和堅定的革命信念，成為活動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之一……” “周致遠則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通過編寫具有感染力的宣傳材料、創作激發民眾鬥志的文藝作品等，為宣傳活動增添了豐富多彩的元素……” 父親和許建業的關係我曾聽他說過，他們是鄰水中學的同學，一起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我父親是38年6月入黨，許建業同年8月入黨，45年10月我父母在貴州盤縣（今天的盤州）結婚時的主婚人就是許建業。許建業被捕前我父親與他一直有聯繫。他48年7月在渣滓洞被槍殺後，我父親49年8月被捕，由於沒有任何證據，被保釋出獄後與組織失聯脫黨。新中國成立後種種原因加之極左政策，我父親的黨籍問題遲遲不得解決，30多年後的82年才得以恢復。 就因為我父親的黨籍問題，竟困擾了我的整個青年時代。
“小鳥在前面帶路，風啊吹向我們，我們像春天一樣，來到花園裡，來到草地上……”這是我少年時代最喜歡的一支歌，也是我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的寫照。 重慶解放時，我還不到兩歲。等我滿了兩歲，我父母就把我送到了第一托兒所。五十年代初，第一托兒所只收西南幹部局的子女，是一個全日制托兒所，地處西郊公園（現在的重慶動物園）旁邊。第一托兒所給我留下來的最深印象是：每棟很洋氣的二層樓房之間都有走廊連接，也就是說，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樓完全不會日曬雨淋。解放初期，幹部都是供給制，那時候在我們托兒所里，小朋友的穿着全是一個樣子（當然夏天還是有區別的，小女孩穿裙子，小男孩穿短褲），周末回家，如果見到和你衣着相同的孩子，就知道也是第一托兒所的，哪怕是不認識，也有幾分親切感。托兒所里有很漂亮的花園，小時候我最喜歡的就是在花園裡抓蝴蝶，捉螞蚱。當年蘇聯專家的招待所也在西郊公園旁邊，每當阿姨（我們稱老師為阿姨）帶我們去西郊公園旁邊的小河邊散步時，總是能碰見幾個蘇聯專家：“茲德拉斯特維傑”，“私巴塞巴”，“達斯維達尼亞”，我們都會嘰嘰喳喳用剛學到的蹩腳的俄語打招呼。 幾十年過去了，俄語基本上都還給了老師，唯獨這三個詞牢牢地扎在了心裡，始終不曾忘記，童年時的啟蒙教育確實會深深地刻在一個人的記憶之中。 到了上小學的年齡，自然而然就進了當時的西南局幹部子弟小學——重慶市人民小學。人民小學也是全日制學校，我小學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學都是第一托兒所的，所以，儘管換了環境，但也沒有好大的陌生感，我們還像在托兒所一樣“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親愛的叔叔阿姨們，和我們一起過呀過着快樂的節日”。 從托兒所到小學的那些年，社會上的各項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反右鬥爭等等，對我們這些被關在象牙塔里的孩子們雖然體會不到它的殘酷，但還是能感覺到身邊的一些變化。三年級開學的第一天，就看見我們的老校長穿着已洗得發白的舊衣服，拿着笤帚在掃校園。在她那厚厚的眼鏡片的底下目光呆滯，帶着茫然，不解，還夾着那種小心翼翼的謹慎（那種眼神我終身難忘），全然沒有了往日裡溫和而又不怒自威的氣勢。那年，我學生時代的首任班主任，我最喜歡的劉老師也在校園裡消失了。好多年以後（文革結束後），我和閨蜜找到她家去拜訪她，才知道那年她那個任某中學校長的先生被劃為右派，她也就不能再在我們那個幹部子弟學校呆下去了。她被調到了一個普通小學，而老公則被發配到鄉下。也是那年，和我一起從第一托兒所來的好朋友也不知道去哪裡了，後來才知道她那個重慶市第一任財政局長的父親的右派身份讓她不得不轉學了。 但無論世事如何地變化，關在小學校里的我們，除了身邊的老師，同學有些變化外，學習，生活幾乎沒有改變，我們依然是“像小鳥一樣，等身上的羽毛長得豐滿，就勇敢地向高空飛翔，飛向我們的理想……”十來歲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意識到，父母身份的變化不僅會改變他們自己的處境，也會極大地影響到子女的成長。 從托兒所到小學畢業，我的記憶里沒有填過什麼“履歷表”。成份是啥玩意？我全然不知，更不會想到，它竟然困擾了我的整個中學時代。 六一年考進重慶 41 中 (巴蜀中學), 報到後就讓填表 (履歷表)。記得第一次填表我是帶回家讓我老爸填的, 上面究竟有些啥內容我還真不清楚。以後每次填表我都是照着我爸給我填的第一張表抄上去完事。 履歷表格上, 我記憶最深的就是“成份”那一格。一次次填表，看到成分欄竟有“觸目驚心”的感覺：“成份”就是指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成份”的不同, 悄然地改變了同學之間本來和諧的關係: 革干、革軍, 工人, 職員, 小業主……； 品行和成績不再是衡量一個學生優還是差的尺子,“成份”把同學們分為了“紅”,“白”,“黑”的幾類。“紅”的當然自帶優越感,“白”的自律,“黑”的謹慎。 我的表格里那一欄始終填寫的都是“革命幹部”。我只知道老爸是川東地下黨的 (他的其他經歷我一點都不清楚), 川東地下黨的成員, 那肯定是革命幹部囉, 所以,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的成份有啥問題。直到有一天 (大概是我上初二的時候), 我聽見我爸和我哥 (我哥當時讀高二了) 的談話, 我才知道我爸四九年被捕坐牢, 出獄後與他的上級失去聯繫, 脫黨了。解放後, 組織上的審查一直沒有結論, 所以老爸的組織關係始終沒有恢復, 也就是說老爸不是黨員。 從那天開始,“革命幹部”的成份就總是困擾着我: 不是黨員, 怎麼能算是革命幹部呢?我也沒和我爸, 我哥說出我的疑問, 只是有一次填表時, 我直接把成份改寫成“職員”了。因為, 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做一個誠實正直的人, 我寧願堂堂正正做“職員”子女, 也不想躲躲閃閃當“革干”子女。結果第二天就被我當時的班主任叫去又修改成“革命幹部”了。那個班主任是教政治的, 她應該是懂政策的, 她認同的應該不會錯吧。從那以後, 我心裡的疑問雖然沒消除, 但“革命幹部”這個成份就再也沒改過了, 在我的中學階段, 那個讓我困擾的成份並沒有對我有任何的影響, 但我哥就被它拍了一下。我哥是在文革開始前兩年考進大學的, 那時候, 社會上, 學校里的風氣越來越左。因為我老爸仍然在受到內部審查, 黨籍沒有恢復。 這樣，我哥讀大學時，一直被排斥在“革乾子女”的群體之外，那個群體的任何活動都沒有通知他參加，他應該很清楚不是他自己不好，皆因那個有瑕疵的“革干”成份。 我呢，就因為一直被那成份困擾着，雖然沒遭遇我哥的尷尬處境，但我仍舊覺得那是埋在我身上的一個雷，一旦被引燃，那炸到的不止是我，還會炸到我老爸和家裡的每一個人。所以，在那個荒唐的年代，我基本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左派”組織，除了不贊同他們的極左的做法，更擔心對立面的同學知道了我那個成份而惹火燒身（當時學校的檔案室已不是禁地）。在整個中學時代，我雖然也交過入團申請書，但始終沒有積極地靠攏團組織，就怕在“鬥私批修，觸及靈魂”時面對那個解釋不清楚的成份。 文革結束後，成份也漸漸被淡化了，履歷表中已經沒有了它的一席之地。八二年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所中學教書。那年年底的一天，學校管人事的老師專門把我叫去辦公室，拿出我老爸的上級黨組織給學校發來一紙公函，公函上寫道：某某某同志，經組織審查，歷史清白，予以恢復黨籍，黨齡從1938年算起……。然而，這一切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但對於我老爸，經過三十多年的審查，還給他了一個清白的人生，終於可以了無牽掛，輕鬆，愉快地過好他的餘生……。 老爸97歲善終，走得很平靜。 從50年開始，我父親一直在政府部門擔任一些領導職務。因為黨籍問題，都是副職。在以後的那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我父親幾乎都能逢凶化吉，雖然文革中也坐過牛棚，遭受過批鬥，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帽子一頂不少，他都能逃過厄運，倖存下來。我想這大概與他在川東地下黨十多年的工作鍛煉不無關係：面對複雜惡劣的環境，除了有堅定的信念，必須有清醒的腦子，有正確的判斷力，慎重行事，否則就會給自己和組織帶來滅頂之災。 我父親一輩子胸懷坦蕩，光明磊落，是非分明，謙虛樸實，正直善良。我的父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他是我們兄弟姊妹做人的標杆。 2004年7月30日南川黎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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