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自古多元并存，兼容并包，这既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的混沌之源。从《道德经》的超然与反功利，到《罗织经》的权术与算计；从《红楼梦》的人情悲悯，到《三国演义》的权谋诡谲；从古代本草的经验积累，到现代青蒿素的科学突破，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文化”不是一个纯净一致的实体，而是一个庞大、矛盾、动态的文化生态。

正因为如此，对待它的两种极端态度：全盘否定与全盘崇拜，都注定是失衡的。前者是文化虚无主义，以为摧毁传统便能获得现代；后者是文化原教旨主义，以为复古守旧即可自保于现代。这两者看似对立，实则互为镜像，皆出自对现代性焦虑的反应。

中共在政治实践中恰恰善于利用这种文化的双重性。它一方面打着“文化自信”的旗号抵御外来思想，以民族主义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借“文化落后”与“中国人特殊论”来拒绝普世价值与制度改革。于是，“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被它巧妙地转化为政治工具，形成一套可随时切换的叙事机制：需要团结时，宣扬“文化自信”；需要压制时，诉诸“民族特殊”；需要拒绝变革时，则搬出“传统劣根”。

真正对这种权力结构构成威胁的，不是文化层面的虚无或复古，而是理性启蒙与制度批判精神。理性要求以证据和逻辑取代权威，以公共规则取代人治；批判精神要求追问权力的来源与边界。这两者是任何现代文明的根基，也正是极权体系最忌惮的思想力量。

中华文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既孕育了青蒿素，也养育了“牛黄解毒片”；既能启发屠呦呦式的科学理性，也能滋生巫医式的神话幻觉。文化本无善恶，关键在于是否被理性所统摄，是否能在开放中自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