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駕齋養新錄》乃曉征先生一生博覽群書之讀書札記。先生學識淵博，貫通經史、易學象數、文字音韻、金石詩文等，尤善以史證經，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河圖洛書》一文編於卷一“易”類，篇幅雖不過千言，然於全錄之中已屬宏篇。全文考證嚴密，非借新出之孤證以翻舊案，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以朱熹為首之宋儒拋出三處根本之詰問，令後學清晰明辨，從根基上瓦解《河圖》《洛書》所建構之宋學權威。

   《河圖》《洛書》兩圖，宋朱震《周易》卦圖始首列之，謂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希夷陳摶。

     先生開篇條分縷析，直指《圖》《書》之傳承譜系。此二圖首見於宋代朱震所撰之《周易卦圖》。據朱震自言：此圖乃劉牧受之於范諤昌，范受之於許堅，許受之於李溉，李受之於种放，种放受之於陳摶。然至陳摶而上，其源遂絕。陳摶何許人也？乃五代至宋初通曉易理內丹之道家高人，被後世奉為陳摶老祖、希夷祖師。先生如數家珍般道破此傳承脈絡，言下之意甚明：朱震本欲以此譜系自證其說淵源有自，卻如同於自承其偽。既然其源起宋初陳摶，則漢唐千餘載之鴻儒道流，何以皆未見此二圖？此問猶如雷擊，一語道破，直將其“上古神啟”之迷霧釜底抽薪。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十有五，總四十有五。《洛書》一與五合而為六，二與五合而為七，三與五合而為八，四與五合而為九，五與五合而為十。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十卽五五也。《太元》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范望云：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一三五七九，奇數。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偶數三十。故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五卽十也。故《河圖》之數四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具。《洛書》之數五十有五，而五十之數在焉。唯十卽五也，故甲已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而不數十，十，盈數也。案：漢上朱氏始列《河圖》《洛書》於《易》圖之首，依劉牧說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至朱文公，用蔡元定說，以劉所傳《河圖》為《洛書》，《洛書》為《河圖》，又引元定說謂圖、書之𧰼，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子明、宋康節先生邵雍，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

   曉征先生於此段案語中，對《圖》《書》之數理布局詳加申說，此不贅述。至若原文所引之“《太元》”，實乃漢代大儒揚雄所撰之《太玄》。筆者考之，此非先生筆誤，亦非刊刻之失，乃清儒避康熙帝玄燁之名諱，例改“玄”為“元”。范望在註解揚雄《太玄》時，重言兩個五，即“五與五相守”以為十。筆者需在此着重指出：《河圖》《洛書》之名雖至宋初陳摶方始附會其圖，然此二圖所載之數理卻古已有之。《河圖》之內核實為九宮圖，亦謂“九數圖”；《洛書》之內核實為五行生成圖，亦謂“十數圖”。此二者本屬先民算術之常理，與神道設教無涉，筆者擬於後文另闢專章，詳加考辨。

    曉征先生於案語末尾揭示一段公案，朱震初將《圖》《書》列於《周易》圖解卷首，乃依劉牧之說，以九宮圖為《河圖》，五行圖為《洛書》。然朱熹卻從蔡元定之說，將劉牧所傳之名互換，並託言此圖、書之形制與名實，自漢孔安國、劉歆，歷魏關朗，至宋邵雍皆如是論，唯劉牧始亂其名而諸家盲從。曉征先生特拈出此段爭議，實乃明修棧道，連宋儒自家對《圖》《書》之名實尚且聚訟紛紜，朝令夕改，其所謂“自古傳承”之神話，豈非不攻自破？及至曉征先生之世，朱子《周易本義》所定“十圖九書”之論，早已奉為圭臬，不容置疑。今之學者若再論此二圖，恐仍難脫朱子之陳規。然以筆者觀之，何為河圖？何為洛書？由劉牧、朱震至朱熹，孰對孰錯？實則無關精要。所謂《圖》《書》之定名，實為宋儒閉門造車之文字遊戲，與先秦漢唐之真貌了無關係。而朱熹托古於孔安國、劉歆等先賢，實未嘗親自深考原委，此正暴露宋儒重義理而輕考據，好發空論之流弊。

    劉牧《易數鈎隱圖》，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而朱文公易之。魏華甫云：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𧰼圓，五行生成之圖，其𧰼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

    曉征先生於此段落，深究朱熹顛覆劉牧“九河十洛”、改以“十河九洛”流傳後世之原委，並對朱熹拋出第二個根本詰問。考劉牧其人，官至太常博士，留於後世之記載實不多見，《宋史  藝文志》僅載其撰有《新注周易》十卷。南宋理學家魏了翁曾言，朱熹定“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時引用邵雍之言以作辨析，極為精當。然曉征先生卻撥雲見日，指出邵雍原話不過是“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況且“戴九履一”之九數圖，其形制為圓，“五行生成”之十數圖，其形制為方。此明示了“九圓而十方”。由此推之，邵雍本意恰恰是“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朱子欲引邵雍以自重，卻未察其言外之意，反證了劉牧之說。此正謂引援失當，自陷矛盾。進而言之，朱熹雖力駁劉牧，然其論及《周易》與《尚書 洪範》之數理時，亦嘆言“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曉征先生遂發詰問：朱子既自承心底存疑，又何以在撰述《周易本義》時，敢堂而皇之將十數定為河圖，九數定為洛書，奉為不易之鐵案？

    筆者以為，曉征先生此處之詰問，意不在爭辯圖名之對錯，而在於直擊宋儒治學方法之軟肋。正如此前所述，所謂“河圖”“洛書”之名相爭辯，與先秦漢唐之真貌毫無干涉。然宋儒每每懸空臆斷，不顧古義而師心自用，欲強作解人以自圓其說。此等重玄理而輕實證之治學態度，實為曉征先生所不齒。觀照今人，亦復如是，當代學者馮時先生於其宏大演講中，對何謂《河圖》《洛書》亦發驚人之語，竟謂朱熹之“十河九洛”皆可視為“洛書”。顯而易見，馮先生將宋代之前之經典傳承一刀兩斷，竟以宋儒憑空構造、連自家都未能自洽之圖式為圭臬，反向去附會五千年前凌家灘之史前遺物。此種倒果為因、削足適履之治學理路，終致其論點如無根之萍，虛浮於史料之上。

    九宮之圖古矣，《大戴禮 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明堂九室之制，蓋準乎此。《易乾鑿度》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亦謂此圖也。其原本出於《易》，與八卦方位相應，漢儒皆能言之，方士又以白黑碧綠赤黃紫，記其方位，別為太一遁甲之術，以占吉凶休咎，遂為儒者所不道。陳希夷輩，依《大戴》為圖，不用白黑等字。其識固高出方士一等矣。但此圖流傳巳久，漢世河、洛秘緯盛行，不聞指此為《河圖》、亦不聞指為《洛書》，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

  “九宮之圖古矣”，曉征先生於此段正式展開對“九數圖”即九宮圖在先秦兩漢典籍中的文獻溯源。《大戴禮記》乃西漢戴德所編之禮制匯編，其《明堂篇》詳述古代帝王行朝會、祭祀之“明堂”規制。文中提出“九室”之結構，其空間布局恰為“二九四”居南面三室（明堂），“七五三”居中間三室（太廟），“六一八”居北面三室（青陽）。由此確證，所謂“九宮數”，最初實乃先民用於規劃明堂建築與空間方位之算理方陣。至漢代讖緯典籍《易緯   乾鑿度》中，更從易數角度明言：“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其中“四正四維”，即東、南、西、北四個正位與四個偏角。先生斷言，此即對九宮圖最確切之描述，其理源於《周易》，與八卦方位相合。尤為關鍵的是，此等九宮方位之學，於漢儒而言絕非秘傳絕學，乃是通儒皆能曉暢言之的基礎常識。及至後世，民間方士以白、黑、碧、綠等色標記九宮方位，演變為“太一”“遁甲”之類占卜吉凶的星命方術，正統儒者遂不屑道之。至宋初，陳摶等方外之士，重拾《大戴》古義，剔除代表顏色之字眼而繪成純粹之圖式。陳氏此舉，實乃褪去江湖術士之斑斕外衣，還其上古算術之素樸面貌。然恰是這種看似高古之“包裝”，反令後世宋儒真假莫辨，誤認其為失傳之神道秘籍。

   故而曉征先生在文末發出致命一擊，九宮圖自古流傳，而在漢代，《河圖》《洛書》之神秘讖緯學說亦大行其道。簡言之，在漢代之世，“九宮之實”之算術模型與“河洛之名”之神話符瑞並行於天下，而漢人從未將二者混為一談。連親身處於讖緯狂熱之中的漢代經學家，都不曾有片紙隻字指認九宮便是《河圖》或《洛書》。 既然如此，“未審後儒何所見而鑿鑿言之也”？相隔千年的宋儒，究竟看到了什麼漢代人都沒見過的證據，敢如此言之鑿鑿地將九宮改名為《河洛》？此一詰問，猶如釜底抽薪，直擊宋儒妄造名實之死穴。

    盧辯註《大戴》有法龜文之說。辯北齊人也。甄鸞註《數術紀遺》云：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亦與龜文之說暗合。鸞，後周人也。朱文公以九為《洛書》，蓋用盧辯說，而誤以為鄭氏註。

   至此全文末段，曉征先生對朱熹及宋儒拋出了第三個，亦是最為致命的根本詰問，這直擊文獻考據之硬傷。朱熹之所以堅持“十河九洛”而更易劉牧之圖，其最大的文獻倚仗，便是《大戴禮記   明堂篇》言及“明堂九室”時，其後所附的一句注文：“明堂九室，法龜文也”。朱熹見此八字如獲至寶，斷言此乃東漢大儒鄭玄之注。朱氏藉此大張旗鼓以立論：謂漢世大儒早已明言九室之數即是神龜之文，足證“九數即洛書”乃漢儒之共識。

    然曉征先生明察秋毫，直指《大戴》此注之作者實為北朝之盧辯，而非東漢之鄭玄。實則發此真知灼見者，非獨先生一人，清儒經黃宗羲、胡渭等精細考辨，溯源《漢志》《隋志》及歷代經籍傳授，鐵證鄭玄畢生僅為《小戴禮記》作注，何嘗染指《大戴》半字？“法龜文也”四字，純出南北朝後人之手，與漢代經學毫無瓜葛。朱熹不察文獻真偽，抑或飢不擇食，竟將數百載後盧辯之附會，強加於漢儒鄭玄之口，以此作為其“河洛神話”之基石。此舉既失考據之嚴謹，更曝其先入為主之偏執。由此反證，在先秦兩漢之世，明堂九宮只是建築理數與算理模型，“九數”與“神龜洛書”之間，本無半點干涉。

   此外，《數術記遺》為漢代徐岳所撰，正文有“九宮算，五歲下，一篇。”至北周時，甄鸞為之作注曰：“九宮者，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雖此種擬人化之圖形描述出自北周甄鸞之手，然其所釋者，實乃漢代之數學專著。由此可證直到南北朝，學者們依然將這個圖陣視為一種“算術”與“術數”的結合，稱之為“九宮算”。曉征先生引此例意在點明：將九宮方陣附會為具象之“龜身”（有肩、有足），實發端於南北朝時期盧辯，甄鸞之學。然即便如甄鸞這般賦予其龜之形態，依然恪守其數學本質，絕口不提《洛書》云云。

    文末，先生一錘定音，斷言朱熹乃是挪用盧辯之說，卻誤作鄭玄之注，進而推演出毫無根基之謬論。此實乃宋儒重義理而輕實證、好憑空懸想之學風流弊。縱觀先生此文，表面考辨《河圖》《洛書》名實之真偽，實質上是對宋代學者在學術建構中“罔顧史實、脫離文獻、張冠李戴”之做派，進行一場深度之清算。千載之下，宋儒之迷夢早被清儒之考據擊碎，而今之探源學者若不辨文獻真偽，仍執宋氏之妄圖去勘驗史前之遺物，豈非一誤再誤、刻舟求劍乎。

      待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