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鹿鼎记》在香港上映，其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一段对话，以其辛辣的讽刺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片段。这段对话发生在陈近南试图说服韦小宝潜入皇宫当太监，成为反清复明革命的卧底之际。它不仅揭示了影片中“反清复明”的复杂动机，更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夕，以一种隐晦而调侃的方式，影射和揭示了中共“革命”本质。时至今日，这段对话仍时常被人引用，用来解构中共所宣称的崇高革命目标。 电影中，陈近南作为天地会的总舵主，反清复明的精神领袖，却对韦小宝掏心窝子地说道：“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啦。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托佛其实是一样的。” 这段话干净利落地剖开了“崇高理想”的外衣，露出了其下赤裸裸的现实考量。陈近南深知，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一个能够激发群体情绪、提供简单明确敌我界限、并许诺美好未来的“口号”至关重要。这个口号，无论是“反清复明”，还是“阿弥陀佛”，其本质功能都是一致的：提供一种集体认同，一种超越个体苦难的宏大叙事，以及一种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它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善恶对立，将个体的私欲包装成集体的正义，从而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力量。 但韦小宝不吃这一套，陈近南只得给他开小灶，私下交代内情，并夸奖韦小宝是聪明人，能看透他的表面文章。或许陈近南并不真认为韦小宝是聪明人，夸奖韦小宝聪明也可能是陈近南的话术，以恭维韦小宝来获取他的好感。犟驴儿摸顺毛。于是韦小宝直接而粗俗地回答道：“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跟女人，是不是？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口号背后最原始、最本能的驱动力 — 对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的追求。 
陈近南最终用“无数的银两跟女人”成功说服了韦小宝。这印证了对于某些人而言，革命的终极诱惑并非是抽象的民族大义或政治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这段对话，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被许多人解读为对中共革命动机的影射，即“共产主义、民主自由是假，夺得政权、抢钱跟女人是真”。事实也确实如此。周星驰的电影惯于用低俗和无厘头来解构崇高，与王朔小说的意趣一样。两人的区别在于风格，一个是京腔的痞气，一个是粤语的搞笑。 大致说来，任何一场革命或社会运动中，参与者或追随者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总有极少数人是真正被宣扬的崇高理想所感召，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他们可能对社会现状深感不满，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憧憬，并坚信通过革命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或民族复兴。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反清复明”或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确实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中共革命时期，那些在国民党严刑拷打下仍不屈服，宁愿牺牲生命也要保守组织秘密的共产党人，确实有发自内心的坚定信仰。没有坚定的信仰，无法解释他们的牺牲行为。用过去的哥们义气，也解释不通。通常，相互秘密联系的组织成员之间，也没什么很深的私交。 二是清醒的假装相信者。这是革命参与者中非常多的一类人。他们清醒的意识到那些崇高的目标都是虚假的，但出于各种现实考量，他们选择假装相信，并积极投身其中。 这部分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像陈近南一样，能够看透革命口号的本质，但与韦小宝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不挑明，而是利用这套口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崇高目的的掩盖下，来获取权力、地位和物质利益。他们可能是革命的领导层，也可能是基层骨干，他们能熟练地运用崇高的目标和精妙的话术来感召追随者，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好处。 三是自我欺骗者。这类参与者也表现出相信组织的崇高目标和宣传。他们大多是受过更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也不少。他们与清醒的欺骗者不同，在自觉意识层面，他们相信革命的“崇高目标”，似乎是为了这个“崇高目标”而参加革命。然而，在潜意识层面，他们同样受到权力、物质和个人利益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并非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而是深藏于内心，并被“崇高理想”所合理化，被压抑和掩盖。当他们获得权力或物质回报时，他们会将其归因于自己对革命的贡献，而非个人私欲的满足。他们一方面渴望实现革命的宏伟蓝图，另一方面又在不自觉中享受着革命带来的个人好处，主要是对权力的满足感。这种自我欺骗机制，让他们能够避免内心的道德谴责，并维持一个高尚的自我形象和具有道德优越感。 四是不信且挑明者。类似于韦小宝式的人物。这种人也是极少数。他们既不相信陈近南口中的“反清复明”大义，也不屑于假装相信。而是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动机。这种坦率，或许在陈近南看来是“聪明”，因为他省去了领导者装腔做势、慷慨激昂、投入情绪的功夫，可以直接用最原始的利益驱动来达成目的。 对于这类人，严肃的思想教育和理想感召是无效的，他们对宏大叙事免疫。他们真以为组织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那些崇高的理想，这就没有假装相信者“高明”。对这类人，必须采取更实际、更物质化的手段来争取和留住他们。电影中陈近南最终用“无数的银两跟女人”成功说服了韦小宝。 在电影中，韦小宝八面玲珑，得到了天地会的重用。但这种人，在现实的中共组织内，不会被委以重任。而且革命成功后，一定会被清除。因为这与中共宣称的崇高目标违和。别人识破你的伪装是一回事，你自己撕破自己的伪装是另一回事。自己都不装了，那肯定就吸引不到人了。特别是吸引不到那些自我欺骗者。只能吸引到韦小宝这类人物。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尔嗨吆, 一人一个女学生”的歌谣肯定是刚加入中共的陕北农民编写的，中共还没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中共正规的宣传机器不会编写这种赤裸裸地宣扬革命就是为了“抢女人”的低俗歌谣。也不会允许这种歌谣广泛传唱，这段歌谣可能只短暂地在中共低层士兵中传唱过。 电影《历史的天空》中塑造的新四军干部姜大牙，比较接近这种类型。这个角色应该有原型。他因为在老家调戏了地主家的小姐，又打伤了日本鬼子，为了逃命被迫离开家乡。他原本一心想去投奔国民党军队，认为在那里能当大官、发财，回乡时可以风光无限。结果阴差阳错加入了新四军后，他也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当兵的愿望。但部队领导认为他是一个会打仗的将才，没有嫌弃和打压他，反而提拔了他。为了说服他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用尽了各种手段，最后用“美人计”才将他留住。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对于革命动机的理解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心照不宣和相互猜忌。每个人基本都清楚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无法完全确认他人的真实目的。那么现在加入中共的动机则演变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 现在申请加入中共的人，可以说百分之百不会相信中共党章上所列明的那些宏大而抽象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已经完全失去了感召力，完全被视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空洞口号。然而，申请者依然络绎不绝，其动机完全是为了权力与物质。这已经成为一个无需言明的共识：加入组织，进入体制，才可能升官，获得对应的权力和特殊待遇。 更进一步，这种“不相信”与“假装相信”的互相欺骗，已经从个体层面上升到了组织层面。申请者心知肚明自己不相信，但必须假装相信；组织上的批准者也心知肚明申请者是假装相信，但必须假装他们是真心相信。而且，申请者还知道批准者知道自己是假装相信。这形成了一个多重欺骗的循环，但这个循环却在表面上维持着组织的运作和崇高性。 在这种背景下，组织对申请者的考察，其标准已经不再是坚定的信仰，而是服从性，即中共所谓的“党性”。例如，要求入党申请人在考察期间必须参加枯燥、假话连篇的培训，这并非是为了让他们真正理解或认同那些“奋斗目标”，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服从性测试。如果申请者能够坚持下来，不迟到早退，不缺勤，准时完成作业，不对那些“假话”表现出明显的不适或抗拒，就说明他们具备了组织所需要的服从特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所言非虚。这种测试，筛选出的不是内心与行为一致者，而是能够压抑自我、绝对服从组织、融入体系的投机分子。也就是中共已不在乎你信不信，而在乎你服不服。 既然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共的“崇高目标”的口号是虚假的，真实的驱动力完全是权力与物质，那么为何这些“崇高目标”的幌子依然必不可缺和有效？为何中共不能直接宣称“加入我们，你将获得权力与财富”？这背后涉及到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与道德维系的深层需求。 首先，合法性是任何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一个组织，无论是革命团体还是执政党，都需要一套能够被社会大众接受的叙事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果一个组织公开宣称其唯一目的是“抢钱跟女人”，那么它将立即失去所有道德高地，被视为纯粹的利益集团或犯罪团伙。这样的组织，不仅难以获得外部的认同和支持，也无法有效凝聚内部成员。因此，即便内部成员心知肚明，外部的“幌子”也必须高高挂起，以维持其在公众面前的合法形象。这套“幌子”提供了一个道德框架，使得组织的行动能够被解释为为了“更高尚”的目标，而非赤裸裸的私利。 至关重要的是，“幌子”有助于缓解加入者和成员的内心冲突，维系道德感。对于那些“自我欺骗者”而言，他们需要在自觉意识层面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有意义的。如果组织直接揭示其功利主义的本质，那么这些成员将面临巨大的内心冲突，他们的道德感将受到挑战。一个“崇高目标”的“幌子”，能够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自我认同的道德高尚性。如果中共明晃晃地如梁山好汉那样宣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那些需要虚假面具的人就不会加入。加入了就维持不了他们道貌岸然的人设。而这些人往往是知识精英。这对于组织是否能吸引精英人才至关重要。 再者，“幌子”是筛选的有效工具。那些能够“假装相信”并通过“服从性测试”的人，证明他们具备了组织所需的纪律性和适应性。那些对“假话”表现出强烈反感和抗拒的人，自然会被排除在外，从而保证了组织的高度纪律性。 为何会导致这样荒诞的局面呢？这根源于中国儒家虚伪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在于虚伪和怯懦。这必然导致用谎言来掩饰内心的怯懦。这便是中共和苏共及东欧共产党的区别。这样搞对苏共和东欧共产党就无效。在前苏联和东欧，当共产主义的信仰彻底破产后，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敢于直面真实，有勇气抛弃过去失败了的思想体系。比较起抛弃，继续用谎言来维持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更难以接受。内心和行为的分裂，于他们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会陷于崩溃。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没有多大精神负担。鲁迅看得明白，他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这便是文化的区别。中国靠儒家虚伪的道德说教维持了二千多年的皇权统治，中共这套虚伪的思想体系的底层代码仍然沿袭自儒家，维持其党国制的统治也已70多年了。还能维持多久，很难预料。即使中共跨台了，新的政权也很难说不“汉承秦制”，再出一个董仲舒将中共的思想体系略为改造一下，就能继续用下去。都很难说，一方面中国现在已不是个封闭体系，多少会受到外部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体量这么大，外来思想的净化速度比不上内部的繁殖速度。到达临界点的时间可能会非常漫长。 2026年7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