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報首發：https://yibaochina.com/?p=258569） 長期以來，宗法家族制度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組織單元，不僅維繫着鄉村社會的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的阻礙，形成了“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格局。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其核心目標之一便是對傳統宗法家族制度進行意識形態上的解構與批判，旨在將個體從家族束縛中解放出來，為建立一個能夠有效動員全國資源的全能國家奠定思想基礎。然而，新文化運動在鄉村社會的實際動員能力和改造深度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但在後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則以更為徹底和暴力的方式，直接觸及了宗族權力的物質基礎——土地，並通過階級鬥爭和重新分配土地，瓦解了以地主鄉紳為核心的鄉村宗族勢力。地主鄉紳作為傳統鄉村社會的精英，不僅是經濟上的擁有者，更是宗族組織和鄉村權力的實際掌控者。土地改革的實施，不僅剝奪了他們的經濟特權，更摧毀了其在宗族中的權威和影響力，從而為國家權力直接深入鄉村基層、實現對社會資源的全面動員奠定了基礎。本文認為，中共的土地改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鄉村社會改造層面上的邏輯延續與最終成果，兩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從傳統的“皇權下不了鄉”的郡縣制向現代權力高度集中和下沉的“黨國制”轉型的關鍵環節，深刻重塑了中國的社會結構與國家的統治能力。 一、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宗法家族的意識形態解構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衝擊與傳統秩序的瓦解，中國的精英分子不斷探索“救亡圖存”之道。從洋務運動的“器物層面”改革，到戊戌變法的“制度層面”改良，再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這些努力都試圖以最小的改變來增強國力。宗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這些嘗試都未能取得預想的效果。於是，精英們終於認識到，中國積弱的根本在於儒家宗法家族導致的“一盤散沙”局面 1。二千多年的郡縣制，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基層治理結構，導致了朝廷權力與基層社會之間的隔閡。國家政權止步於縣一級，即所謂的“皇權下不了鄉”；而縣以下廣袤的鄉村社會則主要由宗族、鄉紳等進行自治。這種政治結構雖然能長期維持了社會的階段性穩定，卻也極大地限制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整合與動員能力，使得中國在面對現代民族國家競爭時不能發揮出整個國家的潛力和聚集起出整個國家的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皇權並非不想“下鄉”，而是受客觀條件限制。中國最基本的政治規則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定於一尊”。只要天子或皇帝有夠的控制手段，就會竭盡全力控制他名下的所有土地和臣民。周天子實行分封制，是因為在當時的生產力低下，交通和通訊落後，他只能直接支配京畿那麼大一塊地方，只得將他名下的土地分封給近親和功臣，由他們高度自治。在周期早中期，人少地多，各諸侯國相安無事，分封制能保持相對穩定。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鐵製農具的廣泛使用和水利工程的修建，促使戰國中晚期以後農業發生了重要變革。戰國時期魏國李悝估計，一個農民耕種產出的糧食可夠五人食用”2。農業生產的效率和產出提高，促進了人口增長，據人口專家估計，西周初年人口約為285萬；春秋人口就增長到約1000萬；到戰國時期則激增至約3000萬3。人口的激增，使得人地關係逆轉。由周朝初期的人少地多轉為了人多地少。這就使得各分封國為爭奪土地而頻繁發動戰爭。分封制趨於瓦解。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規則作用下，只能決出一個勝者，統一了天下，才能終止爭戰。各諸侯國紛紛採取措施鼓勵生產和生育4。其目的就是為了統一天下5。本來統一天下，周天子名正言順，就如漢初削藩一樣；但因其地盤狹小，又被列國包圍，處於不利的地緣戰略位置，發展受到限制，遂無力成為統一天下建立郡縣制完成者；而是由秦國來實現，將郡縣制推行到天下。 郡縣制雖然集中了權力，通過官僚體系來治理地方；但卻喪失了分封制對基層的管控能力。分封制下，諸侯和大夫的領地較小，權力就比較容易下沉。郡縣制下，對於廣闊的土地與分散的小農經濟，中央集權的朝廷受財力和管控手段的限制，就只能將政權末梢延伸至縣一級。在縣以下的鄉村，則只好交給由儒家親親觀念支撐的宗法家族自治。通過儒家的“忠孝”觀，將“孝”移情於“忠”，建立起“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從而能實現郡縣制階段性的穩定，周而復始地持續了二千多年。 當近現代的知識精英認識到，大量分散的宗法家族是導致中國大而不強的根本原因時，就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其主旨便是對傳統儒家倫理和宗法家族制度進行徹底的批判與解構，以提高整個國家的動員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倡導“個人解放”和“民主和科學”等口號。並通過推廣白話文的使用，將對儒家綱常禮教的批判，對民主和科學理念倡導傳遞給更廣大的受眾。因之，具有“啟蒙”的意義。 在運動發起者看來，正是這種以家族為本位的倫理觀念，要求子女無條件服從父母，束縛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獨立而非奴隸”、“進步而非保守”、“進取而非退隱”等六大期望6，無不指向對傳統家族束縛的批判，呼喚個體的覺醒與解放。即便最具個人主義精神的胡適也說過，“把自己鑄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於社會”，“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8。在胡適那裡，個人仍然是實現國家獨立的工具。“為國家爭自由”實際上就是為國家爭獨立。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對“吃人”禮教的控訴，更是將宗法家族制度的壓迫性推向極致，揭示了其對人性的摧殘。 但要求個人放棄自身幾乎所有的權利，來為國家的強大而奉獻犧牲。批判儒家倫理和提倡民主與科學只是實現國家強大的手段。這就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人為目的”相反。啟蒙的本質是“以人為目的”，從這個意義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是一場真正的啟蒙運動。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步替代了傳統社會中儒家的“忠孝”觀。新文化運動說是批判儒家的“三綱”，但實際上主要針對“父權”和“夫權”，把對“君權”的批判虛置了，而將“忠於君主”轉化成為“忠於國家”。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最先在城市、在受教育的年輕學生中得到確立。當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受到了外交挫敗後，便引發了由學生發起和主導的“五四運動”。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存在着必然的邏輯關係。前者是思想基礎，後者是前者從思想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的結果。並不存在什麼“救亡壓倒了啟蒙”，實際上“啟蒙”本身就是為了“救亡”。“救亡壓倒了啟蒙”割裂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間的邏輯關係。當將新文化運動的主旨認定為“民主和科學”，就解釋不了中國後來為何走向了專制。這是必然的，要求個人放棄權利來實現國家的強大，國家的權力就必然為少數人所壟斷，就必然會導致專制。割裂兩者的關係是為了保留對新文化運動的正面評價，又要解釋中國走向了專制的困惑，於是就粗暴地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割裂開來，認為外部侵害導致“救亡”成為更迫切的任務，從而中斷了了“啟蒙”。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家倫理和宗法家族制度的批判，其深層意義在於瓦解傳統中國社會中以家族為核心的自治群體，為國家權力直接動員個體掃清了思想障礙。但五四新文化時期，僅限於鼓勵年輕人從家族和家庭中脫離出來，投身於促進國家強大的運動中去，而並沒有觸及到遍布在廣闊鄉村的宗法勢力。僅靠思想啟蒙和文化批判，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瓦解宗法家族權力，打破“一盤散沙”的局面。但這為後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廢除以鄉紳為核心的宗族勢力，建立起農村基層政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二、土地改革：宗族權力的物質基礎與社會結構的徹底剷除在傳統鄉村，人們以血緣宗族關係而聚居，宗族構成鄉村社會的基本單元。而擁有功名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的鄉紳是享有聲望和影響力的精英群體，是宗族權力的實際掌控者和鄉村自治的核心。他們既是儒家綱常禮教的維護者，也是鄉村秩序的維護者，還是連接官府與鄉村社會的中介橋梁。郡縣制正是依賴鄉紳維護分散而龐大的鄉村社會，才保持了社會基礎的穩定。 鄉紳的權力來源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思想意識上，他們是儒家道德的解釋者和維護者，能識字讀書，享有很大的話語權。其次，在經濟上，他們掌控着鄉村的經濟命脈。他們享有免稅等特權，容易積累起土地與財富，讓長短工和佃農依附於他們；再者，他們擁有政治資源。一方面他通過功名和文化交往與地方，甚至朝廷的官員有着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官府也依賴鄉紳協助辦理徵稅、徵兵、興修水利等事務。依仗官府的背書和支持，更增強了他們在鄉村和宗族中的權力，鞏固其在鄉村社會的地位。 鄉紳是鄉村宗族維持自治核心人物。在宗族內部，他們往往是族長、祠堂管理者或家塾教師，掌握着解釋儒家倫理、解釋和執行族規的權力，並在家族祭祀、婚喪嫁娶等重要儀式中發揮主導作用。發揮着維護、傳承文化和習俗的作用；通過興辦義學、義莊、修橋鋪路、賑濟災民等，他們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務；通過族規、鄉約、調解糾紛等方式，他們維持着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秩序。在官府需要徵稅、徵兵、興修水利等事務時，鄉紳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在協助官府完成任務，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地方利益。但宗族的自治就比諸侯國或大夫的采邑的自治程度弱得多。群體的規模小，聚居地面積小，提供的公共服務有限，只具有部分的司法權、沒有防衛功能。談不上構成一個“共同體”。只能說有一定的自治功能。 而宗族一定程度的自治則阻礙了皇權專制對資源的獲取。鄉紳作為宗族利益的代言人，並不會完全響應國家的動員和指令。就形成了孫中山所說的“一盤散沙”的局面。這使得中國在近代面對列強的干預，難以有效地組織起全國的力量進行抵抗。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在思想上對宗法家族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但對鄉村幾乎沒有什麼影響，更未能觸及宗族權力的物質基礎。在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後，早期的倡導者便意識到馬列的階級理論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最適合於解構宗法家族，從而將整個國家整合起來。隨着馬列主義的中國化，中國共產黨自覺和不自覺地深入到鄉村，運用階級鬥爭理論來瓦解傳統宗族權力對農民的束縛。這一過程的核心，便是將農民的認同從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轉向階級關係，通過暴力手段剝奪地主，也就是鄉紳的土地，並將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從而徹底摧毀農村的土地所有制，重構鄉村社會的權力結構。毛澤東對運用階級理論廢除宗族權力的認識最早和最深。他在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着動搖起來”7。 傳統的宗法社會中，農民的思想觀念、經濟活動和社會關係都深受家族的制約。宗族內部雖然存在貧富分化，但在“同宗共祖”的觀念下，對宗族的認同高於貧富差距帶來的離心力。中共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首先從思想上瓦解農民的宗族認同。中共向農民宣傳，他們的貧困是由於地主的剝削，而非自己不勤勞或命運不濟。當農民意識到自己與同村的貧苦農民有着共同的階級利益，而與同宗的地主有着根本的階級矛盾時，傳統的血緣認同便開始瓦解。 在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中共通過派遣工作隊深入鄉村，劃分階級成分，發動貧苦農民，並建立農會、貧農團等農民組織。這些組織成為土地改革的領導核心和執行機構。工作隊通過組織農民“訴苦”和地主批鬥大會等方式，給農民灌輸階級意識。這種鬥爭往往伴隨着人身攻擊和傷害，旨在通過製造階級對立和仇恨，使得他們只能堅定地跟隨中共，沒有退路。而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農民不僅不勞而獲得到了經濟利益，還免除了罪惡感和獲得了道義感，心安理得，於是積極投入到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中去。
土地改革不僅沒收了地主鄉紳的土地，還沒收了宗族的宗祠和族產。宗祠不僅是宗族祭祀祖先、維繫血緣認同的場所，也是宗族議事、執行族規、舉辦公共活動的中心。族產，如族田、義莊、學田等，則是宗族經濟實力的體現，為宗族的公共開支、賑濟貧困、興辦教育提供了物質保障。在土地改革中，許多宗祠被改造或拆除，其功能被新的公共空間所取代，如村委會、學校、文化站等。宗祠作為宗族精神象徵的地位被徹底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以國家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新的公共文化空間。族產的沒收和重新分配，則徹底摧毀了宗族的經濟基礎。族田被分配給貧苦農民，義莊、學田等公共財產也被收歸集體或用於公共事業。這使得宗族失去了維持自身運轉的經濟來源，也失去了通過經濟手段對族人進行控制的能力。宗祠、族產的沒收，意味着宗族作為相對獨立的自治組織的存在基礎被徹底瓦解。宗族不再擁有獨立的經濟實體和公共活動空間，其在鄉村社會中的影響力被極大削弱。國家權力通過對這些公共資源的接管，實現了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全面滲透和控制。 “土改”通過沒收地主鄉紳的土地和財產，不僅使得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使得他們失去了對宗族成員進行經濟控制的手段。經濟地位的喪失，直接導致了鄉紳在鄉村社會中影響力的急劇下降。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通過思想宣傳和政治鬥爭，徹底摧毀了鄉紳在宗族中的權威和合法性。在鬥爭大會上，地主鄉紳被批鬥、羞辱，他們的“剝削罪行”被公之於眾。這種政治上和聲譽上的打擊，使得他們失去了在宗族內部的道德權威和精神領導地位。曾經被視為宗族楷模、鄉村賢達的鄉紳，一夜之間變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其在宗族中的神聖光環徹底消失。 “土改”對地主鄉紳階層的剷除，意味着傳統鄉村權力結構的徹底瓦解。宗族失去了其核心的領導力量和組織者，其在鄉村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功能也隨之喪失。農民不再需要通過鄉紳來與國家政權相連接，國家權力可以直接觸及每一個農民。這標誌着傳統“皇權下不了鄉”的統治模式的終結，相應地，國家權力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全面控制。 三、歷史的邏輯演變：從文化批判到政治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共土地改革在廢除宗族權力、建立全能的極權國家權力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呈現出一條清晰的演進軌跡：新文化運動是先行的文化批判；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初步的政治結果，建立起了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土地改革則是中共運用階級鬥爭理論完成了對宗法家族權力的徹底廢除。 新文化運動是這一歷史進程的開端。它通過對傳統儒家倫理和宗法家族制度的深刻批判，在思想文化層面動搖了宗族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科學”、“個人解放”等思想，為個體擺脫家族束縛、轉向國家認同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準備。它揭示了宗法家族制度是對國家集中力量的阻礙，為後續的政治運動鎖定了方向，產生了路徑依賴。然而，由於其主要停留在思想文化層面，只影響到少數城市中和進入城市的知識青年，對廣大的鄉村幾乎沒有產生影響。 五四運動則是新文化運動的初步政治結果。五四運動的主要力量是北京及大城市的青年學生，他們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在意識上和行為上擺脫了宗法家族和父母的管束，樹立起了要為國家的強大和獨立而奮鬥的犧牲精神。當中國在一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外交受挫，收回戰敗國德國對青島的管轄權的要求未能得到英美等列強的同意後，就激起了青年學生的強烈反彈。於是北京的學生們結群上街，示威遊行，向政府及列強駐中國使館請願和抗議。抗議浪潮迅即擴大到全國的學生，隨後城市工人、市民也加入進來。國內強大的政治壓力最終迫使中國代表拒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新青年》雜誌對儒家禮教和宗族權力的批判，宣揚個體應捨棄“小我”，成就“大我”，就不可能爆發“五四”運動。但“五四”運動作為政治運動，影響範圍也仍然只局限於城市，並未波及到廣大的鄉村。在由鄉紳掌控宗法權力的廣大鄉村，大多數人仍認同傳統的儒家道德和遵循儒家的禮法，未能樹立起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更沒有被納入國家權力的管轄範圍。 中國共產黨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為了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表面得宣揚其目的是實現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其真實的目的或被自身也沒有覺察到的目的在於引進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來廢除宗法家族，建立一個能動員和汲取整個國家資源的強大政權，以排除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按中共自身的宣傳，就是所謂“推翻三座大山”，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實際上，終極目標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都是為反對帝國主義服務的。只有廢除了宗法家族和資產階級，每個個體都不擁有足以對抗國家政權的財力和影響力，才能將所有人都順暢地納入國家權力的管轄之下。因而，社會主義所致力於的消滅私有財產也是為國家主義服務的，為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服務的。 中共土地革命時期，通過深入鄉村，發動農民運動，將階級分析的方法引入鄉村社會，打破了傳統的血緣認同，建立起了農民的階級認同。在抗戰時期，通過“減租減息”政策，中共開始在鄉村建立基層組織，初步削弱了地主鄉紳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為後續的土地改革積累了經驗和力量。而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是這一演進軌跡的最終環節，也是最徹底的環節。它通過階級劃分和使用暴力，徹底廢除了宗族權力的物質基礎—土地，進而剷除了以地主鄉紳為核心的宗族權力。因而，土地改革最終完成了新文化運動所未能實現的社會改造目標，將文化批判的成果轉化為了政治運動，實現了國家政權對個人和資源的全面控制。 結語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共土地改革，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採取了不同的方式，但兩者在廢除宗族權力、增強國家政權的控制能力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內在邏輯關聯。因此，我們可以將土地改革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終結者”或“完成者”。土地改革在廢除宗族權力的同時，則建立起了農村基層組織，奠定了中共權力的地基。相應的，中國的政治制度也在近現代由郡縣制最終演化定型為了黨國制。相對於郡縣制，黨國制能將政權末梢延伸到基層農村，解決了郡縣制“皇權下不了鄉”的難題，徹底結束了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從而使得國家權力能夠直接觸達每一個原子化的個體，建立起了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 因而可以說，中共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是服務於國家主義這一更高目標的。而國家主義是以犧牲個體的權利和個體差異來實現其整體利益和目標的。它要求個體整齊劃一，標準化，具有統一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表徵。中共通過階級鬥爭剝奪私有財產的目的表面上是消滅剝削，但深層次則在於消除個體差異。個人財產占有上的差異既是能力和努力的結果，又是形成其它差異的基礎。因而，消除個體在財產占有上的差異對國家主義的建立和維持非常重要。 但這個過程的代價極其沉重和巨大。國家主義通過消除個體差異雖然能在短時期內動員集中所有的資源來形成力量，但非常低效，缺乏持久性。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要最大限度發揮每個個體的創造性和能力。而國家主義消除個體差異的結果只能是就低不就高，阻礙和壓制個體成長的空間，使得所有人都陷入平庸。長遠來看，並不能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只會使得國家陷入貧窮和經濟停滯。 完稿於2026年7月31日 注釋：1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一講。原話為：“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 2李延祥：《鋼鐵冶金與秦漢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光明日報2021年09月11日，第10版:光明講壇）。 3 余同元：《中國歷代人口增長與土地紛爭》，蘇州圖書館網站-蘇州大講壇。 4 姜濤：《中國歷史上的人口觀》，北京日報，2010年11月22日第20版。原文為：“兼具人口再生產和生活資料再生產兩大職能的小農家庭，開始在春秋霸權的爭奪中發揮出自己的功用。各諸侯國為了擴充軍備，增強實力，多以行政措施強制早婚，鼓勵生育”。 5 姜濤：《中國歷代人口觀(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網站。原文為：“‘廣土眾民’之說，是孟子在其論著中首先明確歸納總結的。他說：‘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擁有廣大的土地、眾多的人民，是君子所希望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居於天下的中央，安定天下的百姓，則是君子的樂趣所在）可見‘廣土眾民’確是戰國時期一般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追求，而其更進一步的目標，則是統一天下。 6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 1915年 7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