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被授予今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于是乎他的过往无论巨细都聚焦在社会关注的水银灯下，其中他的一段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的话备受关注。

那是1988年，22年前；说那段话时，刘晓波时年33岁。  话是刘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讲的，整篇谈话在在流露出刘当时的志得意满，年轻张狂。 

然而谁又没年轻过，又有多少人没有过自觉真理在握的愚蠢时刻？ 

33岁的刘，刚拿了博士的刘，才从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归来的刘，马上又要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的刘，其后更计划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那时的刘有些志得意满、有些张狂又有什么稀奇？

据报，刘晓波从妻子刘霞处获悉自己获奖后的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奖给天安门亡灵的；这反应没有丝毫的得意，更无半点张狂，他必知道自己不过是被诺奖选中代表一个理想的象征性人物，且只是众多同他一样付出了沉重个人代价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那么刘晓波所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呢？  换句话说，诺贝尔和平奖意图奖掖的是什么？ 

用诺奖委员会自己的话说：“刘晓波在中国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人权的长期抗争，已成为最重要的象征。”  争人权，用非暴力的方式，就是这么回事。  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反驳众多的西方阴谋论，能从给刘颁奖中看出西方想对中国殖民是需要点儿特异功能的，无中生有的功能； 至少在22年前，在同一篇访谈里，刘自己就说 “殖民地时代已经过去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

话又说回来，难道“志得意满，年轻张狂”就是“三百年殖民”的唯一注解吗？  不见得。

1988年的那篇讲话中有多处论及当时热门非常的电视记录片《河殇》。 《河殇》的总顾问金观涛先生于1984年发表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文章一改传统历史研究中经济决定论下的宿命论，用系统论、控制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  撇开中国是否有过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问题，撇开金先生的分析是否准确，这里的关键词是“超稳定”： 中国过往高度专制的社会的高度稳定这个现象终于进入国人的视野，一时间成为热议的话题。 

然而对中国专制社会超稳定的研究并非自金观涛先生始。 也是在1988年，一个为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人都鲜少知道的德国人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卡尔.A.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魏特夫，1896年生，德国犹太人，早年曾狂热信奉共产主义，德共中央委员。希特勒上台后迫害犹太人。魏特夫被抓进集中营，经国际救援被释放后移民美国，魏特夫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曾游访中国两年，收集研究资料。 1939年，得悉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秘密和约，作为备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魏特夫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并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反对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魏特夫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最具意义的事 是他于1957年发表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魏特夫在这本书里利用马克思最先提出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特定条件使其成为经济高度依赖大规模治水的社会， 而完成全国性治水工程则要求人力物力财力和管理权利的高度集中，由此造成中国社会没有土地私有，没有英国历史上那种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没有法治而只有君主一言堂，不尊重个人价值而崇尚集体，等等，结果使专制制度超强稳固以至于延续两千多年，并结论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无非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

魏特夫指称，马克思恩格斯虽察觉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在那个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专制主义的特征，特别是它的稳固不变，并认为此种稳固不变非借助外力而不能破除，但他们却为了维护自己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而背叛科学，有意掩盖治水社会一直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没有经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社会阶段的事实。

由魏特夫这座桥，我们又走回到马克思。 确实，我们在马克思讨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文章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看到这样的话：“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在该文的续篇《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更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再来看看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是怎样讲的：

问：你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处在历史的什么发展阶段?

刘晓波：还没有走出农业文明。

问：是不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刘晓波：必须补课。

问：那么，今天中国的路线还是顺着农业社会的惯性在走?

刘晓波：是的。不过，它在调整它的专制，因为它面临危机。

问：中国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吗?

刘晓波：不可能，即使一两个统治者下决心，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土壤。

问：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

刘晓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1988年的刘晓波应该读过《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他当然看过《河殇》，也许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文版面世之前就有幸读过其外文版，也许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的著作曾经留意。  当然，也许刘的“三百年殖民”仅凭自己的悟性和研究而使然。 无论如何，其所谓三百年殖民无非表现了对中国专制主义之顽固的绝望，因此在同一场采访中才有刘这样的话：“没办法。我对整个人类都是悲观的......”

人们对刘晓波的话产生反感的原因基于历史上殖民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 然而如果仔细审阅：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刘晓波，都没有否认殖民主义会带来巨大痛苦，他们的观点无非是说，阻碍现代社会在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产生的专制主义非经殖民主义的血腥洗礼而不得以破除之。  世界上所有的孕妇都能顺产当然最好，然而事实上有不少孕妇会发生难产，马克思和刘晓波之谈论现代社会产生以殖民主义为代价同医生说难产的孕妇不经破腹产不得以把孩子生下来并无区别。

以上所说仅在于提出一个解读刘晓波三百年殖民的可能的脉络，然而这其实并非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无论马克思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应作何解释，无论魏特夫有关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是否准确，无论刘晓波的三百年殖民应该怎样理解，所有这些无非都是些个人观点。 诺奖之授予刘，并不在于要说明其某个具体观点之对错，这种对错自会受到科学或历史的检验；诺贝尔和平奖本身不是有关科学或历史的，而是有关信仰的，这个信仰就是： 是人就有人权，而人权包括讲出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错误的观点，而不受迫害的权利。  刘晓波的生命并没有定格在他说出三百年殖民那一瞬，他在其后的年月里一直为在中国实现人权理想奋斗不息。 回到刘晓波的悲观。  刘晓波之为刘晓波就因为他的故事没有以悲观为结束，否则今天得奖的就不会是他。  刘在访谈的最后表示： “但我的悲观主义并不逃避，即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悲剧，我也要挣扎，也要对抗......”  刘后来的努力因着他所以为的必败而带有殉难的色彩，而诺奖之颁授给刘，也正为奖掖这样一种为了诺奖所嘉许的理想而不屈不挠奋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