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背後的反思 —— 從軍長與夜總會的故事談起 不久前，網上流傳過一則27軍軍長怒砸河北金伯帆夜總會的故事。故事的細節難免有所誇張和虛構，但鑑於我們對今日中國人與事之耳聞目睹，可以相信，這種天方夜譚一般的故事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 中國的奇聞怪事之多，之大，之不可思議，當以其“經濟奇蹟”為首。現在，全世界都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唱頌膜拜，同時也感到驚恐不安。最近，時代雜誌更是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題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的五件事》，試圖對此一探究竟。 顯然，任何“人間奇蹟”都不可能憑空發生，其出現必有深層的社會，歷史，和制度上的原因。我認為，“中國奇蹟”的產生，除了海內外中國人共有的勤奮聰明，吃苦耐勞，尊老扶幼，注重教育，節儉儲蓄等天然優勢之外，以中國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現狀來分析，還有其它幾條原因。 第一，專制政治與市場資本如此大規模地相結合，不僅在中國，在人類發展史上也屬首次。這就仿佛是兩種強烈的化學劑，在理想的溫度和濕度下相遇，產生了最劇烈，最有效的化學反應。攜帶國際和國內資本的企業，在強大政權的保駕護航之下，可以無所顧忌地，用最苛刻的手段榨取中國工人的剩餘價值；而被剝奪了言論自由的工人，尤其是來自偏遠農村，無錢無勢的農民工，則毫無反抗能力和討價還價的餘地。零星無組織的抗議鬧事無關痛癢；組織起來則必然以“顛覆罪”遭到鎮壓。結果是，專制與資本美妙地相結合，為資本家謀取最大利潤掃清了政治和道德上的障礙。 這真是一個無情的諷刺：一個世紀前，保護資本家的是帝國列強的炮艦；一個世紀後，保護資本家的是人民政府的鐵拳。 第二，占中國人口50%，將近7億的處於赤貧的底層農民，讓企業擁有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力來源。對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國際資本來說，溫順，勤勞，聰穎，廉價的中國勞工，遠比沙特的石油，澳洲的鐵礦和巴西的雨林更具利用價值。中國能長期維持國際競爭力的秘訣之一，就是一直保持懸殊的貧富差距，保持數目巨大的貧窮民工群體的長期存在。讓這些除了肌肉和雙手之外一無所有的人，為求溫飽，只能競相低價出賣自己。 近代歷史上，不乏通過奴役和榨取勞工來迅速積累財富，造就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繁榮的例子。清末民初，從第二次鴉片戰爭至抗戰前夕，上海的十里洋場曾被西方世界譽為“東方的明珠”。那裡是洋人大班，工商買辦，軍閥強人，幫會把頭積累和揮霍財富的天堂。這個天堂，完全是用千千萬萬個“苦力”（多為逃離戰亂和天災的內地流民）的血汗和生命打造起來的。 再舉兩個國外的例子。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南方，莊園主把奴隸當作可以任意買賣交換，鞭打驅使的牲口，用來開闢棉花，煙草，稻米種植園，迅速實現了財富的原始積累。他們富可敵國，甚而有能力向主張解放黑奴的北方挑起戰爭；種族隔離制度垮台前的南非，少數上層白人完全剝奪了占人口大多數的黑人的民權，通過在礦山和牧場實行制度性的殘酷而高效的剝削，建立了富裕的白人上流社會及穩定繁榮的國家經濟。 今天中國的農民工，雖然不是任由主人買賣的契約奴隸，但多數人實質上除了廉價出賣自己的體力外別無選擇。他們在城裡無屋可居，回家鄉無地可種。改革開放初期的老一代民工，如今大多年老力衰，被年輕人擠下崗位，被業主和城管踢回農村，被高速前進的經濟列車拋向路邊。除了惡劣工作條件中留下的傷殘和疾病，他們沒有家產資本，沒有學識技能，沒有尊嚴地位，沒有健康保險，沒有退休福利。回到四壁凋零的農村老家，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長大的孩子再度走向城裡，去重複自己的悲慘輪迴。 第三，政府對土地的絕對的，唯一的擁有權，使大規模經濟開發變得輕而易舉。公有制為土地開發改造帶來的巨大便利，在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西方國家是不可想象的。歐美商業中心城市，比如倫敦和紐約，一旦發展成型，就幾乎不可能再通過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拆遷改造。舉例來說，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以打擊黑手黨起家，因其在911期間的英勇表現，曾被法國總統希拉克譽為“美國的磐石”。如此一位深孚眾望，雷厲風行的鐵腕人物，在任時也只能通過掃黃打黑，改善治安，優惠稅收等手段，間接地，逐步地促使時代廣場周圍一帶由充滿色情和犯罪的危險社區，變成高樓林立，繁華安全的商務和旅遊中心。這是一個歷時十幾年的演變過程，完全由民間市場主導，各屆市政府從來不能進行直接的參與或干預。 在中國，開發商可以無視土地上居民和用戶的權益，只需買通有關官員，打通有關部門，便能以最小的代價，最低的難度和最快的手段來占有土地。所謂最小代價，包括賄賂成本和政府定價的土地成本，可以遠低於土地的真實市場價值；所謂最低難度，運用政府威力對改造區成片地徵用，比之於從分散的戶主手裡一家一家地協商購買，要容易得太多了；所謂最快手段，政府或開發商一紙拆遷公告，就可以將土地的原有住戶，商家等馬上掃地出門。不舉辦社區選民公聽，不經民選議員同意，不怕與釘子戶對簿公堂。推土機所到之處，只剩一片片瓦礫和落荒而逃的百姓的哀鳴。 第四，對資源和環境的瘋狂掠奪破壞，也是降低成本，促使經濟“繁榮”的一個有利因素。中國環境污染之嚴重，如今已是舉世皆知。為了短期經濟效益，達到體現政績的GDP指標，地方政府，尤其是相對偏遠地區的政府部門，競相敞開大門招商引資，並一再降低排污標準和環保門檻。利用當地百姓的愚昧，渙散和軟弱可欺，再買通個別學者做出“科學”評估，政府和開發商一道，可以將反對的聲浪壓到最低，並用其它藉口分割和粉碎零星的抵制。 無論哪個國家，環境污染的歷史教訓都是長久而慘痛的。六十年代，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哈德遜河上游建了一座大型化工廠，多年向河裡排放有毒的廢水廢渣。一經發現，通用電氣遭到強烈的民間抗議和巨額的政府罰款，一度面臨破產。雖經常年累月的人工清除和自然稀釋，沉積在河底的毒素已無法徹底排除。至今，紐約州環保局仍然規定，哈德遜河的某些河段人不可以游泳，魚不可以食用。 畜牧業發達的紐約上州莫哈河谷地，歷史上藉助於伊利運河，曾發展為美國著名的皮革產區。由於皮革加工處理過程中污染嚴重，招致大量抗議索賠，那裡的皮革業至今已蕩然無存了，只剩幾處供遊人緬懷的遺址。麻省波士頓近郊的Woburn小鎮，早年曾有一批兒童因兩口飲水井受污染而離奇死亡，引發二十年法律大戰，最終贏得天價賠償。這個故事1998年拍成電影《公民行動》，由約翰.屈夫塔主演。Woburn鎮的水源清污工作今天仍在繼續。 然而，發達國家人人喊打的強污染工業，卻在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國找到了重生的樂園。曾有報告驚呼，低洼的蘇北平原，化工廠林立，排泄不暢，早已變成一片污水橫流的沼澤。中國現在還成為世界產量第一的皮革加工和皮製品生產國。奪得第一頭銜的助因之一，便是政府對環境污染的寬容和無視，個別案例中甚至是有意的縱容。 第五，全民性的物質崇拜，道德淪喪，也是促使經濟奇速發展的的催化劑。民眾的心理演變至此，有種種歷史和政治上的原因。孫中山辛亥革命至今百年，中國經歷過延綿不斷的戰亂和動盪。清朝覆滅，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土改合作化，反右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直到今日之改革開放。到了文革末年時，中國人不僅物質上一貧如洗，在思想道德上也接近於真空了。孔孟之道被摒棄，倫理尊常被顛倒，宗教信仰被禁止，共產主義學說更沒人相信。於是，物質與精神都極度匱乏的民眾，對於財富的渴望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如今，崇拜，索取和炫耀財富不僅成為普遍的生活目的，也是唯一可以免於政治迫害的最安全的“信仰”。巧取豪奪，紙醉金迷，三宅六院，三妻六妾的達官貴人，不僅不受社會譴責和法律制裁，反而受到萬眾的膜拜和效法。正派老實者，因貧窮而遭人恥笑；歪門邪道者，因有錢而受人尊敬。現代文明人類所應有的是非曲直標準已經完全顛倒，全社會徹底地物質化，庸俗化了。 君不見，每年除夕夜，十幾億中國人圍在電視機前，翹首等待那個東北農村二流子出身的“大師“，用俗不可耐的低級笑話來填補人們空虛的心靈。我的家鄉，一座曾以人傑地靈為自豪的海濱大城市，只有一個門可羅雀的公共圖書館；而金碧輝煌，燈紅酒綠，藏污納垢的“洗浴中心”，卻如雨後春筍般遍布於市區的大街小巷。 說到這裡，對於軍長砸店，三鹿毒奶，陽澄毒蟹，人造雞蛋等種種駭人聽聞的故事，還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嗎？ 以上分析中，我認為，污染環境和精神墮落這兩點，最令人痛心和擔憂。污染環境等同於嫁禍子孫後代，不僅讓後代為清除前人的破壞而付出巨大代價，還會讓後代面臨更加低劣的生存條件，因為我們都清楚，污染的惡果往往是不可逆轉的。至於精神墮落這最後一點，一個不顧道德倫理，唯利是圖，瘋狂造假並無限自我膨脹的龐大國家，很有可能由 “東方的睡獅”，變成一頭企圖吞噬全世界的猛獸。 中國的“經濟奇蹟”舉世矚目，值得讚揚，海內外中國人都當引以為豪。但是，對其進行一番冷靜，全面的反思，也許才是更加必要的。 庶人 2009年聖誕節草於紐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