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米拉的伯伯刘志丹（刘米拉供照）

早期习仲勋（刘米拉供照）

刘米拉的父亲刘景范，土地革命时期。1936或1937年由美国记者拍摄。（刘米拉供照）

    中红网北京2013年9月1日电

    习仲勋叔叔是和我大伯刘志丹一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家之一。习叔叔比我大伯小10岁，他参加革命很早，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习叔叔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下一些文字，以为纪念。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习叔叔，就紧紧握着他的手

    1932年春天，习叔叔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刘志丹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干县—带，准备接应。

    兵变失败后，党组织派习叔叔到照金地区工作。他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习叔叔，就紧紧握着他的手。看到他因为两次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就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井冈山那样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为建立根据地，几年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习叔叔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坚守在照金的习叔叔等领导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

    1932年春（过旧历年期间），由于反帝同盟军内部个别人搞分裂活动，发生了三甲原事件，收缴了二支队的枪，关押了刘志丹，打死打伤二支队的多名干部，我父亲刘景范和马锡五伯伯等所有二支队干部被迫离开了部队。

    刘景范、马锡五由西安回到保安县，保安县地方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剩下少数党团员也停止了活动，不敢露面。他们只好个人干了。

    我父亲刘景范牢记我大伯刘志丹的嘱咐，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要学会军事。他回到家乡，秘密开展斗争，又重新组织游击队。他一边在家务农，一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从四个人两支枪，发展到四十多人。

    1932年秋，杜衡命令刘志丹、谢子长率游击队离开照金，并要求队伍和枪支全部带走。

    习叔叔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刘志丹汇报工作。当时习叔叔只有19岁，刘志丹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刘志丹让他多作社会凋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

    刘志丹离开照金根据地时，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习叔叔，要他和留在照金的同志一起继续扩大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除了保卫根据地，还可以给红军补充兵员。

    刘志丹对习叔叔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刘志丹坚持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他常对那些不理解的干部解释：“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按照刘志丹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习叔叔和同志们对根据定周围的民团作了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这些人知道共产党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

    习仲勋叔叔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坚守在照金的习叔叔和张秀山等领导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叔叔任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见规模。

    12月，刘景范带游击小组到豹子川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接上头，向他汇报了保安的工作情况，惠子俊让刘景范把动员好的人马集合起来，与特委派出的保安游击队（十几个人）合编，成立保安县游击大队。

    在南梁堡附近的高台子村，刘景范和刘月贞两人到南梁堡马大爷家见了习仲勋同志（习叔叔当时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向习汇报保安游击队的产生和活动情况。习叔叔高兴地说：“游击队就要在当地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有发展前途。”在马大爷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习叔叔同他们一起到梨园堡，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和弹药。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6军只有一个红二团，杜衡自己任26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原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杜衡一个也不留，让战士选举。排以上的干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本不让参加会议。最终选举当时任班长的王世泰叔叔任二团团长。经王世泰等同志的一再坚持，只留下刘志丹一人，协助王世泰工作。

    习叔叔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向他授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大印”

    1933年3月，陕西省委派金里科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建立陕甘边特委。习叔叔担任特委委员。

    1933年，杜衡不顾刘志丹、汪峰、王世泰等同志的反对，拒不执行省委领导的意见，执意要26军南下，到陕南去。

    1933年6月，26军南下终南山。没有接应部队。国民党全力围剿红军。杜衡自己根本没有过渭河，回到西安市，后被捕叛变。

    26军红二团1933年6月1日渡过渭河，到了陕南根本没有革命武装前来接应，只有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包围。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汪峰的率领下，边战边走冲破层层包围。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100余人壮烈牺牲。刘志丹决定分散撤退。

    红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有耀县游击队、渭北游击队及王泰吉领导起义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开了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张秀山、李妙斋、张邦英、习仲勋、黄子祥、陈国栋等。张秀山、秦舞山、习仲勋轮流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三支红军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红军临时指挥部。
1933年农历八月十五，刘志丹、王世泰等化妆脱险，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刘志丹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战友、同志个个激动。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更瘦了，可是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精神更抖擞。他拉着习叔叔的手问：“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刘志丹担任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习叔叔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队伍集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薛家寨失守后，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南梁地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三项重要决议：决定将陕甘红军临时指挥部改编为红26军42师；成立三路游击队；根据刘志丹提议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

    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陕甘地区第四次“围剿”。他们集中了十七路军杨子恒师的仇良明团，陕西警备旅的张延芝团和八十六师高玉亭营，庆阳谭世林民团，靖边张六民团，保安曹俊章、任道远的民团，共两三千人，进攻南梁根据地。5月初到保安县的金鼎山一带围剿红军。无恶不作。他们杀害了王兆基、王永庆、刘月贞等地下党员。到楼子沟刘志丹的老家焚烧窑洞、粮食，挖刘家祖坟，把尸骨撒落在野地。我的爷爷奶奶和子女孙子，老少十几口人，扶老携幼逃离家园。在深山中躲藏了几个月。

    当时我大伯刘志丹率部队反“围剿”。我父亲刘景范带领游击第二大队随红三团南下，参加反围剿战斗。只有家乡的老乡偷偷出来帮助这一家人。

    我父亲率部经甘泉县到鄜县道同，消灭了道同民团后带游击队返回保安。

    战斗结束，已是深秋，刘景范安排人寻找在外逃难三、四个月的老父亲及一行家眷。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叔叔派人接他们到寨子湾苏维埃所在地。安排他们先住在四合台，后又搬到高桩湾，生活由革命委员会管。这一家老小才有了安身之处。

    1934年10月间。边区军委决定以保安支队为主和安塞、庆阳支队各一部分编为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原二团南下失败，一直未恢复），刘景范任团长，政委胡彦英，团参谋王生荣，下辖三个连，共200余人。

    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陕甘边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7日3000群众参加大会。习仲勋叔叔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向习仲勋授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大印”。进行了阅兵式，参加检阅的有红二十六军和各县游击队、赤卫军共3000余人，刘志丹在阅兵式上讲了话。

    按照刘志丹的部署，习仲勋领着群众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

    1935年2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砭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被推选担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惠子俊担任西北工委主席。习叔叔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刘景范接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 ，1935年初蒋介石亲自飞到华北和西北，在太原和西安分别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要陕、甘、宁、晋四省军阀，联合“围剿”我陕甘和陕北苏区。他的嫡系部队——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已经从宋家川过了黄河，进到绥德地区。估计，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可能要出动十万左右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当时，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和二十七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3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

    1935年4月，马鸿宾的三十五师直扑陕甘边的核心荔园堡。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代转移。习仲勋叔叔调我三叔刘景儒来到南梁，让他带领红军干部家属转移到安全地方，其中除我爷爷带一家老小外，还有杨丕胜家属、刘安堂家属、刘约三家属、张明科家属等，共有四、五十人。三叔带着他们翻山越岭，进入深山老林，先后躲藏在无人的古庄子双塔沟、森林茂密的堆儿梁、苍沟马大爷的山窨子居住。几十人在马大爷的窨子中住了几个月，红军粉碎了敌人“围剿”后，一行人才回到了甘泉苏区。                            

    4月，军委主席刘景范按照刘志丹的指示攻打敌人后方，率红二团北上，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在赤安县西北的杨清川，打垮张廷芝部王义元骑兵连；在吴起镇东部的宁赛川、吴谷城歼灭反动民团200余人。接着北上靖边，在宁条梁附近的崔家涧攻克张廷祥的武器修械所，收缴了机器和一批枪支；在吴起乱石头川梁家台村夜袭了张廷芝的骑兵部队；战斗过程又开辟了定边和靖边西游击区，二团壮大到3个大连，1个骑兵排，约300余人。

    按照刘志丹的部署，习仲勋领着群众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为了群众的安全，他骑着白马，带着警卫队，转移敌人目标。他忽然向东，敌人追到东，忽然向西，敌人追向西。晃来闪去，东奔西绕，直绕得敌人眼花缭乱。这才使群众安全进入森林。

    敌人用两个旅的兵力，扑向南梁，刘景范率领红军和游击队迅疾回师南梁，狠狠咬住敌人。敌人甩开习仲勋和警卫队，又去扑刘景范。刘景范以一团的兵力，拖延三千多敌人的追击。

    二路游击支队，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又调转方向，去追击游击队。

    刘景范腾出手来，一直打到元城子，深入敌人后万，才迫使敌人，赶快撤退，去保他们自己的老巢。

    敌人在南梁停留了不到一周，就撤退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的第七次“围剿’已被粉碎、南梁立即收复。刘景范把保卫南梁的军事任务，交给了二路游击队总指挥；习仲勋把南梁的地方工作交给在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同志。

    按照刘志丹的意图，习仲勋、刘景范把陕甘的领导机关，全部搬到下寺湾。下寺湾成了陕甘边苏区的中心，边区政府住阎家湾，陕甘边特委住王家湾,军事委员会住屈沟坪，经济委员会住桥扶峪。

    北方局推行的极“左”路线，使陕甘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正当红26军、27军节节取胜的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孕育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1935年7、8月北方局派朱理治、上海中央局派聂鸿钧，先后来到延川县永坪镇。他们是带着北方局的指示，来批判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拉开错误“肃反”的序幕。

    他们一来就支持某些人搞不切实际极左的政策。在当时，山区农村主要是土地革命问题。1935年3、4月间陕甘苏区在甘泉搞过土改，搞的比较好，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牲畜、粮食，但还给地主留有一点土地，使其可以自己劳动生产食用；富农除了封建剥削的而外，其它的很少分配；中农一概不动。

    郭洪涛1935年秋天派到陕甘来的李XX、惠碧海查田工作队。在陕甘边的洛河川搞查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已经分过地了，工作队又把给地主留下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甚至把人也杀了，有的把全家送劳改队劳改。他们在划分阶级上宁左勿右，把好多中农划为富裕中农，把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划为地主，搞得人心慌慌，中农很动摇，不满意这种土地政策。查田工作队任用流氓、二流子王铁锁，让他担任查田工作队队长，抢劫百姓财产，甚至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抢劫分配了。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认为这样搞不行。当时他们新任的特委书记王生玉，这人也是个玩赌博的人，实际特委书记的工作是由习叔叔做的。游击队将王铁锁抓住，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特委会议，决定制止他们这个办法，解散了这个查田工作队，要他们向群众检讨。李XX和惠碧海坚持支持抢边区政府物资的王铁锁，说他是“赤贫户，最革命。”刘景范对惠碧海严厉地说：“你再支持他，把你也抓起来！”他们不再坚持，这样才使得陕甘根据地恢复正常。

    对错误路线的这一抵抗，郭洪涛把刘、习的制止查田的行动，说成陕甘边反对分配土地。在1935年错误“肃反”时，作为开除习仲勋、刘景范党籍的一条罪状。

    迎接长征最早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1935年8月下旬，担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刘景范接到游击队的报告，得知红25军来到陕甘边区附近，刘景范（陕甘边军委主席）、习仲勋（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向西北军委汇报。刘志丹指示，马上去迎接二十五军，并亲自写欢迎词。刘景范、习仲勋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到永宁山来路去找红25军。刘景范在陕甘边赤安县的鹞子川见到徐海东、程子华。我父亲刘景范和习叔叔热情地把他们迎接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区，桥扶峪、高桥等地休整。发动群众，为二十五军送鞋（他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陕北天气寒冷），准备吃的慰劳红25军全体官兵，并召开了群众欢迎大会。9月14日送他们进入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西北工委所在地），二十五军休整两天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

    会师的当天，就宣布成立了非法的所谓“中央代表团”；非法的“陕甘晋省委”。取消26军、27军番号，成立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免去刘志丹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聂红钧接任。“中央代表团”让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把所有轻、重机枪全部交给25军。
劳山战役开始，从战役的策划，地形的调查，部队的部署都是刘志丹具体安排的。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战争非常惨烈，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战士异常英勇，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消灭了110师，击毙师长何立中。

    战役开始前，调刘景范到前线，负责调动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并调配人员救治伤员、保证粮食供给、民夫调配等。

    中央红军的到来，解救了再次伸向陕北的“肃反”黑手

    就在战争节节取胜，苏区不断扩大的时候，“肃反”的黑手已经伸向了这些革命志士。

    劳山战役前在后方就将原西北工委的张秀山，张文华，蔡子伟和原西北军委的张庆孚，朱子修等已经逮捕入狱。

    劳山战役后，陆续逮捕原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先抓刘志丹、高岗，后抓刘景范、习仲勋，以及原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原八十七师师长杨琪。

    他们怕群众认出这些被关押的红军干部，都被戴上黑色高筒帽子，罩住头，只留两只眼睛，押到瓦窑堡关押人的院子里。一个窑洞里十几个人，五花大绑，每个人只有一尺多宽的地方，用砖砌成一个个的长条。这个院子押的都是“大反革命”，团级以上或是特委干部，关押了七、八十人。就是这些“高干”，每个人都受过酷刑，每天都被拷打用刑。这里的刑罚非常残酷，吊打、毒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烙铁烫屁股等等酷刑无奇不有。甚至连埋人的深坑也在临时监狱的后院挖好了。陕甘边区的团、营甚至到连级的干部个个要抓。陕甘边区军委会的干部就地被杀了十二个人。每天晚上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据统计，肃反期间被杀害的革命志士有200多人。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二十六军的团、营级干部甚至连级干部都被抓起来。

    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在这么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能够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广大陕甘、陕北的真正革命干部的坚强党性、坚强意志、顾全大局的觉悟，以革命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革命精神做保障，才保存了这块根据地。大家都知道的，抓捕刘志丹的信送到刘志丹手中，刘志丹自动就捕；刘志丹被捕后，杨森、杨琪、刘景范、习仲勋等等，他们知道有一天抓他们，他们不反，也不跑。他们说：志丹在里面，咱们也去。张秀山同志，在严刑拷打下，他不为自己求情，只为二十六军求情。这一切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相残杀，这块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没有了，他们是用性命来保存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到了陕北吴旗镇，才知道“肃反”的情况，马上制止了乱捕乱杀。11月12月被捕干部陆续释放。

    1935年底，被释放的干部先后分配了工作，但所有的人还戴着“右倾”的帽子，被降级使用。当时中央不了解西北干部的情况，他们只知道在台上的郭洪涛。干部的任用，除了中央调配的以外，大部分都由郭洪涛安排。

    习叔叔释放后在党校工作，后分配到环县任书记。

    刘志丹与习叔叔握手告别，后来他牺牲在红军东征的前线

    习叔叔最后见到刘志丹是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在从安定回瓦窑堡途中碰到了习叔叔。刘志丹和宋任穷同志都跳下马来，同习叔叔紧紧握手。刘志丹语重心长地对习叔叔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习叔叔和刘志丹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刘志丹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牺牲在黄河以东，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习叔叔在关中特委工作，守住边区政府的南大门。后调到绥德地委工作。我父亲一直在边区政府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习叔叔担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我父亲刘景范担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习叔叔任西北局书记，我父亲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习仲勋叔叔和我父亲刘景范他们都是在刘志丹率领下，不惜流血牺牲创建这块根据地，忍辱负重用生命保护这片根据地战友。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志士，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