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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1959 年3月1日，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召集13位省委书记，讨论进一步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合理解决农村所有制分配问题，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拟了一个整顿人民公社的方案，总结为十四句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但是高层领导屡教不改，迫使毛泽东亲自向全国六级干部写公开信。

参会人员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国家计委副主任谭震林、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新乡地委耿起昌、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上述官员需要为大跃进浮夸风承担责任。

1960年11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因渎职罪被依法逮捕，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省委书记中除李井泉外，其他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蜜蜂）。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彭真、江渭清、江华、陶铸、 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吴芝圃、李井泉、舒同、张仲良等责任人被打倒审查。（以上转贴来自万维博客，文革期间群众揭露控述他们的罪行许多是欺上瞒下、虚报浮夸、打击瞒产私分、过度强迫搜刮农民。阻止人民逃荒等，人为制造灾难造成大饥荒饿死人——蜜蜂）
还查了一下维基百科“赵紫阳”，发现第二次郑州会议竟然是从赵紫阳的报告引起的：
大跃进时期的全国冒进：
 
从1953年开始，广东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大力兴修水利，开展农业技术改革，促进粮食增产，1955年秋收，潮安县县委称潮安县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丰产县。（看见没有，广东省委书记是陶铸，省委书记处书记是赵紫阳，当年第一个粮食产量虚报浮夸县出在广东——蜜蜂）上海市委柯庆施最早提出亩产万斤的报告，毛泽东将信将疑，柯庆施、还找来钱学森和一些假证据欺骗毛泽东，胆大妄为。

在1958年中央粮食征购指标提高的背景下，陶铸坚信当年粮食大丰收，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陶铸于1959年1月中旬到东莞调研后得出的结论为，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

另外一个重要资料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8.html说：

.......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报告还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粮食就是这样法办出来的——蜜蜂）

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

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什么经验？就是强迫搜刮农民的粮食，忽悠毛泽东，毛信以为真还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这个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抢光农民手中的救命粮。灾难接着就发生了！后来的杭州会议上中央所有地方官和国务院把大饥荒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蜜蜂）、

毛泽东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可见他对这个报告之重视。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终于有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为什么会发生瞒产私分的现象，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要追根究底地弄个明白。

这才有了南下郑州会议，会议之后毛泽东认识到：农村中是有瞒产私分的情况，但并不多。当时主要是缺粮而不是瞒产私分。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

但是，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杭州会议最重要的目标是反冒进，毛泽东已经在改正冒进的政策。但是冒进是一种党内的思潮，起来之后不是那么容易平息。所以，大饥荒的出现和饿死人的灾难，人为的错误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造成的——蜜蜂）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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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4-10-01 13:26:07 

 从二月二十二日发通知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到 1959 年3月1日坚决支持瞒产私分， 不怕一个人做右派， 不怕开除党籍， 重上井冈山。。， 赵紫阳确实想忽悠毛泽东， 但毛泽东并没有上当。 59年末河南信阳的饥荒制造者们是“顶风作案”， 扣押了3月份郑州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内容， 而拿2月22日的批示当令箭，假传圣旨抢夺农民粮食充当浮夸成果。

这是为啥吴芝圃文革时被“迫害”致死的原因， 文革中检讨可以说声泪俱下， 但是59年后半年到60年这一段时间里，假传圣旨继续”浮夸““共产”的不只是吴芝圃一个， 而是一批人，因为他们有后台支持， 少奇与小平。 毛泽东这个时期一厢情愿傻乎乎地以为郑州会议发脾气，官僚体系让步检讨就万事大吉，老毛害怕少奇检讨以后没有威信，推举少奇当国家主席， 惹来彭德怀赏罚不明的一通乱骂，不听主席劝告而私自串联换了一顶反党帽子。

老毛没有想到人家用白区工作经验对付他， 还以为是“工作失误，急功近利”的技术性错误。 少奇小平要分田，浮夸共产的目的不是进入共产主义， 而是败坏共产主义的名声， 少奇浮夸共产的同时就吩咐海南的心腹搞分田了。 如此判断失误， 焉能不败？

补充一点东西， 59年的时候旱涝灾害就很普遍了， 但是， 集体力量强大抗旱防洪都很成功，虽然减产并不严重。 但是，分田以后各家各户基本失去对抗天灾的能力， 关于这一点， 可以在曾希圣的检讨中看到，当然，平反之后又不认罪了， 把分田导致的减产归罪于公社。

 这段历史被歪曲的不成样子， 如果没有互联网， 后人可能就认为那是历史了。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4-10-01 21:36:54 

 香椿树1，

蜜蜂早就评论过“大饥荒是一次中共执政的整体错误造成的，”毛泽东的冒进政策在先，陈云跟他讨论指出冒进错误，但是毛泽东没有理会。当缺粮情况出现后，毛已经在纠正冒进错误，但是赵紫阳的报告误导毛泽东。

这一群开会的13位省委书记，通通都有冒进浮夸和无视线农民利益的问题。过后是不是有所改变呢？赵紫阳后来成为“要吃粮找紫阳”好像从来没有人提他忽悠毛泽东的事？

呵呵！ 

 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4-10-01 21:42:52 

 蜜蜂你好，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虽然强迫官僚同意了三级核算反对浮夸共产，但是，五风并没有被制止， 连会上同意的三级核算都没有被落实。 所以1960年1月又补发紧急通知。官员有恃无恐，对毛泽东的抵制出奇的坚决。 

 作者：香椿树1  留言时间：2014-10-01 21:50:06 

 事实上毛一直很清醒， 我以前认为毛泽东没有农业知识所以相信了亩产万斤， 实际并非如此。 毛泽东出行用火车很有特色， 是调研的重要手段。 比如说赵紫阳欺骗毛泽东，最初毛泽东上当了，但是，火车出行几天毛泽东就了解到了真相， 所已，郑州会议上不论官僚如何异口同声，信誓旦旦， 但是毛泽东毫不退让。
问题是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刘邓浮夸的真争目的， 还以为只要认识到错了就可解决问题了。 事实正好相反， 所有官僚离开火车照样会去搞浮夸共产， 不死人不收手。 就如同高铁一样， 不死人雷电就不停， 因为他们需要舆论转向， 必须靠血来实现。 

 作者：花蜜蜂  留言时间：2014-12-01 18:06:23 

 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却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

“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依照这种虛假報道制定的国家徵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于填補差額，直接加重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矛盾，成为了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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