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邓朴方写完绝命书后，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这一摔，改变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当年那段梦魇般的往事时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本文摘自2010年第19期《福建党史月刊》，作者余玮，原题为《邓朴方：为中国残疾人的世界撑起一片天》。

2013年3月2日，邓朴方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预备会议

“邓朴方”这3个字，和中国的残疾人事业紧紧相系。邓朴方无疑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名门之后。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但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特权。高位截瘫的他不屈从于命运，拖着病残之躯为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而奔走呼号。他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却曾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有人说，他个人的大不幸，因此成为中国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之大幸。

这位中国残疾人事业开拓者坦承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父亲邓小平的背景。“我不能说我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没有父亲这个背景。起码一点，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这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当时我做残疾人工作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不要依靠父亲，要依靠自己来做事情。”邓朴方坦言：“我要请老爷子题词，他当然会，这是善事嘛，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有点别扭，就是不想，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私心。”

未名湖畔的悲剧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

在北京市第十三中学读书时，很少有同学知道他是总书记的长子。邓朴方和其他中学生一样，显得极为平常，他经常留个小平头，穿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大褂，骑一辆自行车。如果不是他成绩出众、人缘又好的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发展核武器、走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中共决策层的共识。和当时的一些有志青年一样，邓朴方也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邓朴方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大学里，邓朴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勤奋学习，认真钻研，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他兴趣极广，经常与同学们一起纵谈天下事。然而，就在他期待毕业后献身于祖国原子能事业之时，中国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劫难猝不及防地爆发了。

1966年6月1日，已经是大学四年级的邓朴方和同学们结束了在大渡河畔峨县的“四清”工作，告别山乡和汉彝两族的乡亲们，乘火车返回北京。车厢里欢声笑语，大家回味着几个月的农村生活。突然，广播里播出《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得邓朴方和他的同学们热血沸腾。

回到学校，邓朴方和其他对政治很积极的同学一样，立即投身“文革”洪流，而且被选为系里的文革小组副组长。

随着这场“大革命”的愈演愈烈，邓朴方感到了困惑，就在他苦苦地思考着的时候，“四人帮”的魔掌悄悄地向他和他的家庭伸了过来。

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被批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家子女就此卷入政治风暴的漩涡中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在揭发邓小平“罪行”时，邓朴方在苦闷中不知不觉喝上了酒，并能一口气喝上半瓶白酒。一次，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同窗好友，一同散步到颐和园的后湖。坐在山腰的树林里，喝了一通酒后，邓朴方直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这么多人，毛主席这么搞，必定要骑虎难下。”“林彪、江青这样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一定要垮台。也许要有很长的时间，国家怎么能经得起他们这样闹！”

邓朴方吐出的这番酒后真言，被北大的造反派聂元梓一伙所掌握。此时正值1968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邓朴方的言论列为重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聂元梓一伙的重点专案追查。于是，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他们把邓朴方秘密押在北大东门外那座灰色的大楼里，企图诱胁他说出更多类似酒后真言的言论，并把这些言论强加到邓小平、卓琳和其他老革命家身上，以便加重对邓小平等人的迫害。为达到罪恶目的，聂元梓等人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使邓朴方无法吃，无法睡，无法坐，无法立。长达四五个月的监禁，邓朴方坚贞不屈，使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竟残忍地把邓朴方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

无法忍受的邓朴方，只能以死抗争。1968年5月，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的事，这些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曾这样回忆：“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做手术，后来就被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是一种心死都不会感到痛苦的状态。”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这时，有一个人让邓朴方终生难忘，他是北大工宣队的王凤梧师傅，他一直帮助朴方，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后来，在被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的日子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他，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世间最珍贵的温暖。

父亲特别的爱

1969年，林彪发布了著名的“一号命令”，并假借中苏局势紧张为名，宣布在首都北京实行“战备疏散”，命令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遣送到河南、江西等地。当时，邓家只剩下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3位老人。他们在接到命令后丝毫不敢怠慢，在稍事收拾之后便于10月20日飞抵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被下放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时，邓朴方在清河救济院过着艰难而孤独的生活。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深的父爱。邓朴方记得，见面时，“老爷子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党籍也开除了，又没有职业，别人都分配工作了，有工资，我也没有工资，拿中办发的生活费，还有老爷子工资里扣除的生活费，等于是一个无业的人了”。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为他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厂里知道了这个情况，特意派了一位身体好、思想也好的中年妇女缪发香来专门护理邓朴方，这才使邓小平稍稍轻松了一些。

体力上轻松了，思想上却怎么也松不下来。看到躺在床上的儿子，邓小平总在想，本应加入科技人才行列的青年却躺在这里一事无成，他的路还很漫长，该怎么走呢？要让儿子坚定地活下去就应当让他感到充实。从来很少求人的邓小平为了儿子向工人师傅求助了。

一天上午，邓小平试着对所在修理车间负责人陶端缙说：“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端缙很诧异，邓小平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呢？莫非他不想当钳工了。但他搜肠刮肚地想，厂里也没有电机方面的活，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这儿没有。”

“那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或者收音机方面的的事情可干干？”邓小平又问。陶端缙更奇怪了，老邓怎么了，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么多问题啊！他问道：“老邓，您打听这些干什么？”

邓小平如实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看着邓小平那双充满父爱的眼睛，陶端缙又是同情，又是着急，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看到陶端缙着急，邓小平也有些歉疚。但是，对儿子的关心使他忍不住又问：“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让他修理一下。”　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了”，又干起钳工活来。

适合儿子的活儿没找到，但邓朴方的事却挂在了工人的心中。工人们为邓朴方翻砂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

邓朴方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时父亲母亲还想让我做点什么事，我也想找到什么事做做，让我在工厂当修理工，修理收音机什么的。结果江西那些工人都穷，父母到处搜集，没找到，家家都没有收音机。后来想做个什么东西，就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家里书多，从家里走时就把书背出来了，一个礼拜能看这么一摞书吧，那时候看书看得比较多。”